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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绿皮书》成为本届奥斯卡最大赢家，包揽了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男配角时，黑人导演斯派克·李的愤然离席，将有关该片褒贬不一的议论推向了高峰。
《绿皮书》的故事简单轻巧，一个优雅孤傲的天才黑人音乐家，一个擅长以暴制暴的底层白人司机，在一路向南的公路之旅中，两人消除了对彼此的种族偏见，并合力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方的种族歧视“斗智斗勇”。
“每次有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开车，我就会输，”斯派克·李在颁奖典礼后接受采访时自嘲。正如30年前，他执导的《为所应为》在最佳影片的角力中败给《为黛西小姐开车》，这一次，《黑色党徒》又输了。
他愤怒的原因自然不是因为公路电影屡次俘获评委的芳心，而是这部白人视角下的黑人平权故事，以轻松、却也避重就轻的叙事模式模糊和弱化了黑人的境遇。作为黑人世界的一份子，回溯往昔，若以温情和喜剧收尾，斯派克·李恐怕无法接受。
《绿皮书》的片名巧妙地暗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1936年，邮政工人维克多·雨果·格林撰写了一本约等于“黑人保命指南”的小册子，全称为《黑人自驾游绿皮书》，该书详细列举了北美南部各州能为黑人顾客提供服务的宾馆、商店和餐厅等。在发行后的30年中，这本书一直帮助黑人同胞规避种族歧视的风险。
它的诞生实际指向的是美国南方当时“隔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政策。19世纪南北战争过后，美国南方废除了奴隶制，但在白人的思想观念里，黑人污秽、懒惰、品行不端，大多数人仍然维护种族阶级制度。于是，人们首先将白人和黑人从空间上分开。
到了20世纪中叶，南方各州种族隔离和对立的情形尤为严重。1958年，也就是《绿皮书》男主角南下的4年前，黑人克雷农·金申请就读密西西比大学，竟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就医。在南方，跨种族的性行为更是禁忌之首，当时出现的白人至上主义的秘密社团“三K党”曾为此犯下多起杀害黑人的案件。
相比起电影中黑人音乐家被区别对待的情节，那个年代里，黑人面对的是更残暴和黑暗的世界。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要理解正逐渐消亡的那代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已经很难，若将那段冲破种族主义壁垒的斗争史消解在一段段令人捧腹大笑的桥段中，营造相安无事的假象，电影难免要被扣上粉饰太平的帽子。
综观同题材电影，1989年的《为黛西小姐开车》和2011年的《触不可及》演绎了大同小异的故事，黑人受雇于白人，不同肤色和种族的人在朝夕相处中逐渐互相理解，建立情谊。
《绿皮书》的进步在于影片将白人与黑人的社会地位、身份和雇佣关系颠倒过来，揭示出两个阶层和种族之间更为隐秘的冲突和精神状态，但不变的内核是，基于种族进步的乐观主义，故事的走向依旧是从隔离到融合。在这场跨种族友谊的自我感动中，主人公完成了对自我认同的救赎。
值得警惕的是，在这类电影的剧情设定中，人物关系的走向总是限定在二者的雇佣关系中。《纽约时报》评论称，“在这种美国的叙事风格中，与黑人角色的长期接触增强了白人主角的人性，后者往往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但这种跨种族友谊往往只能以金钱为中介，建立在付费交易的基础上。”
每当影片结尾，雇佣双方的感情升华为“真正的友谊”时，故事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个体的意识觉醒掩饰了种族歧视的社会结构问题。正如黑人音乐家受邀来白人司机托尼家里做客，进门前一秒，餐桌上的亲戚还在用“那个黑鬼”形容那位黑人音乐家。宏观层面上，这段旅程始终没有动摇或改变什么。
除了对种族议题格式化的处理之外，《绿皮书》被诟病的点还有：为了让故事符合喜剧有惊无险的套路，再上演一出美好温馨的结局，编剧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显得过于刻板和不近人情。
与电影里阿里饰演的人物形象截然相反，现实生活中，角色原型、爵士音乐家Don Shirley是黑人平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与马丁·路德·金关系亲密;在业界，他同样有多位黑人音乐家朋友，并非影片中不听黑人音乐、远离黑人社群的自我孤立者。
