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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却被布洛德的私人秘书据为己有。该案被广泛引用，以至于英文中出现了一个词汇“Kafkaesque”，专门形容原属于卡夫卡的作品被私人据为己有的怪现象
美国诗人奥登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生于我们的时代，但却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媲美，那么人们首先想到的就应该是卡夫卡。”
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20世纪德文小说家，41岁辞世，一生默默，死后被20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为先驱。关于卡夫卡的研究，现在已与其作品数量呈反比例剧增：根据最近的一次估测，在过去的14年里，平均每10天都会有一本关于他著作的书出版。
然而，若非卡夫卡的好友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手下留情，世界文学史中将永远不会出现卡夫卡这个名字。据估计，卡夫卡在一生之中烧掉了自己90%的作品，剩下10%的部分能够在今日为世人所见，完全归功于马克斯·布洛德。然而，围绕卡夫卡手稿的诉讼之争在过去的50年里却从未停止过。
卡夫卡和布洛德
卡夫卡生于1883年，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布拉格的街区间度过的。1902年卡夫卡和布洛德在查尔斯大学相识，两人当时都是法学院的学生。
据布洛德为卡夫卡写的传记说，他们两个相识于一场关于叔本华的讲座。在那次讲座中，卡夫卡反对布洛德将尼采描述为一个骗子。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讨论了他们喜爱的作家。布洛德赞赏了出自于故事《紫色死亡》中的一句话“对比蝴蝶和一本巨大的打开的魔法书”。卡夫卡在不了解这本书的情况下，对了一句出自雨果·霍夫曼斯塔尔的话：“大厅里潮湿的旗帜的味道。”说完这句话后，他陷入了深邃的沉默，这一幕给布洛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05年，卡夫卡给布洛德看了他写的小说《一场战斗的纪实》。看完后，布洛德决定接受一个长达一生的使命——对外公布卡夫卡的作品。作为一个“天才的星探”，布洛德这一生发掘过诸如雅洛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sek，捷克著名作家，被誉为“捷克散文之父”，其长篇小说《好兵帅克》被公认为捷克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和雷奥斯·雅那切克（Leos Janacek，捷克作曲家，20世纪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在1907年的柏林周刊，布洛德提名了一批同时代的作家——弗朗茨·布莱（Franz Blei），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弗兰克·魏德金（Frank Wedekind）， 梅瑞英克（Meyrink）和卡夫卡，认为他们维持了德语文学的“高尚的标准”。前四位是当时的大人物，而卡夫卡在当时却连一个字都没发表过。在布洛德的激励下，卡夫卡于190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从很多方面看，布洛德和卡夫卡都没有相似之处。作为一个外向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沉溺于女色的小说家、诗人、批评主义者、作曲家，布洛德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布洛德在4岁的时候被诊断为患有威胁生命的脊柱弯曲，被送往治疗中心治疗了一年，命虽然保住了，却终生驼背。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止他与漂亮的金发女郎们发生一段又一段故事。
