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轼，作为北宋文学大家，王水照称其古文为“我国古代文言文发展的最高峰”。苏轼一生所留文章中涵盖诗、词、散文且皆有新质。苏轼对散文用力尤勤，主要有谈史议政的政论文，叙事纪游的散文，书扎、题记、序跋等杂文。苏轼说自己“平生不为行状碑传”(《陈公弼传》)，与韩愈不同，他很少作墓志铭等应酬文字。其所作传记多传古人，传当世之人的，只有《陈公弼传》与《方山子传》两篇。其中《方山子传》短小精练，脍炙人口。
　　【关键词】 苏轼　《方山子传》　传记　精炼　侠气
　　
　　《方山子传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1)作于黄州，是为陈慥写的别传。陈慥，字季常。眉州青神(四川县名)人，陈希亮(公弼)之子。陈苏二人个性相契，结为好友。陈懂早年豪侠，晚年隐于岐亭(宋时镇名，今湖北麻城县西南)。据宋人施宿编撰的《东坡先生年谱》记，元丰三年庚申，“正月，先生出京，过陈，子由自南京来会，留三日而别。过岐亭，访陈慥。初，先生在凤翔，与陈公弼不协，先生贬黄州，公弼之子慥季常常居岐亭，人谓慥必修怨，乃与先生欢然相得。”此次相见，正是苏轼自十二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政治上较为失意的时期。大致背景如上，现附全文如下：
　　方山子，光、黄问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皆汉代有名游侠，专门趋人之急，济人之危]为人，闾里之侠[乡里侠义之士]皆宗[崇拜]之。稍壮，折节[改变原来的志趣行为《后汉书·段熲传》“熲少便习弓马……长则折节好古学。”]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问，日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犹遗制]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耸然异之。
　　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余在歧下，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时耳!精悍【精明神武]之色，犹见于眉问，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陈公弼传》陈希亮，字公弼，官至太常少卿，“当荫补子弟，辄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倘见之欤?
　　全文可分五段。
　　第一段极简略地叙述了传主少、壮、晚时的经历和为人：少幕豪侠，壮欲“驰骋当世”，晚遁于岐亭。并交待其名号由来。开头便点出“隐”，后文可知，一“隐”一“侠”，贯穿全篇。“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若细细想来，有惺惺相惜之感，《古文辞类纂选本》卷七林纾评曰：“通篇眼目在‘欲以次驰骋当世，然终不遇’二语。东玻亦正欲驰骋当世，竞谪黄州，正自悲其不遇耳。宋时小人好摭人短，东坡不敢发其牢骚，故借方山子以抒其意”或许牵强，但以二人个性相仿，相惜之情隐隐有之。这一段采用顺叙，寥寥几句，写出了传主的奇异及独特个性。
　　第二段写二人在岐亭相遇。《岐亭五首》叙中道：“元丰三年正月，余始谪黄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则余故人陈慥季常也。为留五日，赋诗一篇而去”。林纾批“何为而在此”曰：“似疑其不应谪也。”但我以为，苏轼经历此番大劫(乌台诗案)之后，心情郁闷、沉重、灰暗，忽见旧友，又如他诗叙中所说：“白马青盖来迎”，陈季常像极林中仙人，来抚慰友人心魂，这一句既是惊，又有淡淡欢喜，有“怎么你也在这里”的相遇之慰。此时陈季常也十分惊讶，于贫山深林中见到当年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苏贤良”，怎能不惊诧呢?“俯而不答，仰而笑”二句，我以为有不尽深意，妙绝。曾枣庄说这二句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这位隐士“蔑视宦海浮沉的神情”，林纾批：“不答而笑，嘲诙之意寓其中，讥其不遇时而尚驰骋”。仅仅七字，既有传主的豁达，特立独行，不以为意，又可见苏轼多少辛酸愤懑，却统统不可言说。至其家，苏轼见其“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又是一“异”。陈懂在山中安然闲适，悠悠而自得，但却是在“环堵萧然”的境况之下，苏轼“异”之，正是因为他认为在如此贫山之中不会有安乐生活，愤懑之气不可消，平衡之点不可找，他自己带着满身的疲惫伤痛，心境不能更糟，只一“异”而已，全未说出伤痛，而伤痛自现，八木三分。这一段表现传主安贫乐贱的精神境界。
　　文章至此，笔锋一转，回忆传主年少时风度，勇武英俊，豪迈神态跃然纸上。“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这几短句简明有力，写出传主刚勇之气。“怒马独出”，一“怒”就烘托出一位盛气侠士的形象。《古文眉诠》卷六九批：“大致就遁迹中追表侠少气豪，作倒运格，便写得隐人非庸碌人。”又云“‘独念’一段，倒追前去，叙少时气概。所称‘吾故人’三字，亦从此醒出。”“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一句变奇异为非常，而“岂山中之人哉”既是为友人慨叹，又含无尽深意：友人于此山中，风度依旧，而自己又该如何适应生活，保持气节呢?