影片上映后，Don Shirley的家人还出面澄清，音乐家有三个来往密切的兄弟，其中一个兄弟的妻子死后，几乎是他抚养了两个没有母亲的侄儿，与影片中那个和家庭疏离的形象有天壤之别。
虽然戏剧不同于生活本身，但《绿皮书》里Don Shirley的形象呆板，与真实人物的大幅度偏离让人不禁怀疑电影改编自真实故事的用意。或许真实的Don Shirley是一个噱头，他的存在只是辅助于这样的框架：帮助电影中的白人主角托尼纠正种族偏见与歧视，完成从丢掉黑人工人喝水的玻璃杯到邀请黑人音乐家参加家庭圣诞晚宴的行为转变，并引导黑人音乐家走上与自我和解的道路。
影片打着救赎之旅的旗号，然而，黑人音乐家真的实现了挑战南部种族主义的目的了么？在黑人“不能试穿西服”、“不能使用庄园室内厕所”、“不能在饭店用餐和拥有化妆室”等禁令面前，他是屈从的;在遭遇麻烦时，他始终依靠托尼的混世之道摆平问题;必要时刻，他求助的仍是白人权贵阶层。即使在影片高潮，音乐家在黑人开的橘鸟酒吧内免费弹奏爵士乐曲，也是在托尼的怂恿下，等他们出了酒吧，还是托尼的两声枪响吓跑了打劫的黑人。
这仿佛暗示了一个道理，黑人是需要白人来保护的，而他自己的反抗和努力在故事的推进中显得微不足道。
最为矛盾的点是，当黑人音乐家在雨夜中喊出“我不够白，也不够黑，那么告诉我，我是谁？”的精神困境，借以抨击种族霸权对个體的压迫和折磨时，反观他从不吃炸鸡、远离黑人同胞、以上流社会的做派要求自己、保持尊贵的音乐家形象等种种作法，这个人物又何尝不是主动受困于白人话语权，限制了自己争取平权的可能性，从而踏入另一种自我歧视的泥沼。这难道没有削弱人物在呐喊时的动机和立意么？
影片断断续续展现了黑人音乐家内心如困兽反复挣扎的细节，却没有为他提供反思空间或解决路径。在人物形象的艺术想象和逻辑闭环中，Don Shirley远不如托尼丰满、立体，有余味。
不可否认，《绿皮书》自有精妙之处，在种族问题的障碍面前，两位多重身份的主角各有一套化解困境的妙招。公路旅途中，他们互相疗愈，走向对自我内心的探索和救治，情感处理克制且细腻，一切都刚刚好。
很多影评人在预测奖项时谈到，《绿皮书》有奥斯卡最佳影片该有的一切元素，对时代问题的展现、对人性的挖掘、对细节起承转合的把控，再配合演员出彩的表演呈现，在乏善可陈的电影年里，它算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了。
可仔细想来，这样工整、平稳、却毫无突破的电影，即使称得上一部叫座的喜剧片，把史料拿来为既定的好莱坞剧本模式服务，让严肃的历史议题消解于美好的艺术想象中，还是无法推动电影工业的齿轮滚滚向前啊。
编辑 杨静茹
《绿皮书》的故事简单轻巧，一个优雅孤傲的天才黑人音乐家，一个擅长以暴制暴的底层白人司机，在一路向南的公路之旅中，两人消除了对彼此的种族偏见，并合力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方的种族歧视“斗智斗勇”。
“每次有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开车，我就会输，”斯派克·李在颁奖典礼后接受采访时自嘲。正如30年前，他执导的《为所应为》在最佳影片的角力中败给《为黛西小姐开车》，这一次，《黑色党徒》又输了。
他愤怒的原因自然不是因为公路电影屡次俘获评委的芳心，而是这部白人视角下的黑人平权故事，以轻松、却也避重就轻的叙事模式模糊和弱化了黑人的境遇。作为黑人世界的一份子，回溯往昔，若以温情和喜剧收尾，斯派克·李恐怕无法接受。
《绿皮书》的片名巧妙地暗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1936年，邮政工人维克多·雨果·格林撰写了一本约等于“黑人保命指南”的小册子，全称为《黑人自驾游绿皮书》，该书详细列举了北美南部各州能为黑人顾客提供服务的宾馆、商店和餐厅等。在发行后的30年中，这本书一直帮助黑人同胞规避种族歧视的风险。
它的诞生实际指向的是美国南方当时“隔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政策。19世纪南北战争过后，美国南方废除了奴隶制，但在白人的思想观念里，黑人污秽、懒惰、品行不端，大多数人仍然维护种族阶级制度。于是，人们首先将白人和黑人从空间上分开。
到了20世纪中叶，南方各州种族隔离和对立的情形尤为严重。1958年，也就是《绿皮书》男主角南下的4年前，黑人克雷农·金申请就读密西西比大学，竟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就医。在南方，跨种族的性行为更是禁忌之首，当时出现的白人至上主义的秘密社团“三K党”曾为此犯下多起杀害黑人的案件。