与布洛德不同，卡夫卡与风流无缘，虽然相貌英俊，但却有着为数不多的几次与女性交往的痛苦经历。他的运气也不好。在保险公司工作很多年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准备搬到柏林以写作为生，却不幸赶上一战爆发，使得他在布拉格又多呆了一年。1917年，他又被诊断为肺结核。1923年，命运之神终于在卡夫卡生命即将结束之时眷顾了他，让他遇到了25岁的多拉·戴芒特（Dora Diamant），一个从保守的哈西德派（犹太教）家庭里走出来的女孩。她是他最后一个，也是让他最快乐的一个爱人。这对夫妇在柏林一套租来的房子里住了几个月，然后于1924年搬到了科林的一个疗养院。在那里，卡夫卡已经不能吃、喝和说话，却仍然编辑了他的小说《饥饿的艺术家》，并且最终死在了多拉的怀里。他一生中发表的作品不到450页。
1937年，布洛德撰写了卡夫卡传，但却没有收到很好的反响。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德国现代卓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认为，这本书“缺乏一个对于卡夫卡深层次的理解”，而这正是一个关于为什么卡夫卡选择了一个这么低俗的人做他最好的朋友之谜。“我永远不会对布洛德的神秘一探究竟，”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捷克小说家，曾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代表作品有《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曾评论道，“布洛德本应把卡夫卡的传奇呈现给后人，然而他却把卡夫卡传写成了一本感伤的、通俗的有政治倾向的宣传书。”在对卡夫卡的研究领域里，布洛德的这本传记被公认是一个好意的“拆台”。
遗稿
1924年，卡夫卡离世，在他位于布拉格的办公桌上，人们发现了一封给布洛德的信：“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要求是——我留下的所有物品，包括日记、手稿、信件（无论是我自己的还是他人寄来的）札记等等，请勿阅读并统统烧掉。”卡夫卡去世后，布洛德未遵从卡夫卡的遗愿，将卡夫卡遗留下的从未出版过的小说公之于世。《审判》、《城堡》、《亚美利亚》等作品在之后的几年中陆续出版，
故事至此并没有结束。
1939年，在纳粹关闭捷克边境前的最后5分钟，布洛德将一个装满卡夫卡文稿的手提箱带出了布拉格，前往巴勒斯坦。正是这个手提箱里的文稿，引发了此后长达50多年的法律之争。
事实上，卡夫卡遗留下来的财产中，除了三分之二被安置在了牛津大学图书馆，剩余的三分之一，即布洛德带出捷克的部分，包括图纸、旅行日记、信和草稿等都被布洛德收为己有。
20世纪30年代的布洛德是一个富有激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提出要将卡夫卡的文稿存放在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分校的图书馆里，当时的校长兼图书馆长是他和卡夫卡共同的好友雨果·伯格曼。移民到巴勒斯坦以后，布洛德试图将这个计划进行下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计划从来没被实施过。
1968年布洛德在以色列去世，之后文稿传到了布洛德的秘书，同时也被认为是布洛德的情人——艾丝特·霍夫（Esther Hoffe）手里。艾丝特·霍夫于2007年底去世，享年101岁，在她留下的一份遗嘱中写明了其所持有的卡夫卡的文稿由她的两个女儿伊娃·霍夫（Eva Hoffe）和露丝·维斯勒（Ruth Wiesler）继承。
这是布洛德始料不及的。他当初违背卡夫卡遗嘱，将其作品公之于世，其道德依据即在于：卡夫卡的作品不应算是卡夫卡的私有财产，而应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但是却被布洛德的私人秘书据为己有。这种现象被广泛关注，以至于英文中出现了一个词“Kafkaesque”，专门形容原属于卡夫卡的作品被私人据为己有的怪现象。
被侵占的岁月
艾丝特·霍夫由于侵占卡夫卡文稿而声名狼藉。据德国《明镜周刊》所述，她先是同意借出卡夫卡著名的作品《审判》手稿用于在巴黎的展览，之后却食言。据称这么做只是因为她没有收到从法国总统那里拨出的私人电话。不久之后，一个德国的出版商被报道说曾为了布洛德日记的版权支付给艾丝特·霍夫5位数的金钱，结果她却根本不交货。
1974年，在以色列国家档案馆的要求下，一个以色列的法庭审阅了艾丝特·霍夫对布洛德所遗财产的诉讼请求，法官判决认为她对这批手稿享有一切相关权利。次年，艾丝特·霍夫在特拉维夫机场被逮捕，罪名是涉嫌向境外走私卡夫卡的手稿而没有事先将复印件留给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根据1955年以色列档案法的一项规定）。据报道，搜查发现了卡夫卡信件的影印件及布洛德的日记原本（估算有卡夫卡寄给布洛德的22封信及10张明信片已于前一年被艾丝特·霍夫在德国私下售出）。
