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文化地标成为权力美学的产物，
　　重点当然还是要放在对权力滥用的警惕和遏制上。
　　“圣像高57.3米、重1200吨，仅青龙偃月刀便有136吨重，无论是在圣像底下仰视还是在护城河边平视，都能感受到它的威武大气。”这是公众号“荆州古城”对关公义园内关公雕像的描述。据报道，这是目前全球体量最大的青铜雕像，耗资15亿元建造。“关羽大意失荆州”是我们熟知的历史典故。荆州本想借关公雕像所在的关公义园，打好“关公文化”牌，唱响文化旅游，然而这座占地面积228亩，对外宣称“荆州旅游新地标”的关公义园，自开园4年来一直慘淡经营，游客和市民对“威武大气”的巨型雕像并不买账，且关公雕像基座正在沉降。更有报道指出，关公雕像从一开始就是违建。重金打造这样一个文化地标竟落到这步田地，让人唏嘘。
　　与荆州关公雕像相比，贵州省独山县水司楼的气魄更为宏伟，总建筑面积60000平方米，楼高99.9米，进深240米，共24层的大型全木质框架榫卯结构建筑，被称为“天下第一水司楼”。该项目对外宣称，建成后有望申报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最高琉璃陶建筑;世界最高水族、布依族、苗族民族元素建筑;世界最大牌楼……水司楼于2016年9月开工兴建，已经花费了近2亿元。独山县2020年3月才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亿元，只为盖一栋楼就花掉全年财政收入的1/4，委实令人瞠目。
　　近日，住建部对两地滥建“文化地标”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曝光，不给“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面子，引发舆论广泛关注。随着项目整改的推进，如此大的工程也许不能简单地一拆了之，更不能以一句简单的“交了学费”敷衍过去。关公义园“违规上马”背后程序和规则的失守，水司楼沦为烂尾楼劳民伤财中的任性与随意，这多少资源被白白消耗的背后，必须找到症结。这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一些地方热衷建造“文化地标”，二是对不顾实际的滥建行为，到底有没有制衡的力量？
　　文化地标是城市精神的载体，同时又参与着城市文化的塑造。一个有历史积淀的城市，总有几处能代表自己文化的建筑，提到某个地标就会想到某个城市，就像故宫之于北京，中山陵之于南京，杜甫草堂之于成都，雷峰塔之于杭州。文化地标，要么含有历史的韵味，要么具备文化的意义，而且总是与它所在的城市和谐相融。然而，当下一些地方建设文化地标却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力求奢华，为此不顾财力甚至也不怕违规，殊不知类似头衔与历史和文化风马牛不相及，又如何有希望成为新的文化地标？
　　不追求历史的韵味，不注意文化的意义，一味在外观的高大上努力，只会使得一些地方竭尽财力打造的所谓文化地标极尽奢华。住建部通报指出，巨型关公雕像破坏了古城风貌和历史文脉，水司楼则破坏了自然景观风貌。显而易见，这样的建筑和它所在城市实际是一种冲突的关系。它们不但不是文化地标，而且根本上是在破坏文化。
　　多年来，地标情结在许多地方的主政者那里都很盛行，有历史遗存之地自然不会放过那些历史遗存，用地标呈现当地历史文化之美;一些无历史遗存的地方则会生搬硬套、无中生有，比如某地曾推出号称“中国最高的玛丽莲·梦露”大型雕塑，后迫于舆论压力拆除。某地修建了一个高150多米、造价超1亿元的“生命之环”，至今孤零零的别无他用。就在最近的10月19日，“曾经是贵州贫困县的剑河县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苗族女神像仰阿莎，总高达到88米，耗资8600万元”，也引发外界质疑。
　　●媒体评点：为官一方，真正的政绩并不在于造大楼、造巨像等面子工程，而是真正想百姓之所想，造福当地。一味贪大冒进、抢风头比阔气，像巨无霸的关公，不仅拉低了荆襄九郡百姓的审美水准，而且对当地民生有损无益。关公文武兼资、爱护百姓、忠义双全，被世界各地的华人敬仰，这才是荆州真正应该守住的文化底蕴。“关公”“水司楼”被点名，其他历史名城也应该举一反三，别再建这种大而无当的所谓文化地标了。（张丽《北京晚报》）
　　◎话题拓展：杜绝“文化地标”类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强化权力约束和监督;历史与文化;警醒与反思…
　　（资料来源：《南方都市报 · 南都评论》《北京青年报》《光明日报》《新京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