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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无人区》的宣传海报上，有4个字格外惹眼：铁定上映。无怪乎要强调“铁定”，这部宁浩导演的作品从2009年完成拍摄，到2013年12月3日上映，硬是搁置了4年，其间6次传出消息说要上映，甚至排好了档期，最终却都被证明是一场场“忽悠”。
坐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对面的宁浩，对片子经历的波折似乎早已看淡。他穿着中式服装，有意无意地拨弄着手上的念珠，说的话也颇有些宿命感：“一部片子开始拍了，它就有自己的命运，它很顺利，是一种命运；它不顺利，也是一种命运。没有什么好不好，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确实，这两年中国电影票房急速攀升，《无人区》现在上映反而因祸得福。但一部颇受影迷期待的片子搁置了4年，让人多少窥见到青年导演的个人化创作与电影审查机制及主流价值观之间的角力。
一部片子的上映为何这么难
《无人区》讲的是徐峥饰演的律师远赴西部无人区，帮助当地一位恶徒打赢了官司。志得意满的他在归途中反遭恶徒报复，一路遭遇危机。类似于李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宁浩也是想把主人公置于一种极端环境下，在沙漠无人区的蛮荒中，让主人公脱去文明的外衣，展现人性的挣扎。这是一部极其追求个人风格的电影。影片小范围试映后，有影评人赞誉它是内地少有的佳作。
但是，这部作品撞在了枪口上，纷扰接踵而至，其中最突出的是电影审查委员会一位委员发表博文，说在《无人区》里“警察愚蠢而无能”，“没有英雄，尽是坏蛋，违背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他还指责青年导演为了追求个人风格，丧失社会责任感，片子有损国家和国民的形象。对一部新锐导演的风格之作，这篇评论有些上纲上线，引发网友争议，作者很快删除了博文。但之后《无人区》审查遇阻，消失在公众视野。
对于《无人区》的销声匿迹，宁浩在公众场合一直很平静地对媒体宣称，他是负责拍电影的，不是负责卖电影的，影片拍完交到中影公司，他已完成了他的使命。此次面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也这样解释：“这么长时间，我只是在修改，让它表达得更清楚。”
但知情人士透露，宁浩私下里一直在为这部影片积极奔走。2009年底到2010年初，《无人区》在北京“补拍”约5分钟的结尾戏。余男饰演的妓女作为一名幸存者，改过向善，在一个陈旧的舞蹈教室里获得新生。原本的结局可不是这样，余男最终以暴制暴杀了恶徒。宁浩坦言，原作将黑色和荒诞的戏剧风格表现到了极致，而修改后的结尾多了一条光明的尾巴。开头也做了显著的改动，添加了一段旁白，使影片增加了更多的善意。
一直以来，中国电影在创作上必须“铁肩担道义”，《无人区》的起落再次昭示，青年导演们并不能在追求风格的道路上恣意妄为。宁浩这样告诉记者：“中国电影市场中主流价值体系的产品还是主导，在这种情况下，不适于把所有产品都搞成挑战式的。”于是，宁浩改变了，《无人区》复活了。
一群青年电影人的热血之作
虽然宁浩表现出“超脱”的态度，但是《无人区》拍摄时整个剧组可是吃尽苦头。那时候，徐峥还不是“国产电影票房冠军导演”，黄渤也不是“金马影帝”。在新疆哈密五堡雅丹地貌的戈壁滩上，《无人区》剧组搭建起的场景既孤绝又荒谬：一个破破烂烂的矮房子上写着“帝豪大酒店”；一个小卖部门口挂上了“卫星电话”的招牌。
徐峥在发布会上和媒体诉苦：“苦不苦，看哥吃了多少土；累不累，看哥天天几点睡。”《无人区》拍下来，徐峥至少吃了50斤土，瘦了25斤。他用“星座”来解释：“宁浩、黄渤全是处女座，他们首先是虐自己，也虐別人。我这个白羊座在他们面前就是待宰的羔羊。”
至于黄渤，虽然大半时间都在扮演一具“尸体”，但过程毫不轻松。宁浩对他的要求是“少而冷”，他必须一出场就用“杀气”将人镇住。为此，黄渤去了屠宰场，从凌晨4点多一直待到中午，回来后大病一场。但他觉得找到了状态。
对于令记者印象深刻的女主角余男的“活埋”戏，宁浩说道：“那是真埋，浑身都是土。而且那个过程挺恐怖的，土压在身上很重，动不了。”
宁浩回忆，在沙漠戈壁滩上拍夜戏尤其艰难。为了追求真实感，他们没有采用白天拍夜戏的办法，而是夜里在戈壁上打灯，要把灯和发电车运上山，工程量非常大。整个拍摄花费了两个多月。作为导演，宁浩把很多类型元素糅合在一起，追求一种“电影的摇滚乐风格”。但作品出来后，他还是觉得“欠精致”。