艾丝特·霍夫不久就被释放。之后，一名以色列国家档案馆的保管人员来到斯宾诺莎大道，在伊娃·霍夫、露丝·维斯勒及一名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试图将此资产收归国有。据该名保管人员报告，发现了超过50英尺高的文件，包括布洛德日记的原件、卡夫卡寄给布洛德的信件以及一位未明身份的要人寄给布洛德和卡夫卡的信。然而，大多数文件仍是影印件。据保管员回忆，当问及遗稿的原本时，艾丝特·霍夫的律师当时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材料并不在这里，并补充说他一直建议艾丝特·霍夫留影印件在以色列，以遵从档案管理法。
这份财产清单的不完全给这份财产的内容留下许多疑问。真正的答案很可能存在上世纪80年代由一名叫伯恩·哈德的文献学者所列的另外一份名单里，该名学者现为瑞士Nimbus Book的出版商。伯恩·哈德也是唯一一个愿意说出对艾丝特·霍夫真实感受的人。伯恩·哈德曾在采访中告诉一名记者，艾丝特·霍夫确实想完成布洛德的愿望，因为她像一个小女孩一样仰慕和爱恋着布洛德。她偏爱有趣的故事书，这使她发现了卡夫卡的奇特之处，并认识到了卡夫卡对于世界文学的重要，因此晚年致力于寻找地方妥善安放卡夫卡的文稿。
1988年，艾丝特·霍夫通过拍卖卡夫卡《审判》的手稿得到近200万美金，再次上了新闻头条。德国文学档案馆获得了拍品。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被认为是当代最杰出的美国犹太裔作家之一。1998年凭借《美国田园诗》获得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形容这个结果是“20世纪西方文学史上又一个苍白的卡夫卡式的讽刺”，因为卡夫卡并不是德国人，而且他的三个姐妹都死于德国纳粹集中营。
在晚年里，艾丝特·霍夫主要忙于与马尔巴赫档案馆磋商，以放置卡夫卡的文稿，及其他原属布洛德的财产，包括布洛德的多卷日记和与多位德国犹太裔杰出人物的对话录。然而，直到她去世，也没有完成一次交接。大量的作品仍然被分置在特拉维夫与苏黎世的10处保险柜及其位于特拉维夫中心斯宾诺莎大道的家中。这个家如今由伊娃·霍夫外加数量40到100不等的猫居住着。伊娃·霍夫的邻居们，还有国际学者协会的成员们都表达了对这些猫所产生影响的担心。
归属之争
2008年，当伊娃·霍夫和露丝·维斯勒试图执行她们母亲的遗嘱的时候，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提出反对并向特拉维夫一法庭提起诉讼。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声称，布洛德把卡夫卡的文稿留给艾丝特·霍夫，是让她作为一个执行者而非受益者，在她去世之后，文稿应仍归布洛德所有。布洛德于1961年曾立遗嘱，明确指出他的文学方面的财产将留给“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分校图书馆，特拉维夫市图书馆，或是一个公共档案馆”。特拉维夫市图书馆从未声明过他们要争取这些财产，因此，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分校图书馆（如今的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成为唯一的曾被布洛德提到过的这批手稿的受赠人。
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提起诉讼的主要证据是1952年由布洛德签署的一份被称为馈赠信的文件，这是此案最关键的和最神秘的文件。根据两姐妹提供给法庭的共两页的馈赠信的影印版，布洛德把持有了一生的卡夫卡的文稿全部无条件赠给了艾丝特·霍夫。然而，国家图书馆提供给法庭的另一份共四页的该馈赠信的影印版却显示，两姐妹缺失的两页是布洛德对这份馈赠的限制条件的声明。当法庭举行辩论的时候，两姐妹未能出示信件的原件。
2009年，法庭决定支持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的请求，对艾丝特·霍夫遗留给两姐妹的财产进行清查，因为有证据显示保险柜中有能够进一步说明布洛德打算如何处理遗产的文件。两姐妹对法庭的判决提起了上诉，声称地方政府没有权力以“有可能存在相关文件”为由搜查个人私有财产。今年5月，法庭就两姐妹的上诉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当日，上诉即被驳回。次月，两姐妹上诉至最高法庭，仍然被驳回。
