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亦即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当时，邓小平任江西省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柏曾任寻邬县委书记、寻邬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他们依据多年积累的斗争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意见，抵制王明、博古等提出的“左”倾错误的做法。他们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消灭敌人，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得到发展，不赞成用削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一样的办法。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他们仍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关于行政工作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他们主张“由政府计划”，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去做；等等。在这之前，即1931年11月初赣南会议前后，邓小平对中央领导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即有过抵制；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曾批评坚持“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同志为“洋房子先生”，并针对某些人所谓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说法，说过我们苏区的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倒是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等等。由于他们的正确意见是对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和政策的抵制，他们就被认为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他们因此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直接召开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通过决议指责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即“罗明路线”，并批评江西省委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不深入。4月下旬，在中央局领导下，江西省委在全省开展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实际上反对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对于反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本刊编辑部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