“我拍的不是喜剧，是悲剧”
环球人物杂志：《无人区》经历了那么多的修改，观众有可能会猜想，上映的版本是不是一个阉割版？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你的初衷？
宁浩：它基本上是完整的，主要改的是片头片尾。片头旁白讲述了两只猴子通过互相协作，躲避老虎的攻击，成功获取了食物。就如同片尾徐峥牺牲自己，救了余男。片子讲述动物性和社会性的较量，讲人的求生本能，但实际上，正是“利他主义”才使人类发展到今天。
环球人物杂志：你是想拍一部中国式西部片吗？
宁浩：如果能当然好啦。我觉得中国的类型片处在一个梳理的阶段，有很多种电影我们没有，只能模仿西方电影，就像一开始我们没有汽车工业，就只能去抄别人的汽车，甚至是贴牌。但慢慢你要找到自己的生产模式。
环球人物杂志：那你觉得自己现在处在哪个阶段？从《疯狂的石头》开始，就一直有人质疑你模仿西方电影。
宁浩：我一直在寻找有可能的中国化模式。我希望讲中国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外国故事。我根本不忌讳直接拿别人东西，人类之间都是互相学习，但学习完了之后，你必须加上自己的东西。
环球人物杂志：你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喜剧导演，《无人区》中的喜剧情节却不多，是在转型吗？
宁浩：我不觉得那些是喜剧，我觉得我拍的都是悲剧。《疯狂的石头》里郭涛想保护老厂子，但厂子最终被卖了。《疯狂的赛车》里黄渤是失业车手，他最后还是失业状态。每个人最终都没成功，这些人物的愿望都没有真正实现。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不让他们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宁浩：人生就是悲剧，终点是死亡，没有别的可能性，没有人能逃得过命运。既然都是悲剧，就好好地完成这个过程。就像小时候我妈妈叫我去洗衣服，我特别不愿意，但是有一天想明白了，我愁眉苦脸也得洗，高兴一点也得洗。事情本身是痛苦的，但你可以高兴地把它做完。我的电影也是这样，悲中带喜。
环球人物杂志：《无人区》拍于4年前，那时你就看出了黄渤和徐峥的票房号召力？
宁浩：我只看出他们是非常优秀的演员，但是好演员就应该有好的发展和票房号召力，他们证明了我的眼光（笑），也说明了电影市场的走向是合理的。
坐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对面的宁浩，对片子经历的波折似乎早已看淡。他穿着中式服装，有意无意地拨弄着手上的念珠，说的话也颇有些宿命感：“一部片子开始拍了，它就有自己的命运，它很顺利，是一种命运；它不顺利，也是一种命运。没有什么好不好，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确实，这两年中国电影票房急速攀升，《无人区》现在上映反而因祸得福。但一部颇受影迷期待的片子搁置了4年，让人多少窥见到青年导演的个人化创作与电影审查机制及主流价值观之间的角力。
一部片子的上映为何这么难
《无人区》讲的是徐峥饰演的律师远赴西部无人区，帮助当地一位恶徒打赢了官司。志得意满的他在归途中反遭恶徒报复，一路遭遇危机。类似于李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宁浩也是想把主人公置于一种极端环境下，在沙漠无人区的蛮荒中，让主人公脱去文明的外衣，展现人性的挣扎。这是一部极其追求个人风格的电影。影片小范围试映后，有影评人赞誉它是内地少有的佳作。
但是，这部作品撞在了枪口上，纷扰接踵而至，其中最突出的是电影审查委员会一位委员发表博文，说在《无人区》里“警察愚蠢而无能”，“没有英雄，尽是坏蛋，违背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他还指责青年导演为了追求个人风格，丧失社会责任感，片子有损国家和国民的形象。对一部新锐导演的风格之作，这篇评论有些上纲上线，引发网友争议，作者很快删除了博文。但之后《无人区》审查遇阻，消失在公众视野。
对于《无人区》的销声匿迹，宁浩在公众场合一直很平静地对媒体宣称，他是负责拍电影的，不是负责卖电影的，影片拍完交到中影公司，他已完成了他的使命。此次面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也这样解释：“这么长时间，我只是在修改，让它表达得更清楚。”
