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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民党右派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顿时落入低谷。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指挥下，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由此拉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序幕。几年时间内，遍及大江南北的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根据地内红红火火的土地革命运动形势，与白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同处一国、一省，甚至一县之内，苏区与白区不可能完全隔绝。史料证明：’从苏区通往白区或从白区进入苏区，有很多秘密的交通线，这些交通线肩负着苏区与外界进行沟通联系和物质补给的重任，成为苏区的“生命线”。
在众多的“红色交通线”之中，有一条交通线格外令人瞩目。这条“红色交通线”横跨沪、港、粤三省，由海上转入陆地，蜿蜒长达数千公里。它连接着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两大战斗核心，不仅传送着党中央与苏区的往来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质和经费，而且将数以百计的高级干部护送到苏区，使他们继续发挥着中国革命中流砥柱的作用。
危难之际组建地下交通网络
早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就认识到建立全国性秘密交通网的重要性。8月21号，中共中央便发出《通告第叁号》，决定在中央所在地设立中央交通处，在上海设立交通分处，作为中央与南、北局及浙江间交通的总枢纽。1928年，中央专门设立外交科，组织交通网与各地联系，并同时开拓了北方线、长江线、南方线。由于处在国民党政府的极端白色恐怖之下，各地交通线和交通站经常被破坏，交通人员也时刻面临着被捕甚至牺牲的危险，因此，这些交通线、站极为隐蔽，且很不稳定，经常发生变化。在1930年到1934年的4年间，始终保持运作的交通站只有三个，即上海总站和香港、汕头中转站。而连接着这三个站点的线路，便是在中共秘密战线史上享有盛誉的沪港粤“红色交通线”。
沪港粤“红色交通线”，是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交通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为确保线路安全，周恩来数次来到汕头，身先士卒，亲自勘察线路，布点设站。1930年，中央交委在汕头市开设了中法药房，将其作为一个直属于中央交通局的重要交通站。按照周恩来的特别指示，这个药房务必要慎重使用，只有护送重要领导干部时才能启用，而且必须经过中央审定同意，才能在此住宿。1931年初，一条由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大埔进入闽西，直达瑞金的秘密大动脉得以迅速打通。由于上海是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这里的党员不但人数较多，而且地下斗争经验丰富。香港则在国民党的统治范围之外，因此，三个交通站中，汕头所处的环境最为险恶，也最容易出事。为了确保交通线的安全畅通，中央交通局特地派出了精锐力量，来主持汕头站的工作。汕头站站长陈彭年是中共特科的资深成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做过包探，懂得黑社会的行话和行事作风，又在法国做过华工，并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对政策和理论的把握也有一套。陈彭年在汕头的公开身份，是一家上海电器行的老板。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常常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往来于上海、香港、讪头和中央苏区。由于他具有超常的应变能力，因此在遇到意外事件时，总能有惊无险，轻松过关。
险恶环境之下，交通线上形成了一套独特复杂而又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式。比如：交通员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单线联系，没有往来的交通员之间，一般相互都不认识，即便是站长也不一定认识全线的交通员。在交通点的安排上也是费尽心机，比如：有的点是以家庭的形式出现，而有的点则是以店铺或学校的形式出现，甚至有的点还出现在娱乐场所。对交通员的选择无疑是整个工作的重中之重。比如：交通员要求有很强的党性，丰富的对敌工作经验，而且身体必须健壮，思维缜密，有一技之长。此外，交通员还必须与各色人等打成一片，懂得当地“行话”，以便混入人群之中不容易被人察觉。同时，在每次行动之前，他们都要准备好一些能自圆其说的“托词”，通晓各种隐藏文件、金钱和重要物质的技巧。
