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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纽约离我们究竟有多远?一张国际机票，便可量出我们和这个国际“大苹果”的距离。这是纽约的雅号。一百多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人从地球的四面八方涌来，分享这个硕大无比的苹果，成为她的园丁，或者蛀虫。我不过是随风潜入美利坚大地的一粒中国草籽而已，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我就拒绝发芽。
从北京起飞，波音747飞机飞行12个小时，是旧金山；从旧金山向东飞行近六个小时，穿越整片美国大陆，便是纽约。我来自一个人满为患的国家，而这里宽阔的大街上冷冷清清，几个稀稀拉拉的行人无端地让我沮丧——为什么在我的国家，只要你置身任何一条街巷，环顾周围就会发现，一米之内，定有他人，而非古人所许诺的那样：“三步之内，必有芳草”。唐诗中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叹，而我并不西行，孤独飘零两万里，向东，再向东，不见阳关，不见玉门关，曼哈顿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把层层阴影迭加在一个流浪文人的心里。
投宿在大学校友李先生新置的房子中。刚安顿好行李，他的太太就拿出几张照片来让我辨认。那是一位女士的照片，风姿卓约，似曾相识。李太太说，这位女士认识我，算是我十多年前的“故人”，我还曾经以诗相赠，表达无望的赞美与倾慕之情。犹如尘封记忆里的一道闪电，我蓦然想起了1983年冬天那个昏黄的下午，天飘着雪花，而青春的热血在沸腾。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和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诗社联合举办了一场小型诗歌朗诵会，会场设在我校的一间阅览室里。当一位北大西语系的女生朗诵了自己的诗后回到座位上时，我勇敢地坐到了她的面前，对她说：“你的美丽震摄了我的灵魂!”
朗诵仍在进行，会场里有些嘈杂。她没有听清我的话，惶惑地问道：“你说什么?”于是，我将这句话，一字不易地重复了一遍，而且，音量提高得足以令周围的人大吃一惊。我放肆无礼地逼视着她，看她高傲的头颅渐渐低下，秀丽的脸庞陡然绯红，手指无奈地转动着一枚纽扣。在我离去之前，我将一首诗递到了她的手里。那是她朗诵自己的诗时，从我心底喷涌而出的激情的熔岩。我手边没有纸，情急之中我只好撕下随身带着的《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最后一页。那里有一片空白，刚好能容纳一首情诗。诗的内容我已无从追忆，但它的附言我还记忆犹新。我写道：现在我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生，但十年后，这个名字会成为中国天空上的一颗星星。我在诗的末尾，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却没有询问她的姓名。那天我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长长的头发蓬乱地垂下，一寸多长的胡须使我多少显得像头野兽，而我那时只有22岁。
听完我的回忆，李太太的眼角变得湿润起来。因为这个青春故事，她已经从那位受我赠诗的女士口中，听到过一遍了。原来，她俩早就是十分亲密的朋友。有一天，她在给那位女士的电话中，顺便提到过几天我会从旧金山到纽约，要在他们家住一阵子。这位女士一听我的名字，惊讶地问：“你说的是这个人?他还给我写过诗呢!”
这时，李太太才将这位女士的姓名告诉我。原来，这位当年的北大美女与才女，1986年就来到了纽约，而这首我当年一时冲动写下的诗，竟然也伴随着她远渡重洋，一直被贴在秘密的笔记本里，如同一朵干枯了的玫瑰花瓣，成为青春、美丽与激情的证明。
2
旧时的中国小说，写到行旅之人时，常常有这样两句套话：“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这两句话，既包含着中国人求安求稳的惰性民族心理，显得缺乏冒险性和进取精神，但同时也具有早作准备，防患于未然的积极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两句话有深意存焉，中国的民间智慧、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在其中都能找到影子。
转眼之间，当年那个意气风发、“一夜遍观长安花”的诗歌青年，已不再是我。我已经进入了“哀乐转相寻”的散文年龄——“准中年”。
在这位朋友家借住后不久，我接到纽约一家华文大报招聘编译的考试通知。傍晚时分坐上巴士，细雨霏霏中抵达曼哈顿的巴士总站，又换乘地铁，晚上八点，总算按时赶到了该报编辑大楼。找到主管考试的编译主任，这位女主任只问了我的姓名，多余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就拿出一迭英文原稿来，要我到编辑部指定的一角，开始考试。
前来应考的，包括我在内，共有三人。原本以为翻译两三段，一个小时足矣，谁知拿给我们的材料，都是长篇大论，翻译到午夜12点，大家总算交卷了。午夜时分，开往新泽西的巴士显然早已停驶了。当时来美未久，我还没有信用卡，身上也没有带太多的现金，难道要露宿街头不成?我心里很有点忐忑不安。