露丝·维斯勒结婚后就离开了家，伊娃·霍夫和她们的妈妈艾丝特·霍夫一起与这些作品共同生活了长达40年。她的律师奥德·哈考赫（Oded Hacohen）形容伊娃霍夫和这些文稿的关系为“近似于血亲”。伊娃·霍夫曾对她的律师说：“对于我来说，强行打开这些保险箱就像强奸一样。”
只要艾丝特·霍夫的遗嘱存在争议，伊娃·霍夫和露丝·维斯勒就不能够接触到她们母亲遗产的任何一部分，包括其中100多万元的现金。据伊娃·霍夫的律师说，这些钱是德国政府二战后给予艾丝特·霍夫的大屠杀补偿款。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则认为此款为出售卡夫卡《审判》文稿所得，而出售文稿这一行为被认为是违反了布洛德的遗嘱。之后伊娃·霍夫又声称生活在极度悲惨中，欲申请部分遗产认证以支取现金，这个认证最终没有得到法庭的支持。
今年7月底，一个位于特拉维夫的保险柜和另外四个位于苏黎世的保险柜被清查。据特拉维夫的目击者说，伊娃·霍夫跟在律师们之后跑进银行大喊：“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伊娃·霍夫随后又出现在了位于苏黎世存放保险柜的银行，但是没有被允许进入。
在最初的时候，位于特拉维夫的五个保险柜没能被清查。经过长时间艰苦的谈判，伊娃·霍夫同意交出一部分钥匙，但是这些钥匙却打不开那些锁。到目前为止，通过各种方式，大部分的保险柜都已经被打开了。据《以色列日报》报道，目前已经获取了“数量巨大的”卡夫卡的原始文稿，包括笔记本和之前已经发表的短篇故事的原始手稿。一旦所有的资料都被编排完毕并收入目录，具体的内容包括任何能证明作品归属权的文件将会向公众公开。
解读之路上的守门人
沙基·伯恩斯坦（Sagi Bornstein），卡夫卡纪录片的电影制片人，谈到伊娃·霍夫时说：“我为她感到非常可惜。我很了解她，她有自己的生活，也没有义务向任何人汇报。只是，她的故事已不只是属于她自己一个人的了，她不经意间闯入了一个比其他人的生活都大得多的故事里。”伯恩斯坦感慨，“这与‘法律门前’完全一模一样。”
伯恩斯坦所指的“法律门前”源于卡夫卡的一部非常著名的寓言《审判》。其中有一节提到一个人来到法律门前，但是却被守门人所拦，这个人问他能否晚点就可以得到获准进入的许可，“有可能，但现在不能，”守门人说道，并解释说他只是一系列权势逐渐增大、逐渐让人恐惧的守门人中最卑微的，“第三个守门人，他的模样连我都不敢去看。”那个人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坐在了大门入口处，等待着进入大门的准许。在他临终时，他问守门人：“既然法的大门对每一个人都是敞开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之外都没有人接近这里？”“这道门就是专门为你一个人而开的，”守门人说道，“而我现在要去关上它了。”
“在那么多年里，”卡夫卡写道，“那人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那个守门人的观察。他已经忘记了其他的守门人，这第一个守门人对于他来说不啻是通往法律的唯一障碍。”
在解读卡夫卡之路上，如果伊娃·霍夫不是守门人的话，那么谁又是呢？作为遗稿的侵占者，伊娃·霍夫正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观察对象，看起来是解读卡夫卡之路上的唯一障碍。但实际上，伊娃·霍夫之外，尤应引起人注意的是布洛德，一个曾经因做过的每一件事而被斥责的人，例如：神化卡夫卡，拒绝烧掉卡夫卡的手稿，隐藏他不愿意烧掉的手稿，写那么恐怖的小说……他亦是守门人之一。
当卡夫卡准备将手稿出版的时候，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修正错误和解码自己的缩写上，有时甚至召布洛德来帮忙。一个评论家推测认为“布洛德的版本，在最终看来很像是按照卡夫卡的意愿要出版的”，相较于绝大多数一丝不苟的德国学者的版本，或许可以说，没有一个版本能超越“布洛德的卡夫卡”。
以色列图书馆律师梅尔·海勒（Meir Heller）曾说：“对卡夫卡，人们疯狂地想要得到其手稿，原始的，并非复制的或是临摹的。至于其他的作家，没有人关心这些。”我们盲目迷恋卡夫卡的手稿，因为它们看起来可以为界定卡夫卡提供一些出路——一个超越了布洛德（所造的卡夫卡）的卡夫卡。
当我们最终越过了布洛德，就只能够去面对所有守门人中最强大者，他就是卡夫卡本人。
