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开始逐渐浮现。对内主要集中在复工进程以及如何解决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对外需要稳固中国在世界供应链中的地位，提振出口，维持现有的贸易规模。近日，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谭小芬接受专访，他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应急管理项目“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研究时，专门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正值春节期间，交通、餐饮、文娱等行业受到的冲击较大。在您看来，这对消费领域会带来哪些影响？
谭小芬：从行业上看，在餐饮住宿、旅游、交通出行、娱乐休闲行业的消费下降幅度较大，但医疗卫生、游戏、线上教育等行业的上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弥补。不可否认，整体而言，结构性的增长难以弥补整体的下降。尤其是在资本品消费诸如房地产、汽车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推迟：2020年1月汽车零售同比下滑21.5%，2月上旬的汽车零售市场销量同比下降92%。中国乘联会估计2月的整体销售将要同比下降百分之三十以上。
居民的消费受可支配收入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民尤其是供职于中小企业的低收入人群，由于难以开工，可支配收入呈下降态势。我国的中小企业贡献了全国80%的城镇劳动就业，而由可支配收入下降导致的消费下降不仅对当前的消费有一定影响，而且会进一步影响到居民未来的非必需品消费。对标“非典”疫情的消费下降程度，疫情当月的社会零售规模增速下降了5%，由9.3%降至4.3%。2019年1至2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8.2%，相比2003年的网购规模，我国现在的网上实物消费占总消费的20%左右，对线下消费形成一定的对冲。因此预计消费将降低3.5%—4%左右。
记者：那么，投资领域受到冲击是否会小一些？
谭小芬：从总体上看，投资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小于消费，起决定性因素的是基建的发力程度。从投资的分项看，制造业投资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大。全国各地的返工进程不一。但制造业要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全产业链的复工进程。制造业投资的特点在于需要协调上游的供给、下游的需求以及物流的畅通。由于疫情在各个地区扩散的程度不一，各地的复工时间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调整。目前疫情情况最严峻的湖北地区，13个城市全面封城，应是全国复工最晚地区。湖北是我国重要的汽车、化学肥料（氮、磷、钾）、布匹及油料生产地，其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8%。此外，湖北省也是重要的建材原料产地，其水泥和生铁产量占全国比重均超过4%。二是停工天数对产值的影响。乐观估计三月中旬全面复工，停工天数（以工作日计算）在25天到30天左右。这些产值如何在接下来生产中赶工弥补，是制造业全行业面临的问题。同时在停工期间，厂房的租金、必要人员的开支、库存的仓储费用会冲击全年的工业利润。2019年1、2月份的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5.9%，预计由于停工带来的损失以及医药卫生等相关产业的提前复工形成一定程度的对冲，制造业投资一季度同比会下降1%到2%左右，下半年复苏可能性较大。
房地产投资方面，今年新开工的项目推迟复工可能导致房地产开发投资形势严峻。参考2019年的情况来看，2020年房地产开发资金中的土地购置费用支出趋于缩减、建安工程和工具购置面临减少、在建项目以及新开工面积停工会导致房地产投资整体下降。三者分别占房地产开发资金的29%、66%、4.8%，同时新开工面积约占5.5%。据估算，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合计将下降38%左右的水平，对GDP的拖累0.1%到0.2%的水平。
相较制造业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基建在第一季度应当发挥企稳经济的重要作用。2019年1、2月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加4.3%，具有較大的增长空间。目前财政部提前下达2020年地方债务累计达到1.8万亿元，同比增长30%。这部分资金一部分将用于疫情中小企业纾困；另一部分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疫情中暴露出我国的公共卫生治理体制与医疗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靠地方政府的投入来得到改善。
记者：中国当前在全球处于重要的供应链地位。全球从中国进口、用于再出口的中间产品大幅增长，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日益加强。这一突发事件对今年的出口形势带来哪些不利影响？
谭小芬：我国当前的出口情况并不乐观。全球目前有一百多个国家对我国人员流动实行完全管制或有限管制。从数据上看，我国的进出口航运走弱趋势较为明显，当前中国出口集装箱指数全月环比增速收窄，周环比增速为负。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2月大幅回落至425，月同比下降7%。 2019年全年的出口总额增长5%，对GDP的贡献率为11%，一季度作为出口强势季度，出口对GDP累计同比贡献率达到19%，支撑了1.23%的GDP。但受国内工业上游生产难以开工的影响，出口降低的外溢效应会导致国外中间产品供应链发生变化，从而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我国部分的中间产品生产。除贸易的出口之外，服务的出口预计会受到大面积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疫情定性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疫情过去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来华旅游与出口的比例将有大幅下降。2016至2018年旅游出口金额平均在410亿美元左右，按照平均值推算，2020年在旅游业上的损失将在100到200亿美元左右。
