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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双城记
1990年北京亚运会,10岁的我读小学5年级,为亚运捐了钱,还站了街,而且像我的父母一样,兴高采烈、心甘情愿。尽管我离北京非常遥远。
2010年广州亚运会,30岁的我工作了9年,没为亚运捐钱,也没站街,对亚运的兴致也趋于平静。尽管我已被贴上“广州人”标签多年。
1990年荒凉的北京亚运村现在已被收纳在四环以内,2010年的广州亚运城,则在描绘着若干年后广州的另一个城市中心画卷。
20年,两座城,两届亚运会,我是个普通、真实的经历者。我从一个小孩变成了一个而立的成年人,中国也从落后的经济体变成了世界老二。从20年前的全民狂热到20年后的坦然平静,这背后既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的浓缩,更是民众心智的开放与包容的集中体现。
就像两届亚运亲历者、广州市形象大使尹捷说的那样:“在普通老百姓这个层面,北京和广州两届很不一样:在20年前,你愿不愿意做亚运,是由组织选择的;但20年后的广州,是组织去发动你,但最终你是否愿意投入,还是取决于你自己。”
相比20年间的经济成就,这更珍贵。
二十年,两场亚运,三位女士
1990年,北京广播学院女生尹婕是北京亚运的社会服务人员,此时26岁的关渭贞正夺得了北京亚运羽毛球比赛的女双金牌;比她们更年长的,接近40岁的黄宽柔,是北京亚运的开幕式的主创组主要编导之一。如今这三位巾帼之花,再一次参加亚运会,回首各自的亚运人生,双城岁月,她们的所见、所思、所做、所变,就如同中国一代人的20年,可谓天翻地覆。
10月25日晚,距广州亚运开幕还有18天,晚风微凉。刚从亚运城工作中赶回家的尹捷,穿着白色的针织衫,走到住宅附近的珠江边。
尹捷在这一带住了十年。这里曾经有一家小学,一道引桥,一些民房,一座码头。半年前,因为迎接亚运,小学、引桥和民房都被拆除,江边修起了绿化广场。这晚,看着新装的豪华街灯,熙攘的游人,老街坊尹捷也不由得惊讶了—“变得真快。真想不到。”这位广州市形象大使对《南都周刊》记者感慨道。
感慨的不单是尹捷,改变的不单是广州。从1990年到2010年,亚运在中国由北至南,改变了当初的北京,也改变着如今的广州。像尹捷这样,曾经在北京和广州生活,并参加两地亚运的广州人,“Asian games”在他们人生历程里,也抹下了浓重的笔墨。
1990年,当尹捷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女学生,为北京亚运服务的时候,26岁的关渭贞正处于羽毛球竞技事业的顶峰期,夺得了北京亚运羽毛球比赛的女双金牌;比她们更年长的,接近40岁的黄宽柔,作为北京亚运的开幕式的总编导之一,成就了那场一代人历历在目的《相聚在北京》。
如今这三位巾帼之花,再一次参加亚运会,已有了不同的新职业——主持 新闻发言人,体委官员 亚组委成员,大学教师 场馆展示经理。回首各自的亚运人生,双城岁月,她们的所见、所思、所做、所变,就如同中国一代人的20年,可谓天翻地覆。
80年代,京穗青葱
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尹捷都在学生生涯里度过。上北京读大学前,她住在广州东山父母单位的宿舍楼,放学回家烧蜂窝煤帮做饭,没事就打打乒乓球,在池塘边玩。“那时的女孩子,想法比较单一。同学写作文,都是‘走过校园,朗朗的读书声,勤奋学习,老师辛苦栽培我们……’那样的模式。但我不想这样。我会写学校里的荷花塘,然后描绘一个老师的身影,然后我和他的身影对话。”
和所有在那个年代长大的广州少女一样,尹捷会骑着自行车到西关与河南“兜风”,到了夜晚,则是“集体”到别人家看电视。当时,广州个别有条件的人家开始购置彩电。尹捷和其他孩子一样结伴看电视,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排球女将》—当时的中国女排无论在北京还是广州、从官方到民间都备受推崇。
建设中华,为国争光,社会涌动着这样的热情。在1980年代,优秀的运动员是社会上风行的偶像。比尹捷大五年的关渭贞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1980年代以前)人们的出路没现在多,当运动员是比较好的选择。我曾经早上6点就要去训练,在体校还要每天用桶打水洗澡,喂猪,出早操。”这个如今任职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的前世界冠军说:“当时还听说郊外有土匪,女孩子挺害怕,我还到处打听。”