自9月下旬起以后的几周里，一个法庭指定的小组将完成对剩下的盒子的清查，就像清查位于斯宾诺莎大道的公寓一样。清单的公布和大部分材料的归档只是个时间问题。没有了最后一个守门人的阻碍，我们将比以住任何时候都接近卡夫卡。
责任编辑：张羽
美国诗人奥登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生于我们的时代，但却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媲美，那么人们首先想到的就应该是卡夫卡。”
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20世纪德文小说家，41岁辞世，一生默默，死后被20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为先驱。关于卡夫卡的研究，现在已与其作品数量呈反比例剧增：根据最近的一次估测，在过去的14年里，平均每10天都会有一本关于他著作的书出版。
然而，若非卡夫卡的好友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手下留情，世界文学史中将永远不会出现卡夫卡这个名字。据估计，卡夫卡在一生之中烧掉了自己90%的作品，剩下10%的部分能够在今日为世人所见，完全归功于马克斯·布洛德。然而，围绕卡夫卡手稿的诉讼之争在过去的50年里却从未停止过。
卡夫卡和布洛德
卡夫卡生于1883年，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布拉格的街区间度过的。1902年卡夫卡和布洛德在查尔斯大学相识，两人当时都是法学院的学生。
据布洛德为卡夫卡写的传记说，他们两个相识于一场关于叔本华的讲座。在那次讲座中，卡夫卡反对布洛德将尼采描述为一个骗子。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讨论了他们喜爱的作家。布洛德赞赏了出自于故事《紫色死亡》中的一句话“对比蝴蝶和一本巨大的打开的魔法书”。卡夫卡在不了解这本书的情况下，对了一句出自雨果·霍夫曼斯塔尔的话：“大厅里潮湿的旗帜的味道。”说完这句话后，他陷入了深邃的沉默，这一幕给布洛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05年，卡夫卡给布洛德看了他写的小说《一场战斗的纪实》。看完后，布洛德决定接受一个长达一生的使命——对外公布卡夫卡的作品。作为一个“天才的星探”，布洛德这一生发掘过诸如雅洛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sek，捷克著名作家，被誉为“捷克散文之父”，其长篇小说《好兵帅克》被公认为捷克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和雷奥斯·雅那切克（Leos Janacek，捷克作曲家，20世纪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在1907年的柏林周刊，布洛德提名了一批同时代的作家——弗朗茨·布莱（Franz Blei），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弗兰克·魏德金（Frank Wedekind）， 梅瑞英克（Meyrink）和卡夫卡，认为他们维持了德语文学的“高尚的标准”。前四位是当时的大人物，而卡夫卡在当时却连一个字都没发表过。在布洛德的激励下，卡夫卡于190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从很多方面看，布洛德和卡夫卡都没有相似之处。作为一个外向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沉溺于女色的小说家、诗人、批评主义者、作曲家，布洛德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布洛德在4岁的时候被诊断为患有威胁生命的脊柱弯曲，被送往治疗中心治疗了一年，命虽然保住了，却终生驼背。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止他与漂亮的金发女郎们发生一段又一段故事。
与布洛德不同，卡夫卡与风流无缘，虽然相貌英俊，但却有着为数不多的几次与女性交往的痛苦经历。他的运气也不好。在保险公司工作很多年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准备搬到柏林以写作为生，却不幸赶上一战爆发，使得他在布拉格又多呆了一年。1917年，他又被诊断为肺结核。1923年，命运之神终于在卡夫卡生命即将结束之时眷顾了他，让他遇到了25岁的多拉·戴芒特（Dora Diamant），一个从保守的哈西德派（犹太教）家庭里走出来的女孩。她是他最后一个，也是让他最快乐的一个爱人。这对夫妇在柏林一套租来的房子里住了几个月，然后于1924年搬到了科林的一个疗养院。在那里，卡夫卡已经不能吃、喝和说话，却仍然编辑了他的小说《饥饿的艺术家》，并且最终死在了多拉的怀里。他一生中发表的作品不到450页。