但知情人士透露，宁浩私下里一直在为这部影片积极奔走。2009年底到2010年初，《无人区》在北京“补拍”约5分钟的结尾戏。余男饰演的妓女作为一名幸存者，改过向善，在一个陈旧的舞蹈教室里获得新生。原本的结局可不是这样，余男最终以暴制暴杀了恶徒。宁浩坦言，原作将黑色和荒诞的戏剧风格表现到了极致，而修改后的结尾多了一条光明的尾巴。开头也做了显著的改动，添加了一段旁白，使影片增加了更多的善意。
一直以来，中国电影在创作上必须“铁肩担道义”，《无人区》的起落再次昭示，青年导演们并不能在追求风格的道路上恣意妄为。宁浩这样告诉记者：“中国电影市场中主流价值体系的产品还是主导，在这种情况下，不适于把所有产品都搞成挑战式的。”于是，宁浩改变了，《无人区》复活了。
一群青年电影人的热血之作
虽然宁浩表现出“超脱”的态度，但是《无人区》拍摄时整个剧组可是吃尽苦头。那时候，徐峥还不是“国产电影票房冠军导演”，黄渤也不是“金马影帝”。在新疆哈密五堡雅丹地貌的戈壁滩上，《无人区》剧组搭建起的场景既孤绝又荒谬：一个破破烂烂的矮房子上写着“帝豪大酒店”；一个小卖部门口挂上了“卫星电话”的招牌。
徐峥在发布会上和媒体诉苦：“苦不苦，看哥吃了多少土；累不累，看哥天天几点睡。”《无人区》拍下来，徐峥至少吃了50斤土，瘦了25斤。他用“星座”来解释：“宁浩、黄渤全是处女座，他们首先是虐自己，也虐別人。我这个白羊座在他们面前就是待宰的羔羊。”
至于黄渤，虽然大半时间都在扮演一具“尸体”，但过程毫不轻松。宁浩对他的要求是“少而冷”，他必须一出场就用“杀气”将人镇住。为此，黄渤去了屠宰场，从凌晨4点多一直待到中午，回来后大病一场。但他觉得找到了状态。
对于令记者印象深刻的女主角余男的“活埋”戏，宁浩说道：“那是真埋，浑身都是土。而且那个过程挺恐怖的，土压在身上很重，动不了。”
宁浩回忆，在沙漠戈壁滩上拍夜戏尤其艰难。为了追求真实感，他们没有采用白天拍夜戏的办法，而是夜里在戈壁上打灯，要把灯和发电车运上山，工程量非常大。整个拍摄花费了两个多月。作为导演，宁浩把很多类型元素糅合在一起，追求一种“电影的摇滚乐风格”。但作品出来后，他还是觉得“欠精致”。
“我拍的不是喜剧，是悲剧”
环球人物杂志：《无人区》经历了那么多的修改，观众有可能会猜想，上映的版本是不是一个阉割版？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你的初衷？
宁浩：它基本上是完整的，主要改的是片头片尾。片头旁白讲述了两只猴子通过互相协作，躲避老虎的攻击，成功获取了食物。就如同片尾徐峥牺牲自己，救了余男。片子讲述动物性和社会性的较量，讲人的求生本能，但实际上，正是“利他主义”才使人类发展到今天。
环球人物杂志：你是想拍一部中国式西部片吗？
宁浩：如果能当然好啦。我觉得中国的类型片处在一个梳理的阶段，有很多种电影我们没有，只能模仿西方电影，就像一开始我们没有汽车工业，就只能去抄别人的汽车，甚至是贴牌。但慢慢你要找到自己的生产模式。
环球人物杂志：那你觉得自己现在处在哪个阶段？从《疯狂的石头》开始，就一直有人质疑你模仿西方电影。
宁浩：我一直在寻找有可能的中国化模式。我希望讲中国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外国故事。我根本不忌讳直接拿别人东西，人类之间都是互相学习，但学习完了之后，你必须加上自己的东西。
环球人物杂志：你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喜剧导演，《无人区》中的喜剧情节却不多，是在转型吗？
宁浩：我不觉得那些是喜剧，我觉得我拍的都是悲剧。《疯狂的石头》里郭涛想保护老厂子，但厂子最终被卖了。《疯狂的赛车》里黄渤是失业车手，他最后还是失业状态。每个人最终都没成功，这些人物的愿望都没有真正实现。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不让他们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宁浩：人生就是悲剧，终点是死亡，没有别的可能性，没有人能逃得过命运。既然都是悲剧，就好好地完成这个过程。就像小时候我妈妈叫我去洗衣服，我特别不愿意，但是有一天想明白了，我愁眉苦脸也得洗，高兴一点也得洗。事情本身是痛苦的，但你可以高兴地把它做完。我的电影也是这样，悲中带喜。
环球人物杂志：《无人区》拍于4年前，那时你就看出了黄渤和徐峥的票房号召力？
宁浩：我只看出他们是非常优秀的演员，但是好演员就应该有好的发展和票房号召力，他们证明了我的眼光（笑），也说明了电影市场的走向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