关渭贞出生在广州的沙河地区,并曾到瘦狗岭的市中心体校驻练。过去,这些邻近天河的地区都属广州的市郊,如今已是广州的中心。不过关渭贞并没有亲历天河城市化的巨变:1980年代初,她上调到国家队,从此开始了以北京为中心,并飞赴世界各地比赛的生活。
在北京集训,生活比广州要好出不少。关渭贞还记得当时的黄瓜是15元一斤,还得过节才能买到。她也分配到中南海标准的伙食,出国用外币购买当时国内稀缺的电器。在1980年代连续获得多个世界冠军头衔的关,为了保持顶尖水平,不但要长年坚持枯燥的训练,还要训练自己的意志。“输了会很沮丧,但必须赶快振作起来。像我们做运动员的,目标非常真实,具体。很多人花了整个青春都上不去,而我逐渐有了国家荣誉感,也明白,我必须要拿冠军。”
对于尹捷来说,初到北京的印象则是略显枯燥。1987年,她考上北京广播学院:“当时的广州,生活更便利,观念更开放,很多东西都不需要用票了。但在北京,粮票、糖票,连买擦手纸都得用票。而且一个月你只能买一卷纸。”
不过,北京以及浓厚的文化氛围同样吸引了尹捷。由于交通非常不便,她有时要呼朋唤伴,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话剧,通宵走路回学校。作为一个当时少有的、愿意到北方读书的广州人,尹捷在饭桌上也有斩获:“市场里几乎没有南方的食材。不过,那时北方人都不吃鱼头,卖一块钱五个,在我眼中变成宝,我经常买回去煮汤。”
1980年代的北京,是一片片特色浓厚的老城区,到处都是胡同和四合院,除了长安街一带便没有多少条大路。直到亚运之前,亚运村开建,北京才真正迎来一次新建筑的建设潮。“那时侯,坐公车经过新建中的亚运村,车上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就会互相开聊起来,说房子怎么漂亮啊,住在那里的人多么有钱啊,而那些外地来北京的人都得去观光。”
90亚运,全民热情
身材瘦小的黄宽柔出生于1950年,钻研团体操30多年。直到现在,她仍然是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广场体育艺术研究方向的博导。
整个1980年代,为了读研和团体操工作,黄宽柔反复来回于北京和广州,而她的生活轨迹就在学校和运动场之间。那段时间,中国举行各种大型运动会,开幕式基本都采用广场团体操的形式进行,“整齐划一,气势恢弘。”地方政府也开始通过运动会推进城市化:六运会前后,新的大型建筑开始在老广州的东翼、天河地区出现,这也成为了日后广州新中心的雏形。
多位被访者都记得,1990年北京的整个氛围,就是努力想证明:中国有搞国际运动会的能力,而且国民没有任何异议,全都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四合院纷纷“被白色的装饰物包了起来”,而北京的亚运村和各大场馆则是花团锦簇,彩旗和气球飘扬。城内还流传着这样的段子:人们可以因为“亚运年”而自觉不吵架。
重中之重的是开幕式。黄宽柔所在的开幕式团体操创编团队,用了两年半去筹备,这是她经历过的最长的筹备期—其间经过多次方案汇报以及层层把关的审核。“比如上级需要你要在表演中加龙,那是咱们国家的典型图腾;作为一个表演作品又不能重复出现太多龙啊,所以大家都要绞尽脑汁去解决。”
服务亚运的社会动员也进入了各个高校。捐款支持亚运的程序在全国展开,而大批的北京学生在逐级的安排下,被分配到不同的岗位为亚运服务。当时还没有“志愿者”的说法,也没有事先的培训,学校选人、动员了十天八天,尹捷就被送到了中央电视台新落成的梅地亚中心,协助对外新闻发布的工作。她要给外籍记者发一些稿件的翻译件,但只能通过某个特定的窗口交接。“我连自己做得好不好都没法判断,”尹捷回忆道,“但大家都有热情。当时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这次咱们真的与国际接轨了。”
前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主任马国力对记者回忆说,对于组织者来说,北京亚运会当时遇到的实际困难并不少。“那时候中国经济很差,政治上也处在低谷,很多筹备工作,到了临近一两天才做好,连梅地亚中心也得靠日元贷款来建。我还记得,当时的足球比赛直播,是文艺部导演来做的,为什么?因为缺乏设备,缺乏经验。”