1937年，布洛德撰写了卡夫卡传，但却没有收到很好的反响。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德国现代卓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认为，这本书“缺乏一个对于卡夫卡深层次的理解”，而这正是一个关于为什么卡夫卡选择了一个这么低俗的人做他最好的朋友之谜。“我永远不会对布洛德的神秘一探究竟，”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捷克小说家，曾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代表作品有《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曾评论道，“布洛德本应把卡夫卡的传奇呈现给后人，然而他却把卡夫卡传写成了一本感伤的、通俗的有政治倾向的宣传书。”在对卡夫卡的研究领域里，布洛德的这本传记被公认是一个好意的“拆台”。
遗稿
1924年，卡夫卡离世，在他位于布拉格的办公桌上，人们发现了一封给布洛德的信：“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要求是——我留下的所有物品，包括日记、手稿、信件（无论是我自己的还是他人寄来的）札记等等，请勿阅读并统统烧掉。”卡夫卡去世后，布洛德未遵从卡夫卡的遗愿，将卡夫卡遗留下的从未出版过的小说公之于世。《审判》、《城堡》、《亚美利亚》等作品在之后的几年中陆续出版，
故事至此并没有结束。
1939年，在纳粹关闭捷克边境前的最后5分钟，布洛德将一个装满卡夫卡文稿的手提箱带出了布拉格，前往巴勒斯坦。正是这个手提箱里的文稿，引发了此后长达50多年的法律之争。
事实上，卡夫卡遗留下来的财产中，除了三分之二被安置在了牛津大学图书馆，剩余的三分之一，即布洛德带出捷克的部分，包括图纸、旅行日记、信和草稿等都被布洛德收为己有。
20世纪30年代的布洛德是一个富有激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提出要将卡夫卡的文稿存放在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分校的图书馆里，当时的校长兼图书馆长是他和卡夫卡共同的好友雨果·伯格曼。移民到巴勒斯坦以后，布洛德试图将这个计划进行下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计划从来没被实施过。
1968年布洛德在以色列去世，之后文稿传到了布洛德的秘书，同时也被认为是布洛德的情人——艾丝特·霍夫（Esther Hoffe）手里。艾丝特·霍夫于2007年底去世，享年101岁，在她留下的一份遗嘱中写明了其所持有的卡夫卡的文稿由她的两个女儿伊娃·霍夫（Eva Hoffe）和露丝·维斯勒（Ruth Wiesler）继承。
这是布洛德始料不及的。他当初违背卡夫卡遗嘱，将其作品公之于世，其道德依据即在于：卡夫卡的作品不应算是卡夫卡的私有财产，而应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但是却被布洛德的私人秘书据为己有。这种现象被广泛关注，以至于英文中出现了一个词“Kafkaesque”，专门形容原属于卡夫卡的作品被私人据为己有的怪现象。
被侵占的岁月
艾丝特·霍夫由于侵占卡夫卡文稿而声名狼藉。据德国《明镜周刊》所述，她先是同意借出卡夫卡著名的作品《审判》手稿用于在巴黎的展览，之后却食言。据称这么做只是因为她没有收到从法国总统那里拨出的私人电话。不久之后，一个德国的出版商被报道说曾为了布洛德日记的版权支付给艾丝特·霍夫5位数的金钱，结果她却根本不交货。
1974年，在以色列国家档案馆的要求下，一个以色列的法庭审阅了艾丝特·霍夫对布洛德所遗财产的诉讼请求，法官判决认为她对这批手稿享有一切相关权利。次年，艾丝特·霍夫在特拉维夫机场被逮捕，罪名是涉嫌向境外走私卡夫卡的手稿而没有事先将复印件留给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根据1955年以色列档案法的一项规定）。据报道，搜查发现了卡夫卡信件的影印件及布洛德的日记原本（估算有卡夫卡寄给布洛德的22封信及10张明信片已于前一年被艾丝特·霍夫在德国私下售出）。