　　第四段写传主弃富贵而甘萧索，进一步刻画了其视富贵如浮云的精神境界。高宅良田皆不使之心动，卓异人格自现。王圣俞评选《苏长公小品》引陶石篑评：“‘皆弃不取’何等悲壮。”依我看来，这几句有苏轼安慰自己之隐意，林纾所评“足富乐而尚不取，正以形己之进取不得当也”似附意。在黄贬官期间，苏轼处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之前靠读书做官为生的日子不复存在，现在是“先生年来穷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蜜酒歌》)。苏轼此时意识到生计乃大事也，生活变化之巨，需要时间调整相适，想友人甘愿弃安荣福贵来此，以慰己，求尽快平衡。这一段对传主独诣的道德修养深表惊异和敬佩。
　　最后一段以“光、黄间多异人”映衬其为人少见，回应发端。陶石箦评“得其景趣，可惊可喜。”
　　这篇文章仅四百多字，在结构上取顺叙与倒叙相结合，《古文眉诠》卷六九评“文章取势异，能使隐人亦异。”在内容上，并没有详细叙述传主的生平事迹，而只选了几件异乎常人的小事加以描写。《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二十四评：“生前作传，故别于寻常传体，通篇只叙其游侠隐沦，而不及世系与生平行事，此传中变调也。”在艺术手法上，全文既有叙述描写，又有议论说理，陶石篑评“效《伯夷屈原传》亦叙事，亦描写，亦议论，若隐若现，若见其人与楮墨外。”
　　在早年游侠生活与晚年隐沦生活二三事的散记中，方山子这一“异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在苏轼笔下，他虽已隐沦，但仍侠气十足，放浪于贫山深林中，不与世交。文中的细节描写最能体现传主的豪侠风范与作者的微妙情感。《唐宋八家钞》卷七有评：“写豪侠须眉欲动，写隐沦姓字俱沉。”日本濑山阳云：“文如游龙在云中，乍隐乍现，究不露全身，所以为妙”(《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七引)。后人多评苏轼长于议论，叙事之作不及欧阳修韩愈，但这篇颇为跌宕，《唐宋文举要》刘大櫆评：“唐门‘烟波声色’四字，足尽此文之妙。”
　　苏文如潮，在乎于气。他自己在《文说》中总结写作经验时，即有“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职业。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经历了乌台诗案，苏轼受到很大打击，不但骄气全失，种种雄心壮志也几乎消磨殆尽。他写《初到黄州》写《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表面安稳闲适，实际充满自嘲自叹，万千牢骚无法倾吐，也只有在朋友那里有些许快慰。与陈慥相遇，受到热情招待，“知我犯寒来，呼酒意甚急。拊掌动邻里，绕村捉鹅鸭”。两人必定直诉心曲。传中的方山子，隐隐有苏轼自己的影子，不发一句牢骚语，却也让人读懂了他忧患愁痛之心。在黄州他没有公务，不敢多作诗文，不敢多与人交往。离开黄州时，陈慥送他远至九江。分别时他还写下“各念别时言：‘闭户谢众客”’与友与己诫：言多必失。失望彷徨之情也尽隐却也尽现于此文中。
　　黄震《黄氏日钞》卷六二：“《方山子传》则公弼之幼子名，官不及而乃父遗风放浪山泽耳，非苏子之善形容，一介之豪，何以垂名后世耶?”圣俞评选《苏长公评选》也说：“季常小有侠气耳，因子瞻用笔隐见出没形容，遂似大侠。”苏轼此传与其他皆不同，和这一时期的遭遇与心境关系密切。文学即人学。苏轼出，仕之初便锋芒毕现，太过招摇即遭人下马，困境中时时反思宽慰，这人生缺少任何一环，就没有苏轼此人，那么这《方山子传》乃至其千万文章，也就无从可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