对于关渭贞等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来说,这一年是辛劳而幸福的。在北京亚运赛场,一个又一个方阵的啦啦队进入比赛场馆,在统一组织下为中国选手呐喊助威。“那时候队长很振奋,跟我们说,‘看!有强大的后援在这里啊。’于是,那些明明救不了的球,咬咬牙也可以扭转乾坤。”动力之下,压力同样巨大—在羽毛球女双决赛对阵韩国队时,教练紧张到要到场外吃有关心脏健康的药物;赢下来以后,羽毛球队的师徒们抱在一起,开怀痛哭。
直到今天,很多经历过1990年北京亚运的人,仍能记得开幕式上最后被气球吹起的盼盼;很多人还珍藏着与它有关的徽章;许海峰点燃主火炬的场景成为了永恒的瞬间;那一年,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以压倒性姿态获得了第一。
弹指20年
北京亚运会后,尹捷所在的学校发生了点风波:有老师因为被调查出截留了亚运学生工作者的报酬,而被革职处分。不过,对于将毕业的尹捷来说,北京亚运给了她职业起点的第一个作用力:尹回到广州,在广州电视台面试其间,她特意把北京的亚运经历写到简历上,并顺利被录取;如今,她已经成为了本地人中家喻户晓的名主持,还是一个外语频道的总监。
“当我毕业回来广州工作,特别是1994年之后,过去那种铁板一块的舆论环境就开始变得多元化了。谢非书记(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鼓励我们舆论监督,媒体间互相学习。”尹捷爱用“生逢亚运”来形容自己的际遇。2004年,已被选拔为广州形象代言人的她,成为了广州申亚的陈述人。举行申亚陈述大会的花园酒店,就位于她小时候住地的附近—跟过去相比,这里已经从可以放羊的郊区,变成了广州最豪华的地带。广州申办亚运没有遇到太多困难,至今她回想起来陈述的场面,不但有当时演讲的情形,还有“满屋的鲜花,还有鲜花混合在空气的香气”。
这些年间,广州举行了九运会,一批新建筑、新道路又在广州的东面兴建,天河地区逐渐成为了广州最繁华的地带。运动会不断,编导过北京亚运开幕式表演的黄宽柔,也从北京回到了广州,一边做高校教师,一边继续研究团体操的创作和教研。曾经在六运会开幕式上实现中国第一次夜间开幕式表演的她,在九运会上,又把运动员进场仪式的时间,大刀阔斧地减为帆船巡游的十来分钟。
不过,开幕式潮流在中国也在变化:自北京亚运以后,文艺机构逐渐主导了各种运动会的开幕式设计,过去属于体育部门主导的团体操的成分,在表演中也越来越少,“过去都是方方正正的,现在是一堆人跑来跑去。”如今,黄宽柔的电脑里还有一张跟张艺谋的合照—她回到北京,参加了与奥运开幕式表演相关设计的研讨会。在九运会以后,她对开幕式的设计热情依然不减,多个体育大会前都去申请、投标,其中包括了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亚运会。
逐渐淡出运动会大舞台的,是关渭贞。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混双决赛,在当值裁判备受争议的判罚之下,关渭贞和她的拍档失去了金牌。在巨大的遗憾里,28岁的关渭贞离开了竞技场,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广州。在时任政协主席杨资元的推荐下,她成为了广州最年轻的体育官员,开始了广州市体委的工作。她一度到过美国,并获得了绿卡,但短短两个月后,又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我觉得,我的根还是在广州。无论社会认同,还是事业前景,都在这里。”她对记者说。
与黄宽柔一直在高校里做研究不同,关渭贞到了大学读研,在三年级的时候组建了广州市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并担任主任。在中国羽毛球协会和市政府的支持下,广州市体委承办了6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关渭贞希望能办成像全英锦标赛那样的品牌赛事,可惜高层只给了她五年时间。“我希望广州的中国公开赛能够这样:它的奖金不是最高的,但是历史是最悠久的,运动员最认可的一个赛事。”
如今,关渭贞的投入在广州没有白费。十年以来,羽毛球在广州成为了最流行的全民运动之一,拥有了十个羽毛球世界冠军,三百万羽毛球人口,还有一千六百多块羽毛球场地。已经牵头建立起羽毛球管理中心,并在广州多年大规模推广羽毛球运动。作为体育行政系统队伍的业余队员,她时不时还会上场打上两拍:“我希望让羽毛球在广州扎根成文化,时尚。羽毛球本身很灵活,很开放,很包容,这不像广州吗?”