正是有了如此精密的布局，加上交通人员的机智勇敢，沪港粤“红色交通线”自成立以来，一直畅通无阻，完成了许多足以在党史上大书一笔的重大任务。
大批要人由此进入中央苏区
护送中共军政要人由白区进入苏区，是这条“红色交通线”最值得一提的功绩之一。从1930年到中央红军长征以前，中共中央曾经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干部转移，大约有两百多位著名共产党人，从上海经香港、汕头通过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第一次发生在1930年冬天和1931年春天，中央抽调包括叶剑英、任弼时、刘伯承、项英、左权、徐特立、张爱萍、伍修权等在内的大批干部进入苏区；第二次发生在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之后，周恩来、陈云果断指示，白区重要干部要转移进入苏区，之后几个月中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邓颖超、董必武等人进入苏区；第三次发生在1933年1月，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无法立足，博古、陈云、李维汉、谢觉哉、瞿秋白、李德等人最后进入苏区。
在中共主要领导人中，叶剑英元帅是较早经由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叶剑英遭到广东反动当局的通缉，不得不乔装打扮进入香港避难，之后，他又进入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秋，叶剑英奉命回到香港，准备经汕头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当时，叶剑英是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捉拿的“共党头目”，而他本身又是广东梅县人，且长期在广东从事革命运动。对于这么一位“公众”人物，护送起来自然有一定难度。此次任务，是由闽西特委书记邓发亲自布置的。他特地派了叶剑英的同乡、具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交通员卢伟良到香港，全程陪同叶剑英上路。一路之上可谓惊险异常。正准备从香港动身时，国民党当局不知听到了什么风声，大肆散布“叶剑英被捕”的谣言，企图让叶放松警惕。在由香港开往汕头的船上，看到周围耳目众多，卢伟良和叶剑英不得不装作毫不相识，互不搭理。在山区行路时，由于怕暴露目标，一行人基本不问路，不求宿。夜间就寝时，护送人员更是不敢入睡，随时都注意着周围的情况。经过几日的艰苦历程，卢伟良终于顺利完成任务，把叶剑英送入闽西特委所在地虎岗。
1931年12月，周恩来在肖桂昌陪同下，由上海抵达汕头，准备经这条他亲手创立的“红色交通线”去瑞金。作为中共特科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在这一路上所显示出来的做秘密工作的深厚功力和机智大胆，给护送他的交通员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周恩来一到汕头，先来到中央交委在汕头的绝密办事处“華富电器材料行”，听取汕头交通站站长陈彭年的工作汇报。根据资料记载：一身商人打扮的周恩来与肖桂昌住进了交通站为他 们安排的金陵旅店，这家旅店堪称是当地最好的旅店。谁知道，当周恩来一行在房间里安排妥当，正下楼准备去吃饭时，走到楼梯的拐弯处，警惕性极高的周恩来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他发现在拐弯处的墙上，镶嵌着一张照片，那照片是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场景。照片之中，英气勃发的自己正赫然在列。看到照片，周恩来心中一沉，顿觉不妙：当时他在这里主持东江政务，不知多少人在公开场合见过自己，此时此地出现这么一张照片，不正好相当于一张“通缉像”吗?不动声色的周恩来马上向陈彭年递了一个眼色，陈彭年心领神会，立刻与肖桂昌上楼收拾行李，另找地方住宿。这一次，他们住进了棉安街的一家小旅店。这家小店是一个国民党师长开的，正因为有了这层关系，使得当地的警察、流氓、兵痞从来不敢过来骚扰，连例行的“查夜”，这里也通常被免了。一夜下来，果然平安无事。