出口的大幅回落对经济的短期拖累已成定势，但仍需要警惕产业链的外移压力带来的二次冲击。每年一季度末与二季度初是PMI订单下单的高峰期，三月的疫情走势将对全年的出口状况产生重要影响。疫情的走势将决定出口的供应链是否会产生转移。目前受供应减少遭到冲击较大的行业包括家居用品、高科技零部件、纺织服装等。从中国大陆进口中间品占比较高的产业链下游国家包括越南、韩国、日本、美国等，这些国家从中国进口中间品均超过30%。如果出口企业的复工超过三月底，那么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重塑风险较大。
记者：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短期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当前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有效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谭小芬：我认为在疫情后如何快速修复国内、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问题尤为关键。需要认识到，中国当前的结构性红利还未释放，短期的震荡不改经济长期趋势向好。当前的经济下行在未来具有很大的弥补空间：在消费方面，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投资方面，制造业在2019年底已出现边际弱企稳的现象，补库存进程只是推迟，而非消失；在出口方面，只要保证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不动摇，结构红利就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总体来说，疫情带来的机遇在于供给侧，政策需要做的是平滑波动兼顾调整经济结构而非强力刺激经济，同时兼顾解决政策时滞与时间错配问题，防止政策矫枉过正带来的经济失衡。
产业结构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系列新兴产业。无人零售、无人超市、无接触配送等模式的兴起成为实体零售行业的新趋势。生鲜电商行业在疫情中兴起，数据显示，京东生鲜在春节期间的销量同比增长215%。线上采购模式有助于平滑线下消费的大幅波动带来的消费下滑，拉动国内内需。长期来看，有助于解决我国的人口结构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开始相对缺乏的问题。除此之外，疫情的暴发同时也检验出我国的医疗体系尤其是公共卫生领域预防方面的基礎设施仍需要加强。因此疫情过后，医疗体系可以借力基建，探索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工程的实施路径。尤其需要重视基础医学、预防医学、公共卫生方面的开发与投入情况。
房地产供给方面，一方面不将房地产作为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深化房地产方面的供给侧改革，控总量、调结构。一二线城市以稳为主，三四线城市推行因城施策。当前有部分的三四线城市出现了存量住房供给过剩的问题，增加了城市一定的风险。因此，需要防止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风险出现大幅上升。在房企方面，2019年房企的销售回款占整个到位资金的50%左右。但由于疫情管控，春节作为历年房地产销售的黄金点之一，对房企的销售造成压力。因此，房地产行业去杠杆进程可以暂缓，维护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不断裂才是当前的工作重点。这一过程需要政、企、银三方的合作，共同防范房地产领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记者：对于支持企业恢复生产、解决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问题，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谭小芬：中小企业方面，通过落实减税降费进一步增加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活力。目前针对中小企业的调查中显示，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普遍来自于销售上的入不敷出与相关的房屋租赁、人员成本费用的承担。对于餐饮、旅游等服务业来说，为期一个月的零收入、高支出可能会吞噬中小企业一年的利润。因此，从供给侧角度出发，考虑降低中小企业的费用。部分地区已经推出补贴企业部分承担的员工三个月的社保金。类似的，地方政府可以探索在一定时期内减免住房公积金、补贴一定时期内的租赁税等政策，确保措施能落实到具体的企业。中小企业关系着就业这一民生问题，需要给予高度重视。
国有企业方面，需要进一步落实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在疫情中需要国有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可以通过探索增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来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在国有企业的资金链方面，由于当前的银行信贷偏好仍然偏向国有企业，可以暂时释放一定的杠杆要求，以短期平滑国民经济的大幅波动。
在金融领域，央行当前的货币政策在支持企业发展、降低企业负担方面的意图较为明显。数量方面，央行通过于2月初净投放4200亿元；价格方面，将1年期下降10个基点至4.05%，5年期以上下降5个基点至4.75%，旨在保持流动性充裕。信贷支持方面，设立专项再贷款与企业清单管理，为抗疫骨干企业提供结构性的足额信贷资源，加强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金融服务方面，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个人和企业提供特色化金融服务。整体来看，货币政策结构性力度大于价量方面的力度。上半年货币政策需与财政政策相配合，以稳增长为主要目标，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短期内政策需重点关注“一个地区，两类企业”。地区主要是湖北地区，尤其是武汉市的状况。武汉的光电子、集成电路、汽车在全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长时间的停工对其流动性的冲击较大，应当对其给予适当的援助。两类企业需要重点关注：一是中小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二是在疫情中具有突出贡献的医用设备生产企业、疫苗研发企业，确保流动性充裕。除货币政策外，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或可成为我国应对疫情冲击经济的一大机遇。对内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推行注册制改革，调整资本市场存量资源。对外落实金融开放，尤其在出口疲软的情况下，可以灵活利用外资保就业、促增长、稳汇率、提竞争力。