新亚运,新起点
10月25日下午,关渭贞走上市体育局的天台,为本刊拍照。远方是装饰一新的亚运体育场馆,空气一洗往日的灰霾,天色湛蓝。她上一次走上来,还是因为奥运火炬在广州传递,她可以看到不计其数的市民,在街头上聚集,庆祝,呐喊,狂欢。几天之后,亚运的火炬也将传送到这里,亚运在跨越20年,跨越南北以后,终于回到了中国。
现在的关渭贞是广州亚运羽毛球场馆主任。谈到过去羽毛球比赛岁月,她告诉记者,当初的羽毛球国家队的科研水平、情报分析和身体素质训练等各方面的人员配置,跟如今的中国羽毛球队都不可同日而语。
有报道指出,连续多届亚运会,中国都名列金牌奖牌榜前列。对于中国的运动员来说,昔日在北京亚运上强调的金牌,到了广州亚运,已转为了练兵和锻炼新人。
亚运结束后,关渭贞想去学英文。过去在北京训练,到处出国的时候,她的英语口语很不错,但回到了广州,她发现本地人并没有如北京人那样学外语的热情。“奥运会时,出租车司机、家庭妇女都很自觉地去学了,广州呢,则是要倡导、倡导、再倡导。”
从年初开始,身兼亚组委庆典服务部副部长工作的关渭贞,就在为即将举行的广州亚运忙碌。从主持礼仪庆典,到火炬运行团队的传递,她关于亚运的工作范畴也在不断地变化。在去年,她还可以像北京、广州的市民一样,打打球,爬爬山,甚至她还会专心地学油画。不过今年她要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放弃掉。“参加亚运是一种荣誉。我曾经是一个当运动员的人,奋斗都是由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去努力的。我现在还是有运动员时那种不容易打垮的斗志。” 她对记者说。
对工作同样热情不减的黄宽柔,也逐渐接受了新的亚运角色。在如平地上冒起的广州大学城,她带着大学生志愿者做场馆的体育展示工作—播报、赛时声音效果、LED电子屏、啦啦队、颁奖仪式的音乐。跟过去的开幕式表演相比,这工作的目标从“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变成了“不能出错”,不过她仍然有很多想法想跟组织方商议,譬如:是否能在比赛现场,适当地做些更人性化的创意?是否可以给运动员做一些类似放生日歌的事情?”
曾经与老北京人对亚运村啧啧称奇的尹捷,这个当年为境外记者传递赛事消息的女孩,已经变成了广州亚运城的新闻发言人。在10月的第三周,她一路守在亚运城,当台风“鲇鱼”威胁广东的时候,她更是24小时寸步不离。
在珠江边,说到广州的民间,尹捷特别提到一个广州的老者,在小区里弄了个巴掌大的墙报栏,默默地写上各种关于亚运的英文信息。这跟她当年在北京看到过的市民,同出一辙。20年前的北京亚运,不但北京市民,乃至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热情与荣誉感都被亚运会激发出来,许多人都记得那句当年为亚运加油的流行句:“今天你捐了没有”。
如今广州亚运给予市民的感受更加斑驳多姿。“在普通老百姓这个层面,我觉得北京和广州两届很不一样。在20年前,你愿不愿意做亚运,是由组织选择的;但20年后的广州,是组织去发动你,但最终你是否愿意投入,还是取决于你自己。”尹捷说,“过去北京亚运的时候,大家接触的信息比较单一,对事情的判断也是铁板一块;现在,广州的公民社会慢慢成熟了,人们已经习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看法,广州的可爱之处,也在这里。”
在看到很多年轻的志愿者为工作项目自行命名,自行创造之后,她作了一个小小的决定—为了摆脱刻板一块,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她会尝试把志愿者的手巾布(亚运志愿彩)置到头发,或者西服的前襟,作为自己设计的装饰。
1990年北京亚运会,10岁的我读小学5年级,为亚运捐了钱,还站了街,而且像我的父母一样,兴高采烈、心甘情愿。尽管我离北京非常遥远。
2010年广州亚运会,30岁的我工作了9年,没为亚运捐钱,也没站街,对亚运的兴致也趋于平静。尽管我已被贴上“广州人”标签多年。
1990年荒凉的北京亚运村现在已被收纳在四环以内,2010年的广州亚运城,则在描绘着若干年后广州的另一个城市中心画卷。