相比起电影中黑人音乐家被区别对待的情节，那个年代里，黑人面对的是更残暴和黑暗的世界。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要理解正逐渐消亡的那代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已经很难，若将那段冲破种族主义壁垒的斗争史消解在一段段令人捧腹大笑的桥段中，营造相安无事的假象，电影难免要被扣上粉饰太平的帽子。
综观同题材电影，1989年的《为黛西小姐开车》和2011年的《触不可及》演绎了大同小异的故事，黑人受雇于白人，不同肤色和种族的人在朝夕相处中逐渐互相理解，建立情谊。
《绿皮书》的进步在于影片将白人与黑人的社会地位、身份和雇佣关系颠倒过来，揭示出两个阶层和种族之间更为隐秘的冲突和精神状态，但不变的内核是，基于种族进步的乐观主义，故事的走向依旧是从隔离到融合。在这场跨种族友谊的自我感动中，主人公完成了对自我认同的救赎。
值得警惕的是，在这类电影的剧情设定中，人物关系的走向总是限定在二者的雇佣关系中。《纽约时报》评论称，“在这种美国的叙事风格中，与黑人角色的长期接触增强了白人主角的人性，后者往往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但这种跨种族友谊往往只能以金钱为中介，建立在付费交易的基础上。”
每当影片结尾，雇佣双方的感情升华为“真正的友谊”时，故事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个体的意识觉醒掩饰了种族歧视的社会结构问题。正如黑人音乐家受邀来白人司机托尼家里做客，进门前一秒，餐桌上的亲戚还在用“那个黑鬼”形容那位黑人音乐家。宏观层面上，这段旅程始终没有动摇或改变什么。
除了对种族议题格式化的处理之外，《绿皮书》被诟病的点还有：为了让故事符合喜剧有惊无险的套路，再上演一出美好温馨的结局，编剧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显得过于刻板和不近人情。
与电影里阿里饰演的人物形象截然相反，现实生活中，角色原型、爵士音乐家Don Shirley是黑人平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与马丁·路德·金关系亲密;在业界，他同样有多位黑人音乐家朋友，并非影片中不听黑人音乐、远离黑人社群的自我孤立者。
影片上映后，Don Shirley的家人还出面澄清，音乐家有三个来往密切的兄弟，其中一个兄弟的妻子死后，几乎是他抚养了两个没有母亲的侄儿，与影片中那个和家庭疏离的形象有天壤之别。
虽然戏剧不同于生活本身，但《绿皮书》里Don Shirley的形象呆板，与真实人物的大幅度偏离让人不禁怀疑电影改编自真实故事的用意。或许真实的Don Shirley是一个噱头，他的存在只是辅助于这样的框架：帮助电影中的白人主角托尼纠正种族偏见与歧视，完成从丢掉黑人工人喝水的玻璃杯到邀请黑人音乐家参加家庭圣诞晚宴的行为转变，并引导黑人音乐家走上与自我和解的道路。
影片打着救赎之旅的旗号，然而，黑人音乐家真的实现了挑战南部种族主义的目的了么？在黑人“不能试穿西服”、“不能使用庄园室内厕所”、“不能在饭店用餐和拥有化妆室”等禁令面前，他是屈从的;在遭遇麻烦时，他始终依靠托尼的混世之道摆平问题;必要时刻，他求助的仍是白人权贵阶层。即使在影片高潮，音乐家在黑人开的橘鸟酒吧内免费弹奏爵士乐曲，也是在托尼的怂恿下，等他们出了酒吧，还是托尼的两声枪响吓跑了打劫的黑人。
这仿佛暗示了一个道理，黑人是需要白人来保护的，而他自己的反抗和努力在故事的推进中显得微不足道。
最为矛盾的点是，当黑人音乐家在雨夜中喊出“我不够白，也不够黑，那么告诉我，我是谁？”的精神困境，借以抨击种族霸权对个體的压迫和折磨时，反观他从不吃炸鸡、远离黑人同胞、以上流社会的做派要求自己、保持尊贵的音乐家形象等种种作法，这个人物又何尝不是主动受困于白人话语权，限制了自己争取平权的可能性，从而踏入另一种自我歧视的泥沼。这难道没有削弱人物在呐喊时的动机和立意么？
影片断断续续展现了黑人音乐家内心如困兽反复挣扎的细节，却没有为他提供反思空间或解决路径。在人物形象的艺术想象和逻辑闭环中，Don Shirley远不如托尼丰满、立体，有余味。
不可否认，《绿皮书》自有精妙之处，在种族问题的障碍面前，两位多重身份的主角各有一套化解困境的妙招。公路旅途中，他们互相疗愈，走向对自我内心的探索和救治，情感处理克制且细腻，一切都刚刚好。
很多影评人在预测奖项时谈到，《绿皮书》有奥斯卡最佳影片该有的一切元素，对时代问题的展现、对人性的挖掘、对细节起承转合的把控，再配合演员出彩的表演呈现，在乏善可陈的电影年里，它算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了。
可仔细想来，这样工整、平稳、却毫无突破的电影，即使称得上一部叫座的喜剧片，把史料拿来为既定的好莱坞剧本模式服务，让严肃的历史议题消解于美好的艺术想象中，还是无法推动电影工业的齿轮滚滚向前啊。
编辑 杨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