第二天一大早，周恩来便和肖桂昌登上了开往潮州的火车。本来，周恩来他们买的车票是二等票，可当他们来到二等车厢时发现，这里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周恩来心里迅速冒出一个念头：人太少了，检查起来目标太明显。于是，他马上拉着肖桂昌，转到三等车厢。果然，三等车厢里面人来人往，嘈杂不堪，正好利于隐藏。然而，正当周、肖二人与人群挤在一起，沉默不语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查票员。周恩来一看他，脑海中迅速闪现出东征时的场景。原来，此人当时是铁路职工骨干分子，曾多次到东江行政公署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几年过去了，周恩来对此人的背景根本拿不准，万一要是被他看出来，可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随着查票员的慢慢靠近，周恩来缓缓拉下帽檐，把头扭向窗外。旁边的肖桂昌也看出了苗头，他敏捷地站了起来，迎着查票员递上车票，同时用身子挡住周恩来。幸运的是，查票员只是看了一下车票，并告诉他们应该去二等车厢乘坐，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周恩来。
一场虚惊之后，周恩来一行很快到达潮安。在潮安吃过午饭以后，在韩江边上船，溯江而上，经茶阳、人青溪等地直至大埔。船到大埔县城后，他们马不停蹄，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途径青溪时上岸。在青溪站，闽西特委专门派了一个手枪队，迎候周恩来一行。在手枪队的护卫下，周恩来一行巧妙地绕过民团势力强大的虎头沙，顺利进入根据地。
李德是唯一一位经由这条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外国人。据李德的《中国纪事》一书记载，他是在1933年9月底的一个夜晚，从上海到达汕头的。在汕头，他和“红色牧师”董健吾接上线。精通英语的董健吾，一直陪着他到潮安，把他交到一个交通员手里。这个交通员带着他，上了一条破旧的木船，让他平躺在舱里的草席下，不要随便动弹，更不要讲话。就这样，这位威风凛凛的共产国际代表，窝了两天两夜才被“偷运”到红军前线。
苏区的“邮路”和“补给线”
这条交通线，除了是白区进出中央苏区的重要渠道，还是中央苏区对外通信的重要窗口和物质补给线。
当时，红军虽有少量的小型电台，但是，这种电台并不能进行远距离通讯。因此，处在重兵包围之中的红军将士，很难得知外面的情况，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也经常不能及时把指示传达下来。有鉴于此中央规定，各地的交通站和交通人员，须承担起传达中央文件，输送党内宣传品，并打探各地动向的责任。同时，各苏区务必形成逢初一、十五向中央总结工作的文件制度。这样，就勉强确保了苏区与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信息沟通。
中共中央还专门在香港交通站，设立了文件中转机构，具体事务归廖梦醒负责。由于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是香港交通站的站长，所以交通站就直接设在廖家。无论是从苏区传出来的报告，还是从上海传过来的指示，都是经过了特殊处理，到了香港以后，必须经廖梦醒重新“翻译”和处理，然后才交给交通员发出去。苏区来的文件很多是用草纸就“药水”所写，廖梦醒通常要把草纸上的字用碘酒显示出来，再用很细的笔抄写在薄纸上，以便于交通员长途携带到上海去。上海给苏区的文件则刚好相反，字写得很细，甚至细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廖梦醒就要把这些文件重新抄在草纸上，再由交通员带进苏区。
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之下，中央苏区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虽然说苏区的粮食和各类农产品可以勉强自给自足，但是很多工业品，尤其是急需的食盐、药品、电器和军用器械都很短缺。于是红军不得不把从敌军和地主土豪那里缴获的黄金和白银运送出去，通过采购点换成钞票和银元，再拿来购买所需物资。
汕头交通站就是红军在白区的重要采購点。站长陈彭年充分利用他开的上海电器材料行，与社会各界搞好关系，暗地里将各类物资大箱大箱地往苏区运。物资运到大埔青溪站时，往往都是隐藏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做好记号之后，再通知苏区派短小精悍的武装力量出来抢运。有时候，青溪交通站的同志还要负责联络各乡村交通站，发动当地群众，假装挑粪下田或上山割草，将物资藏在粪桶或草料中，越过封锁线，一站接一站地传送到苏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离开之际，中央曾向沿线的各个交通站发出撤离的指示。接到指示之后，不少交通员加入长征队伍，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牺牲在长征中，也有一些人跟着共产党一直走到了建国后。留下来的交通员，则随着交通站和接头户的暴露，大都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捕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英勇不屈，从容就义。1935年前后，这条“摧不垮、打不掉”的“红色交通线”，最终在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彻底中断了。