20年,两座城,两届亚运会,我是个普通、真实的经历者。我从一个小孩变成了一个而立的成年人,中国也从落后的经济体变成了世界老二。从20年前的全民狂热到20年后的坦然平静,这背后既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的浓缩,更是民众心智的开放与包容的集中体现。
就像两届亚运亲历者、广州市形象大使尹捷说的那样:“在普通老百姓这个层面,北京和广州两届很不一样:在20年前,你愿不愿意做亚运,是由组织选择的;但20年后的广州,是组织去发动你,但最终你是否愿意投入,还是取决于你自己。”
相比20年间的经济成就,这更珍贵。
二十年,两场亚运,三位女士
1990年,北京广播学院女生尹婕是北京亚运的社会服务人员,此时26岁的关渭贞正夺得了北京亚运羽毛球比赛的女双金牌;比她们更年长的,接近40岁的黄宽柔,是北京亚运的开幕式的主创组主要编导之一。如今这三位巾帼之花,再一次参加亚运会,回首各自的亚运人生,双城岁月,她们的所见、所思、所做、所变,就如同中国一代人的20年,可谓天翻地覆。
10月25日晚,距广州亚运开幕还有18天,晚风微凉。刚从亚运城工作中赶回家的尹捷,穿着白色的针织衫,走到住宅附近的珠江边。
尹捷在这一带住了十年。这里曾经有一家小学,一道引桥,一些民房,一座码头。半年前,因为迎接亚运,小学、引桥和民房都被拆除,江边修起了绿化广场。这晚,看着新装的豪华街灯,熙攘的游人,老街坊尹捷也不由得惊讶了—“变得真快。真想不到。”这位广州市形象大使对《南都周刊》记者感慨道。
感慨的不单是尹捷,改变的不单是广州。从1990年到2010年,亚运在中国由北至南,改变了当初的北京,也改变着如今的广州。像尹捷这样,曾经在北京和广州生活,并参加两地亚运的广州人,“Asian games”在他们人生历程里,也抹下了浓重的笔墨。
1990年,当尹捷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女学生,为北京亚运服务的时候,26岁的关渭贞正处于羽毛球竞技事业的顶峰期,夺得了北京亚运羽毛球比赛的女双金牌;比她们更年长的,接近40岁的黄宽柔,作为北京亚运的开幕式的总编导之一,成就了那场一代人历历在目的《相聚在北京》。
如今这三位巾帼之花,再一次参加亚运会,已有了不同的新职业——主持 新闻发言人,体委官员 亚组委成员,大学教师 场馆展示经理。回首各自的亚运人生,双城岁月,她们的所见、所思、所做、所变,就如同中国一代人的20年,可谓天翻地覆。
80年代,京穗青葱
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尹捷都在学生生涯里度过。上北京读大学前,她住在广州东山父母单位的宿舍楼,放学回家烧蜂窝煤帮做饭,没事就打打乒乓球,在池塘边玩。“那时的女孩子,想法比较单一。同学写作文,都是‘走过校园,朗朗的读书声,勤奋学习,老师辛苦栽培我们……’那样的模式。但我不想这样。我会写学校里的荷花塘,然后描绘一个老师的身影,然后我和他的身影对话。”
和所有在那个年代长大的广州少女一样,尹捷会骑着自行车到西关与河南“兜风”,到了夜晚,则是“集体”到别人家看电视。当时,广州个别有条件的人家开始购置彩电。尹捷和其他孩子一样结伴看电视,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排球女将》—当时的中国女排无论在北京还是广州、从官方到民间都备受推崇。
建设中华,为国争光,社会涌动着这样的热情。在1980年代,优秀的运动员是社会上风行的偶像。比尹捷大五年的关渭贞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1980年代以前)人们的出路没现在多,当运动员是比较好的选择。我曾经早上6点就要去训练,在体校还要每天用桶打水洗澡,喂猪,出早操。”这个如今任职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的前世界冠军说:“当时还听说郊外有土匪,女孩子挺害怕,我还到处打听。”
关渭贞出生在广州的沙河地区,并曾到瘦狗岭的市中心体校驻练。过去,这些邻近天河的地区都属广州的市郊,如今已是广州的中心。不过关渭贞并没有亲历天河城市化的巨变:1980年代初,她上调到国家队,从此开始了以北京为中心,并飞赴世界各地比赛的生活。