艾丝特·霍夫不久就被释放。之后，一名以色列国家档案馆的保管人员来到斯宾诺莎大道，在伊娃·霍夫、露丝·维斯勒及一名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试图将此资产收归国有。据该名保管人员报告，发现了超过50英尺高的文件，包括布洛德日记的原件、卡夫卡寄给布洛德的信件以及一位未明身份的要人寄给布洛德和卡夫卡的信。然而，大多数文件仍是影印件。据保管员回忆，当问及遗稿的原本时，艾丝特·霍夫的律师当时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材料并不在这里，并补充说他一直建议艾丝特·霍夫留影印件在以色列，以遵从档案管理法。
这份财产清单的不完全给这份财产的内容留下许多疑问。真正的答案很可能存在上世纪80年代由一名叫伯恩·哈德的文献学者所列的另外一份名单里，该名学者现为瑞士Nimbus Book的出版商。伯恩·哈德也是唯一一个愿意说出对艾丝特·霍夫真实感受的人。伯恩·哈德曾在采访中告诉一名记者，艾丝特·霍夫确实想完成布洛德的愿望，因为她像一个小女孩一样仰慕和爱恋着布洛德。她偏爱有趣的故事书，这使她发现了卡夫卡的奇特之处，并认识到了卡夫卡对于世界文学的重要，因此晚年致力于寻找地方妥善安放卡夫卡的文稿。
1988年，艾丝特·霍夫通过拍卖卡夫卡《审判》的手稿得到近200万美金，再次上了新闻头条。德国文学档案馆获得了拍品。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被认为是当代最杰出的美国犹太裔作家之一。1998年凭借《美国田园诗》获得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形容这个结果是“20世纪西方文学史上又一个苍白的卡夫卡式的讽刺”，因为卡夫卡并不是德国人，而且他的三个姐妹都死于德国纳粹集中营。
在晚年里，艾丝特·霍夫主要忙于与马尔巴赫档案馆磋商，以放置卡夫卡的文稿，及其他原属布洛德的财产，包括布洛德的多卷日记和与多位德国犹太裔杰出人物的对话录。然而，直到她去世，也没有完成一次交接。大量的作品仍然被分置在特拉维夫与苏黎世的10处保险柜及其位于特拉维夫中心斯宾诺莎大道的家中。这个家如今由伊娃·霍夫外加数量40到100不等的猫居住着。伊娃·霍夫的邻居们，还有国际学者协会的成员们都表达了对这些猫所产生影响的担心。
归属之争
2008年，当伊娃·霍夫和露丝·维斯勒试图执行她们母亲的遗嘱的时候，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提出反对并向特拉维夫一法庭提起诉讼。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声称，布洛德把卡夫卡的文稿留给艾丝特·霍夫，是让她作为一个执行者而非受益者，在她去世之后，文稿应仍归布洛德所有。布洛德于1961年曾立遗嘱，明确指出他的文学方面的财产将留给“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分校图书馆，特拉维夫市图书馆，或是一个公共档案馆”。特拉维夫市图书馆从未声明过他们要争取这些财产，因此，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分校图书馆（如今的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成为唯一的曾被布洛德提到过的这批手稿的受赠人。
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提起诉讼的主要证据是1952年由布洛德签署的一份被称为馈赠信的文件，这是此案最关键的和最神秘的文件。根据两姐妹提供给法庭的共两页的馈赠信的影印版，布洛德把持有了一生的卡夫卡的文稿全部无条件赠给了艾丝特·霍夫。然而，国家图书馆提供给法庭的另一份共四页的该馈赠信的影印版却显示，两姐妹缺失的两页是布洛德对这份馈赠的限制条件的声明。当法庭举行辩论的时候，两姐妹未能出示信件的原件。
2009年，法庭决定支持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的请求，对艾丝特·霍夫遗留给两姐妹的财产进行清查，因为有证据显示保险柜中有能够进一步说明布洛德打算如何处理遗产的文件。两姐妹对法庭的判决提起了上诉，声称地方政府没有权力以“有可能存在相关文件”为由搜查个人私有财产。今年5月，法庭就两姐妹的上诉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当日，上诉即被驳回。次月，两姐妹上诉至最高法庭，仍然被驳回。