编辑：韩铁马
在众多的“红色交通线”之中，有一条交通线格外令人瞩目。这条“红色交通线”横跨沪、港、粤三省，由海上转入陆地，蜿蜒长达数千公里。它连接着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两大战斗核心，不仅传送着党中央与苏区的往来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质和经费，而且将数以百计的高级干部护送到苏区，使他们继续发挥着中国革命中流砥柱的作用。
危难之际组建地下交通网络
早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就认识到建立全国性秘密交通网的重要性。8月21号，中共中央便发出《通告第叁号》，决定在中央所在地设立中央交通处，在上海设立交通分处，作为中央与南、北局及浙江间交通的总枢纽。1928年，中央专门设立外交科，组织交通网与各地联系，并同时开拓了北方线、长江线、南方线。由于处在国民党政府的极端白色恐怖之下，各地交通线和交通站经常被破坏，交通人员也时刻面临着被捕甚至牺牲的危险，因此，这些交通线、站极为隐蔽，且很不稳定，经常发生变化。在1930年到1934年的4年间，始终保持运作的交通站只有三个，即上海总站和香港、汕头中转站。而连接着这三个站点的线路，便是在中共秘密战线史上享有盛誉的沪港粤“红色交通线”。
沪港粤“红色交通线”，是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交通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为确保线路安全，周恩来数次来到汕头，身先士卒，亲自勘察线路，布点设站。1930年，中央交委在汕头市开设了中法药房，将其作为一个直属于中央交通局的重要交通站。按照周恩来的特别指示，这个药房务必要慎重使用，只有护送重要领导干部时才能启用，而且必须经过中央审定同意，才能在此住宿。1931年初，一条由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大埔进入闽西，直达瑞金的秘密大动脉得以迅速打通。由于上海是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这里的党员不但人数较多，而且地下斗争经验丰富。香港则在国民党的统治范围之外，因此，三个交通站中，汕头所处的环境最为险恶，也最容易出事。为了确保交通线的安全畅通，中央交通局特地派出了精锐力量，来主持汕头站的工作。汕头站站长陈彭年是中共特科的资深成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做过包探，懂得黑社会的行话和行事作风，又在法国做过华工，并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对政策和理论的把握也有一套。陈彭年在汕头的公开身份，是一家上海电器行的老板。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常常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往来于上海、香港、讪头和中央苏区。由于他具有超常的应变能力，因此在遇到意外事件时，总能有惊无险，轻松过关。
险恶环境之下，交通线上形成了一套独特复杂而又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式。比如：交通员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单线联系，没有往来的交通员之间，一般相互都不认识，即便是站长也不一定认识全线的交通员。在交通点的安排上也是费尽心机，比如：有的点是以家庭的形式出现，而有的点则是以店铺或学校的形式出现，甚至有的点还出现在娱乐场所。对交通员的选择无疑是整个工作的重中之重。比如：交通员要求有很强的党性，丰富的对敌工作经验，而且身体必须健壮，思维缜密，有一技之长。此外，交通员还必须与各色人等打成一片，懂得当地“行话”，以便混入人群之中不容易被人察觉。同时，在每次行动之前，他们都要准备好一些能自圆其说的“托词”，通晓各种隐藏文件、金钱和重要物质的技巧。
正是有了如此精密的布局，加上交通人员的机智勇敢，沪港粤“红色交通线”自成立以来，一直畅通无阻，完成了许多足以在党史上大书一笔的重大任务。
大批要人由此进入中央苏区