（摘自3月9日《金融时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消费结构性增长但总量下降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正值春节期间，交通、餐饮、文娱等行业受到的冲击较大。在您看来，这对消费领域会带来哪些影响？
谭小芬：从行业上看，在餐饮住宿、旅游、交通出行、娱乐休闲行业的消费下降幅度较大，但医疗卫生、游戏、线上教育等行业的上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弥补。不可否认，整体而言，结构性的增长难以弥补整体的下降。尤其是在资本品消费诸如房地产、汽车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推迟：2020年1月汽车零售同比下滑21.5%，2月上旬的汽车零售市场销量同比下降92%。中国乘联会估计2月的整体销售将要同比下降百分之三十以上。
居民的消费受可支配收入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民尤其是供职于中小企业的低收入人群，由于难以开工，可支配收入呈下降态势。我国的中小企业贡献了全国80%的城镇劳动就业，而由可支配收入下降导致的消费下降不仅对当前的消费有一定影响，而且会进一步影响到居民未来的非必需品消费。对标“非典”疫情的消费下降程度，疫情当月的社会零售规模增速下降了5%，由9.3%降至4.3%。2019年1至2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8.2%，相比2003年的网购规模，我国现在的网上实物消费占总消费的20%左右，对线下消费形成一定的对冲。因此预计消费将降低3.5%—4%左右。
投资增长靠基建企稳
记者：那么，投资领域受到冲击是否会小一些？
谭小芬：从总体上看，投资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小于消费，起决定性因素的是基建的发力程度。从投资的分项看，制造业投资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大。全国各地的返工进程不一。但制造业要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全产业链的复工进程。制造业投资的特点在于需要协调上游的供给、下游的需求以及物流的畅通。由于疫情在各个地区扩散的程度不一，各地的复工时间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调整。目前疫情情况最严峻的湖北地区，13个城市全面封城，应是全国复工最晚地区。湖北是我国重要的汽车、化学肥料（氮、磷、钾）、布匹及油料生产地，其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8%。此外，湖北省也是重要的建材原料产地，其水泥和生铁产量占全国比重均超过4%。二是停工天数对产值的影响。乐观估计三月中旬全面复工，停工天数（以工作日计算）在25天到30天左右。这些产值如何在接下来生产中赶工弥补，是制造业全行业面临的问题。同时在停工期间，厂房的租金、必要人员的开支、库存的仓储费用会冲击全年的工业利润。2019年1、2月份的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5.9%，预计由于停工带来的损失以及医药卫生等相关产业的提前复工形成一定程度的对冲，制造业投资一季度同比会下降1%到2%左右，下半年复苏可能性较大。
房地产投资方面，今年新开工的项目推迟复工可能导致房地产开发投资形势严峻。参考2019年的情况来看，2020年房地产开发资金中的土地购置费用支出趋于缩减、建安工程和工具购置面临减少、在建项目以及新开工面积停工会导致房地产投资整体下降。三者分别占房地产开发资金的29%、66%、4.8%，同时新开工面积约占5.5%。据估算，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合计将下降38%左右的水平，对GDP的拖累0.1%到0.2%的水平。
相较制造业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基建在第一季度应当发挥企稳经济的重要作用。2019年1、2月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加4.3%，具有較大的增长空间。目前财政部提前下达2020年地方债务累计达到1.8万亿元，同比增长30%。这部分资金一部分将用于疫情中小企业纾困；另一部分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疫情中暴露出我国的公共卫生治理体制与医疗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靠地方政府的投入来得到改善。
出口需警惕产业链外移压力
记者：中国当前在全球处于重要的供应链地位。全球从中国进口、用于再出口的中间产品大幅增长，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日益加强。这一突发事件对今年的出口形势带来哪些不利影响？
谭小芬：我国当前的出口情况并不乐观。全球目前有一百多个国家对我国人员流动实行完全管制或有限管制。从数据上看，我国的进出口航运走弱趋势较为明显，当前中国出口集装箱指数全月环比增速收窄，周环比增速为负。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2月大幅回落至425，月同比下降7%。 2019年全年的出口总额增长5%，对GDP的贡献率为11%，一季度作为出口强势季度，出口对GDP累计同比贡献率达到19%，支撑了1.23%的GDP。但受国内工业上游生产难以开工的影响，出口降低的外溢效应会导致国外中间产品供应链发生变化，从而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我国部分的中间产品生产。除贸易的出口之外，服务的出口预计会受到大面积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疫情定性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疫情过去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来华旅游与出口的比例将有大幅下降。2016至2018年旅游出口金额平均在410亿美元左右，按照平均值推算，2020年在旅游业上的损失将在100到200亿美元左右。
出口的大幅回落对经济的短期拖累已成定势，但仍需要警惕产业链的外移压力带来的二次冲击。每年一季度末与二季度初是PMI订单下单的高峰期，三月的疫情走势将对全年的出口状况产生重要影响。疫情的走势将决定出口的供应链是否会产生转移。目前受供应减少遭到冲击较大的行业包括家居用品、高科技零部件、纺织服装等。从中国大陆进口中间品占比较高的产业链下游国家包括越南、韩国、日本、美国等，这些国家从中国进口中间品均超过30%。如果出口企业的复工超过三月底，那么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重塑风险较大。