在北京集训,生活比广州要好出不少。关渭贞还记得当时的黄瓜是15元一斤,还得过节才能买到。她也分配到中南海标准的伙食,出国用外币购买当时国内稀缺的电器。在1980年代连续获得多个世界冠军头衔的关,为了保持顶尖水平,不但要长年坚持枯燥的训练,还要训练自己的意志。“输了会很沮丧,但必须赶快振作起来。像我们做运动员的,目标非常真实,具体。很多人花了整个青春都上不去,而我逐渐有了国家荣誉感,也明白,我必须要拿冠军。”
对于尹捷来说,初到北京的印象则是略显枯燥。1987年,她考上北京广播学院:“当时的广州,生活更便利,观念更开放,很多东西都不需要用票了。但在北京,粮票、糖票,连买擦手纸都得用票。而且一个月你只能买一卷纸。”
不过,北京以及浓厚的文化氛围同样吸引了尹捷。由于交通非常不便,她有时要呼朋唤伴,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话剧,通宵走路回学校。作为一个当时少有的、愿意到北方读书的广州人,尹捷在饭桌上也有斩获:“市场里几乎没有南方的食材。不过,那时北方人都不吃鱼头,卖一块钱五个,在我眼中变成宝,我经常买回去煮汤。”
1980年代的北京,是一片片特色浓厚的老城区,到处都是胡同和四合院,除了长安街一带便没有多少条大路。直到亚运之前,亚运村开建,北京才真正迎来一次新建筑的建设潮。“那时侯,坐公车经过新建中的亚运村,车上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就会互相开聊起来,说房子怎么漂亮啊,住在那里的人多么有钱啊,而那些外地来北京的人都得去观光。”
90亚运,全民热情
身材瘦小的黄宽柔出生于1950年,钻研团体操30多年。直到现在,她仍然是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广场体育艺术研究方向的博导。
整个1980年代,为了读研和团体操工作,黄宽柔反复来回于北京和广州,而她的生活轨迹就在学校和运动场之间。那段时间,中国举行各种大型运动会,开幕式基本都采用广场团体操的形式进行,“整齐划一,气势恢弘。”地方政府也开始通过运动会推进城市化:六运会前后,新的大型建筑开始在老广州的东翼、天河地区出现,这也成为了日后广州新中心的雏形。
多位被访者都记得,1990年北京的整个氛围,就是努力想证明:中国有搞国际运动会的能力,而且国民没有任何异议,全都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四合院纷纷“被白色的装饰物包了起来”,而北京的亚运村和各大场馆则是花团锦簇,彩旗和气球飘扬。城内还流传着这样的段子:人们可以因为“亚运年”而自觉不吵架。
重中之重的是开幕式。黄宽柔所在的开幕式团体操创编团队,用了两年半去筹备,这是她经历过的最长的筹备期—其间经过多次方案汇报以及层层把关的审核。“比如上级需要你要在表演中加龙,那是咱们国家的典型图腾;作为一个表演作品又不能重复出现太多龙啊,所以大家都要绞尽脑汁去解决。”
服务亚运的社会动员也进入了各个高校。捐款支持亚运的程序在全国展开,而大批的北京学生在逐级的安排下,被分配到不同的岗位为亚运服务。当时还没有“志愿者”的说法,也没有事先的培训,学校选人、动员了十天八天,尹捷就被送到了中央电视台新落成的梅地亚中心,协助对外新闻发布的工作。她要给外籍记者发一些稿件的翻译件,但只能通过某个特定的窗口交接。“我连自己做得好不好都没法判断,”尹捷回忆道,“但大家都有热情。当时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这次咱们真的与国际接轨了。”
前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主任马国力对记者回忆说,对于组织者来说,北京亚运会当时遇到的实际困难并不少。“那时候中国经济很差,政治上也处在低谷,很多筹备工作,到了临近一两天才做好,连梅地亚中心也得靠日元贷款来建。我还记得,当时的足球比赛直播,是文艺部导演来做的,为什么?因为缺乏设备,缺乏经验。”
对于关渭贞等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来说,这一年是辛劳而幸福的。在北京亚运赛场,一个又一个方阵的啦啦队进入比赛场馆,在统一组织下为中国选手呐喊助威。“那时候队长很振奋,跟我们说,‘看!有强大的后援在这里啊。’于是,那些明明救不了的球,咬咬牙也可以扭转乾坤。”动力之下,压力同样巨大—在羽毛球女双决赛对阵韩国队时,教练紧张到要到场外吃有关心脏健康的药物;赢下来以后,羽毛球队的师徒们抱在一起,开怀痛哭。