露丝·维斯勒结婚后就离开了家，伊娃·霍夫和她们的妈妈艾丝特·霍夫一起与这些作品共同生活了长达40年。她的律师奥德·哈考赫（Oded Hacohen）形容伊娃霍夫和这些文稿的关系为“近似于血亲”。伊娃·霍夫曾对她的律师说：“对于我来说，强行打开这些保险箱就像强奸一样。”
只要艾丝特·霍夫的遗嘱存在争议，伊娃·霍夫和露丝·维斯勒就不能够接触到她们母亲遗产的任何一部分，包括其中100多万元的现金。据伊娃·霍夫的律师说，这些钱是德国政府二战后给予艾丝特·霍夫的大屠杀补偿款。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则认为此款为出售卡夫卡《审判》文稿所得，而出售文稿这一行为被认为是违反了布洛德的遗嘱。之后伊娃·霍夫又声称生活在极度悲惨中，欲申请部分遗产认证以支取现金，这个认证最终没有得到法庭的支持。
今年7月底，一个位于特拉维夫的保险柜和另外四个位于苏黎世的保险柜被清查。据特拉维夫的目击者说，伊娃·霍夫跟在律师们之后跑进银行大喊：“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伊娃·霍夫随后又出现在了位于苏黎世存放保险柜的银行，但是没有被允许进入。
在最初的时候，位于特拉维夫的五个保险柜没能被清查。经过长时间艰苦的谈判，伊娃·霍夫同意交出一部分钥匙，但是这些钥匙却打不开那些锁。到目前为止，通过各种方式，大部分的保险柜都已经被打开了。据《以色列日报》报道，目前已经获取了“数量巨大的”卡夫卡的原始文稿，包括笔记本和之前已经发表的短篇故事的原始手稿。一旦所有的资料都被编排完毕并收入目录，具体的内容包括任何能证明作品归属权的文件将会向公众公开。
解读之路上的守门人
沙基·伯恩斯坦（Sagi Bornstein），卡夫卡纪录片的电影制片人，谈到伊娃·霍夫时说：“我为她感到非常可惜。我很了解她，她有自己的生活，也没有义务向任何人汇报。只是，她的故事已不只是属于她自己一个人的了，她不经意间闯入了一个比其他人的生活都大得多的故事里。”伯恩斯坦感慨，“这与‘法律门前’完全一模一样。”
伯恩斯坦所指的“法律门前”源于卡夫卡的一部非常著名的寓言《审判》。其中有一节提到一个人来到法律门前，但是却被守门人所拦，这个人问他能否晚点就可以得到获准进入的许可，“有可能，但现在不能，”守门人说道，并解释说他只是一系列权势逐渐增大、逐渐让人恐惧的守门人中最卑微的，“第三个守门人，他的模样连我都不敢去看。”那个人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坐在了大门入口处，等待着进入大门的准许。在他临终时，他问守门人：“既然法的大门对每一个人都是敞开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之外都没有人接近这里？”“这道门就是专门为你一个人而开的，”守门人说道，“而我现在要去关上它了。”
“在那么多年里，”卡夫卡写道，“那人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那个守门人的观察。他已经忘记了其他的守门人，这第一个守门人对于他来说不啻是通往法律的唯一障碍。”
在解读卡夫卡之路上，如果伊娃·霍夫不是守门人的话，那么谁又是呢？作为遗稿的侵占者，伊娃·霍夫正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观察对象，看起来是解读卡夫卡之路上的唯一障碍。但实际上，伊娃·霍夫之外，尤应引起人注意的是布洛德，一个曾经因做过的每一件事而被斥责的人，例如：神化卡夫卡，拒绝烧掉卡夫卡的手稿，隐藏他不愿意烧掉的手稿，写那么恐怖的小说……他亦是守门人之一。
当卡夫卡准备将手稿出版的时候，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修正错误和解码自己的缩写上，有时甚至召布洛德来帮忙。一个评论家推测认为“布洛德的版本，在最终看来很像是按照卡夫卡的意愿要出版的”，相较于绝大多数一丝不苟的德国学者的版本，或许可以说，没有一个版本能超越“布洛德的卡夫卡”。
以色列图书馆律师梅尔·海勒（Meir Heller）曾说：“对卡夫卡，人们疯狂地想要得到其手稿，原始的，并非复制的或是临摹的。至于其他的作家，没有人关心这些。”我们盲目迷恋卡夫卡的手稿，因为它们看起来可以为界定卡夫卡提供一些出路——一个超越了布洛德（所造的卡夫卡）的卡夫卡。
当我们最终越过了布洛德，就只能够去面对所有守门人中最强大者，他就是卡夫卡本人。
自9月下旬起以后的几周里，一个法庭指定的小组将完成对剩下的盒子的清查，就像清查位于斯宾诺莎大道的公寓一样。清单的公布和大部分材料的归档只是个时间问题。没有了最后一个守门人的阻碍，我们将比以住任何时候都接近卡夫卡。
责任编辑：张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