护送中共军政要人由白区进入苏区，是这条“红色交通线”最值得一提的功绩之一。从1930年到中央红军长征以前，中共中央曾经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干部转移，大约有两百多位著名共产党人，从上海经香港、汕头通过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第一次发生在1930年冬天和1931年春天，中央抽调包括叶剑英、任弼时、刘伯承、项英、左权、徐特立、张爱萍、伍修权等在内的大批干部进入苏区；第二次发生在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之后，周恩来、陈云果断指示，白区重要干部要转移进入苏区，之后几个月中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邓颖超、董必武等人进入苏区；第三次发生在1933年1月，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无法立足，博古、陈云、李维汉、谢觉哉、瞿秋白、李德等人最后进入苏区。
在中共主要领导人中，叶剑英元帅是较早经由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叶剑英遭到广东反动当局的通缉，不得不乔装打扮进入香港避难，之后，他又进入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秋，叶剑英奉命回到香港，准备经汕头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当时，叶剑英是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捉拿的“共党头目”，而他本身又是广东梅县人，且长期在广东从事革命运动。对于这么一位“公众”人物，护送起来自然有一定难度。此次任务，是由闽西特委书记邓发亲自布置的。他特地派了叶剑英的同乡、具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交通员卢伟良到香港，全程陪同叶剑英上路。一路之上可谓惊险异常。正准备从香港动身时，国民党当局不知听到了什么风声，大肆散布“叶剑英被捕”的谣言，企图让叶放松警惕。在由香港开往汕头的船上，看到周围耳目众多，卢伟良和叶剑英不得不装作毫不相识，互不搭理。在山区行路时，由于怕暴露目标，一行人基本不问路，不求宿。夜间就寝时，护送人员更是不敢入睡，随时都注意着周围的情况。经过几日的艰苦历程，卢伟良终于顺利完成任务，把叶剑英送入闽西特委所在地虎岗。
1931年12月，周恩来在肖桂昌陪同下，由上海抵达汕头，准备经这条他亲手创立的“红色交通线”去瑞金。作为中共特科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在这一路上所显示出来的做秘密工作的深厚功力和机智大胆，给护送他的交通员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周恩来一到汕头，先来到中央交委在汕头的绝密办事处“華富电器材料行”，听取汕头交通站站长陈彭年的工作汇报。根据资料记载：一身商人打扮的周恩来与肖桂昌住进了交通站为他 们安排的金陵旅店，这家旅店堪称是当地最好的旅店。谁知道，当周恩来一行在房间里安排妥当，正下楼准备去吃饭时，走到楼梯的拐弯处，警惕性极高的周恩来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他发现在拐弯处的墙上，镶嵌着一张照片，那照片是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场景。照片之中，英气勃发的自己正赫然在列。看到照片，周恩来心中一沉，顿觉不妙：当时他在这里主持东江政务，不知多少人在公开场合见过自己，此时此地出现这么一张照片，不正好相当于一张“通缉像”吗?不动声色的周恩来马上向陈彭年递了一个眼色，陈彭年心领神会，立刻与肖桂昌上楼收拾行李，另找地方住宿。这一次，他们住进了棉安街的一家小旅店。这家小店是一个国民党师长开的，正因为有了这层关系，使得当地的警察、流氓、兵痞从来不敢过来骚扰，连例行的“查夜”，这里也通常被免了。一夜下来，果然平安无事。
第二天一大早，周恩来便和肖桂昌登上了开往潮州的火车。本来，周恩来他们买的车票是二等票，可当他们来到二等车厢时发现，这里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周恩来心里迅速冒出一个念头：人太少了，检查起来目标太明显。于是，他马上拉着肖桂昌，转到三等车厢。果然，三等车厢里面人来人往，嘈杂不堪，正好利于隐藏。然而，正当周、肖二人与人群挤在一起，沉默不语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查票员。周恩来一看他，脑海中迅速闪现出东征时的场景。原来，此人当时是铁路职工骨干分子，曾多次到东江行政公署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几年过去了，周恩来对此人的背景根本拿不准，万一要是被他看出来，可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随着查票员的慢慢靠近，周恩来缓缓拉下帽檐，把头扭向窗外。旁边的肖桂昌也看出了苗头，他敏捷地站了起来，迎着查票员递上车票，同时用身子挡住周恩来。幸运的是，查票员只是看了一下车票，并告诉他们应该去二等车厢乘坐，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周恩来。