直到今天,很多经历过1990年北京亚运的人,仍能记得开幕式上最后被气球吹起的盼盼;很多人还珍藏着与它有关的徽章;许海峰点燃主火炬的场景成为了永恒的瞬间;那一年,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以压倒性姿态获得了第一。
弹指20年
北京亚运会后,尹捷所在的学校发生了点风波:有老师因为被调查出截留了亚运学生工作者的报酬,而被革职处分。不过,对于将毕业的尹捷来说,北京亚运给了她职业起点的第一个作用力:尹回到广州,在广州电视台面试其间,她特意把北京的亚运经历写到简历上,并顺利被录取;如今,她已经成为了本地人中家喻户晓的名主持,还是一个外语频道的总监。
“当我毕业回来广州工作,特别是1994年之后,过去那种铁板一块的舆论环境就开始变得多元化了。谢非书记(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鼓励我们舆论监督,媒体间互相学习。”尹捷爱用“生逢亚运”来形容自己的际遇。2004年,已被选拔为广州形象代言人的她,成为了广州申亚的陈述人。举行申亚陈述大会的花园酒店,就位于她小时候住地的附近—跟过去相比,这里已经从可以放羊的郊区,变成了广州最豪华的地带。广州申办亚运没有遇到太多困难,至今她回想起来陈述的场面,不但有当时演讲的情形,还有“满屋的鲜花,还有鲜花混合在空气的香气”。
这些年间,广州举行了九运会,一批新建筑、新道路又在广州的东面兴建,天河地区逐渐成为了广州最繁华的地带。运动会不断,编导过北京亚运开幕式表演的黄宽柔,也从北京回到了广州,一边做高校教师,一边继续研究团体操的创作和教研。曾经在六运会开幕式上实现中国第一次夜间开幕式表演的她,在九运会上,又把运动员进场仪式的时间,大刀阔斧地减为帆船巡游的十来分钟。
不过,开幕式潮流在中国也在变化:自北京亚运以后,文艺机构逐渐主导了各种运动会的开幕式设计,过去属于体育部门主导的团体操的成分,在表演中也越来越少,“过去都是方方正正的,现在是一堆人跑来跑去。”如今,黄宽柔的电脑里还有一张跟张艺谋的合照—她回到北京,参加了与奥运开幕式表演相关设计的研讨会。在九运会以后,她对开幕式的设计热情依然不减,多个体育大会前都去申请、投标,其中包括了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亚运会。
逐渐淡出运动会大舞台的,是关渭贞。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混双决赛,在当值裁判备受争议的判罚之下,关渭贞和她的拍档失去了金牌。在巨大的遗憾里,28岁的关渭贞离开了竞技场,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广州。在时任政协主席杨资元的推荐下,她成为了广州最年轻的体育官员,开始了广州市体委的工作。她一度到过美国,并获得了绿卡,但短短两个月后,又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我觉得,我的根还是在广州。无论社会认同,还是事业前景,都在这里。”她对记者说。
与黄宽柔一直在高校里做研究不同,关渭贞到了大学读研,在三年级的时候组建了广州市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并担任主任。在中国羽毛球协会和市政府的支持下,广州市体委承办了6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关渭贞希望能办成像全英锦标赛那样的品牌赛事,可惜高层只给了她五年时间。“我希望广州的中国公开赛能够这样:它的奖金不是最高的,但是历史是最悠久的,运动员最认可的一个赛事。”
如今,关渭贞的投入在广州没有白费。十年以来,羽毛球在广州成为了最流行的全民运动之一,拥有了十个羽毛球世界冠军,三百万羽毛球人口,还有一千六百多块羽毛球场地。已经牵头建立起羽毛球管理中心,并在广州多年大规模推广羽毛球运动。作为体育行政系统队伍的业余队员,她时不时还会上场打上两拍:“我希望让羽毛球在广州扎根成文化,时尚。羽毛球本身很灵活,很开放,很包容,这不像广州吗?”