降低疫情对经济冲击的政策选择
记者：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短期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当前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有效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谭小芬：我认为在疫情后如何快速修复国内、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问题尤为关键。需要认识到，中国当前的结构性红利还未释放，短期的震荡不改经济长期趋势向好。当前的经济下行在未来具有很大的弥补空间：在消费方面，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投资方面，制造业在2019年底已出现边际弱企稳的现象，补库存进程只是推迟，而非消失；在出口方面，只要保证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不动摇，结构红利就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总体来说，疫情带来的机遇在于供给侧，政策需要做的是平滑波动兼顾调整经济结构而非强力刺激经济，同时兼顾解决政策时滞与时间错配问题，防止政策矫枉过正带来的经济失衡。
产业结构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系列新兴产业。无人零售、无人超市、无接触配送等模式的兴起成为实体零售行业的新趋势。生鲜电商行业在疫情中兴起，数据显示，京东生鲜在春节期间的销量同比增长215%。线上采购模式有助于平滑线下消费的大幅波动带来的消费下滑，拉动国内内需。长期来看，有助于解决我国的人口结构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开始相对缺乏的问题。除此之外，疫情的暴发同时也检验出我国的医疗体系尤其是公共卫生领域预防方面的基礎设施仍需要加强。因此疫情过后，医疗体系可以借力基建，探索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工程的实施路径。尤其需要重视基础医学、预防医学、公共卫生方面的开发与投入情况。
房地产供给方面，一方面不将房地产作为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深化房地产方面的供给侧改革，控总量、调结构。一二线城市以稳为主，三四线城市推行因城施策。当前有部分的三四线城市出现了存量住房供给过剩的问题，增加了城市一定的风险。因此，需要防止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风险出现大幅上升。在房企方面，2019年房企的销售回款占整个到位资金的50%左右。但由于疫情管控，春节作为历年房地产销售的黄金点之一，对房企的销售造成压力。因此，房地产行业去杠杆进程可以暂缓，维护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不断裂才是当前的工作重点。这一过程需要政、企、银三方的合作，共同防范房地产领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财政金融协同发力有助于化危为机
记者：对于支持企业恢复生产、解决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问题，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谭小芬：中小企业方面，通过落实减税降费进一步增加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活力。目前针对中小企业的调查中显示，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普遍来自于销售上的入不敷出与相关的房屋租赁、人员成本费用的承担。对于餐饮、旅游等服务业来说，为期一个月的零收入、高支出可能会吞噬中小企业一年的利润。因此，从供给侧角度出发，考虑降低中小企业的费用。部分地区已经推出补贴企业部分承担的员工三个月的社保金。类似的，地方政府可以探索在一定时期内减免住房公积金、补贴一定时期内的租赁税等政策，确保措施能落实到具体的企业。中小企业关系着就业这一民生问题，需要给予高度重视。
国有企业方面，需要进一步落实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在疫情中需要国有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可以通过探索增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来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在国有企业的资金链方面，由于当前的银行信贷偏好仍然偏向国有企业，可以暂时释放一定的杠杆要求，以短期平滑国民经济的大幅波动。
在金融领域，央行当前的货币政策在支持企业发展、降低企业负担方面的意图较为明显。数量方面，央行通过于2月初净投放4200亿元；价格方面，将1年期下降10个基点至4.05%，5年期以上下降5个基点至4.75%，旨在保持流动性充裕。信贷支持方面，设立专项再贷款与企业清单管理，为抗疫骨干企业提供结构性的足额信贷资源，加强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金融服务方面，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个人和企业提供特色化金融服务。整体来看，货币政策结构性力度大于价量方面的力度。上半年货币政策需与财政政策相配合，以稳增长为主要目标，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短期内政策需重点关注“一个地区，两类企业”。地区主要是湖北地区，尤其是武汉市的状况。武汉的光电子、集成电路、汽车在全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长时间的停工对其流动性的冲击较大，应当对其给予适当的援助。两类企业需要重点关注：一是中小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二是在疫情中具有突出贡献的医用设备生产企业、疫苗研发企业，确保流动性充裕。除货币政策外，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或可成为我国应对疫情冲击经济的一大机遇。对内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推行注册制改革，调整资本市场存量资源。对外落实金融开放，尤其在出口疲软的情况下，可以灵活利用外资保就业、促增长、稳汇率、提竞争力。
（摘自3月9日《金融时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