一场虚惊之后，周恩来一行很快到达潮安。在潮安吃过午饭以后，在韩江边上船，溯江而上，经茶阳、人青溪等地直至大埔。船到大埔县城后，他们马不停蹄，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途径青溪时上岸。在青溪站，闽西特委专门派了一个手枪队，迎候周恩来一行。在手枪队的护卫下，周恩来一行巧妙地绕过民团势力强大的虎头沙，顺利进入根据地。
李德是唯一一位经由这条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外国人。据李德的《中国纪事》一书记载，他是在1933年9月底的一个夜晚，从上海到达汕头的。在汕头，他和“红色牧师”董健吾接上线。精通英语的董健吾，一直陪着他到潮安，把他交到一个交通员手里。这个交通员带着他，上了一条破旧的木船，让他平躺在舱里的草席下，不要随便动弹，更不要讲话。就这样，这位威风凛凛的共产国际代表，窝了两天两夜才被“偷运”到红军前线。
苏区的“邮路”和“补给线”
这条交通线，除了是白区进出中央苏区的重要渠道，还是中央苏区对外通信的重要窗口和物质补给线。
当时，红军虽有少量的小型电台，但是，这种电台并不能进行远距离通讯。因此，处在重兵包围之中的红军将士，很难得知外面的情况，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也经常不能及时把指示传达下来。有鉴于此中央规定，各地的交通站和交通人员，须承担起传达中央文件，输送党内宣传品，并打探各地动向的责任。同时，各苏区务必形成逢初一、十五向中央总结工作的文件制度。这样，就勉强确保了苏区与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信息沟通。
中共中央还专门在香港交通站，设立了文件中转机构，具体事务归廖梦醒负责。由于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是香港交通站的站长，所以交通站就直接设在廖家。无论是从苏区传出来的报告，还是从上海传过来的指示，都是经过了特殊处理，到了香港以后，必须经廖梦醒重新“翻译”和处理，然后才交给交通员发出去。苏区来的文件很多是用草纸就“药水”所写，廖梦醒通常要把草纸上的字用碘酒显示出来，再用很细的笔抄写在薄纸上，以便于交通员长途携带到上海去。上海给苏区的文件则刚好相反，字写得很细，甚至细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廖梦醒就要把这些文件重新抄在草纸上，再由交通员带进苏区。
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之下，中央苏区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虽然说苏区的粮食和各类农产品可以勉强自给自足，但是很多工业品，尤其是急需的食盐、药品、电器和军用器械都很短缺。于是红军不得不把从敌军和地主土豪那里缴获的黄金和白银运送出去，通过采购点换成钞票和银元，再拿来购买所需物资。
汕头交通站就是红军在白区的重要采購点。站长陈彭年充分利用他开的上海电器材料行，与社会各界搞好关系，暗地里将各类物资大箱大箱地往苏区运。物资运到大埔青溪站时，往往都是隐藏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做好记号之后，再通知苏区派短小精悍的武装力量出来抢运。有时候，青溪交通站的同志还要负责联络各乡村交通站，发动当地群众，假装挑粪下田或上山割草，将物资藏在粪桶或草料中，越过封锁线，一站接一站地传送到苏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离开之际，中央曾向沿线的各个交通站发出撤离的指示。接到指示之后，不少交通员加入长征队伍，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牺牲在长征中，也有一些人跟着共产党一直走到了建国后。留下来的交通员，则随着交通站和接头户的暴露，大都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捕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英勇不屈，从容就义。1935年前后，这条“摧不垮、打不掉”的“红色交通线”，最终在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彻底中断了。
编辑：韩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