新亚运,新起点
10月25日下午,关渭贞走上市体育局的天台,为本刊拍照。远方是装饰一新的亚运体育场馆,空气一洗往日的灰霾,天色湛蓝。她上一次走上来,还是因为奥运火炬在广州传递,她可以看到不计其数的市民,在街头上聚集,庆祝,呐喊,狂欢。几天之后,亚运的火炬也将传送到这里,亚运在跨越20年,跨越南北以后,终于回到了中国。
现在的关渭贞是广州亚运羽毛球场馆主任。谈到过去羽毛球比赛岁月,她告诉记者,当初的羽毛球国家队的科研水平、情报分析和身体素质训练等各方面的人员配置,跟如今的中国羽毛球队都不可同日而语。
有报道指出,连续多届亚运会,中国都名列金牌奖牌榜前列。对于中国的运动员来说,昔日在北京亚运上强调的金牌,到了广州亚运,已转为了练兵和锻炼新人。
亚运结束后,关渭贞想去学英文。过去在北京训练,到处出国的时候,她的英语口语很不错,但回到了广州,她发现本地人并没有如北京人那样学外语的热情。“奥运会时,出租车司机、家庭妇女都很自觉地去学了,广州呢,则是要倡导、倡导、再倡导。”
从年初开始,身兼亚组委庆典服务部副部长工作的关渭贞,就在为即将举行的广州亚运忙碌。从主持礼仪庆典,到火炬运行团队的传递,她关于亚运的工作范畴也在不断地变化。在去年,她还可以像北京、广州的市民一样,打打球,爬爬山,甚至她还会专心地学油画。不过今年她要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放弃掉。“参加亚运是一种荣誉。我曾经是一个当运动员的人,奋斗都是由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去努力的。我现在还是有运动员时那种不容易打垮的斗志。” 她对记者说。
对工作同样热情不减的黄宽柔,也逐渐接受了新的亚运角色。在如平地上冒起的广州大学城,她带着大学生志愿者做场馆的体育展示工作—播报、赛时声音效果、LED电子屏、啦啦队、颁奖仪式的音乐。跟过去的开幕式表演相比,这工作的目标从“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变成了“不能出错”,不过她仍然有很多想法想跟组织方商议,譬如:是否能在比赛现场,适当地做些更人性化的创意?是否可以给运动员做一些类似放生日歌的事情?”
曾经与老北京人对亚运村啧啧称奇的尹捷,这个当年为境外记者传递赛事消息的女孩,已经变成了广州亚运城的新闻发言人。在10月的第三周,她一路守在亚运城,当台风“鲇鱼”威胁广东的时候,她更是24小时寸步不离。
在珠江边,说到广州的民间,尹捷特别提到一个广州的老者,在小区里弄了个巴掌大的墙报栏,默默地写上各种关于亚运的英文信息。这跟她当年在北京看到过的市民,同出一辙。20年前的北京亚运,不但北京市民,乃至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热情与荣誉感都被亚运会激发出来,许多人都记得那句当年为亚运加油的流行句:“今天你捐了没有”。
如今广州亚运给予市民的感受更加斑驳多姿。“在普通老百姓这个层面,我觉得北京和广州两届很不一样。在20年前,你愿不愿意做亚运,是由组织选择的;但20年后的广州,是组织去发动你,但最终你是否愿意投入,还是取决于你自己。”尹捷说,“过去北京亚运的时候,大家接触的信息比较单一,对事情的判断也是铁板一块;现在,广州的公民社会慢慢成熟了,人们已经习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看法,广州的可爱之处,也在这里。”
在看到很多年轻的志愿者为工作项目自行命名,自行创造之后,她作了一个小小的决定—为了摆脱刻板一块,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她会尝试把志愿者的手巾布(亚运志愿彩)置到头发,或者西服的前襟,作为自己设计的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