多亏我临出门时，带上了通讯簿，上面抄有客居纽约的诗人易殿选的电话号码，是几天前刚从一位诗友那里获得的。易殿选是河南人，来美前曾任该省一家诗刊的副主编。我记得多年以前，曾和他有过一封短信的往还，但彼此从未谋面，也没有通过电话。事出无奈，我征求该报编辑部一位女士同意后，拿起桌上的电话，想向易殿选求助。
接电话的是一个浑厚低沉的男音，正是易殿选。我自报家门后，马上转入正题，说自己刚刚考试完毕，此刻无家可归。易殿选说：“那你就到我家来住一宿吧，我家离你所在的地方不远。”说完，他将地址给了我。我放下电话，恳求另外一位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考友”：“我没有车，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将我送到我朋友处?据说距这里只有七、八条街口。太晚了，我怕走路不安全。”
那人继续收拾东西，头也不抬地说：“对不起，我不顺路。”说完，径直走了。另一位年约五十多岁的“考友”见我窘在那里，主动说：“走吧，我开车送你。”坐进车里，我们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他说，自己是某大学的博士，现在经济不景气，只好来应聘当编译，暂时解决生计问题。我不敢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样的大话，但受人之助，至少要记住施惠者的姓名吧。于是，这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考友”，在我拿出的通讯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姓名：魏进，并留下了电话号码。我对他表示感谢，他淡然一笑，说：“我们中国人在美国谋生，谁都可能有需要别人帮一把的时候，不用谢。”
到了易殿选家，已午夜12点半了，他们夫妇俩都还没睡，一直在等我。我满含歉意地表示，从未谋面，半夜相扰，感到很不安。易殿选热情地说，“大家在国内时，都是写诗的，虽然没有见过面，名字却早已熟悉。我们的住房也很拥挤，将就在客厅沙发上睡一晚吧!”说话之间，女主人尚书磊已经在沙发上，给我准备了枕头和毛巾被。
他们的房子确实不宽，客厅和卧室之间，有一道隔板，却连门也没有。我如果要上卫生间，必须穿过主人夫妇的卧室，显然，这是极不方便的。熄灯之后，我躺在沙发上，回想仅仅半小时前，我还在某报的编辑部里，望着纽约夜晚的万家灯火，为自己夜宿何处而发愁，而此刻，却已安卧在一个从未见面的陌生人的客厅里，耳边传来男主人在隔壁发出的安详而均匀的鼾声。
第二天早晨，易殿选夫妇在厨房准备早餐时，我见到一个年轻的女子，也在厨房忙活。原来，是分租的房客。我们正在 闲谈之中，来了一位画家朋友。易殿选在彼此介绍时，提到了我的名字。
这个女子听到我的名字，惊讶地追问了一句：“你是程宝林?”
这会儿，轮到我惊讶了：“你认识我?”
这位女子说：“我读中学时，抄过你的诗!真想不到，竟然在纽约见到了你，而且是在自己的家里!”
他当时的男朋友、此时的夫君从房间里走出来，高兴地与我握手致意。我仍在半信半疑，她激动地对自己的丈夫说：“你还记得吗?我曾抄过程宝林的一首诗《我怎么敢忘记》送给你，我俩还在校园里朗诵过呢!”说完，她就朗诵起了我这首诗的开头一节，一字不差。确凿无疑，我的一首小诗，曾在他俩的爱情中，充任过催化剂，而他们，却在异国他乡，和这首诗的作者相逢了。这时，我才得知，这位女士名叫黄亚村，而她的先生，名叫杨建元。
中午我们聚在一起，为这小小的，然而是难得的缘份干杯。诗人易殿选特意开了一瓶从国内带来，好几年都舍不得喝的好酒。杜甫诗写到：“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是何夕，共此灯烛光。”我自知，我远不是一个名声显赫的诗人，我甚至已经绝望于诗歌。但人生的机缘却是如此奇妙：一个曾喜爱我诗歌的女孩，在纽约，碰巧分租了与我素不相识的诗人易殿选家的一间房子；我因为人在穷途，碰巧投宿在易殿选的家中；这时，正好有一位朋友来访，我的名字被主人介绍给客人，碰巧被这位黄姓的女士听到；更碰巧的是，她居然在心不在焉的厨房忙活中，真真切切地听清了这个名字，并骤然之间，唤醒了久远的记忆。任何环节的一次错过，这终生难遇的心灵碰撞，就肯定失之交臂了。
感谢诗歌。幸亏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非物质的东西，叫作“诗歌”。
3
转眼之间，六年过去了。
我在西海岸的旧金山扎下根来，不仅全家人早已获得美国绿卡、拥有了自己的生意、买了新车，而且，即将开始追求自己的学业。在诸事顺遂、略有宽裕的情况下，我于今年八月初，带妻子儿子参加旅行团，到美东的纽约、华盛顿、加拿大东部的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一游，一份在美国安家立业、立志大展身手的好心情，与当年半夜投宿、四望茫然的困顿落魄相比，似乎已有天渊之别了。
抵达纽约时，易殿选到肯尼迪机场接我们到他家住一晚。六年未见，他已经搬进了自购的一栋两层小楼，楼下出租，楼上自住。楼前有阳台，附近一座碧波荡漾的湖，树林环绕，堪称晨间散步的好地方；屋后一座露台，全是木头搭成，最宜读书。我们正在惊讶赞叹之间，易殿选告诉我：除了这栋房子外，他们还有一栋房子，全部租出去了。
更令我惊讶的是，当年我投宿时，见到他们家的儿子，还是个“小不点儿”，抱着个叫不出名字的小动物，爱不释手，如今，却已经长成了高大挺拔、健壮英俊的小伙子，且已经考上位于宾州比兹堡的一所名牌大学，再过十几天就要去注册，成为大学里的“新鲜人”(freshman)了。多年来，台湾人所说的“打拼”、大陆人所说的“奋斗”，至此，已全部获得丰厚回报，所有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忍过的气，全都烟消云散。
问到当年他们家的那对房客夫妇，易殿选说：“短短的几年功夫，他们可发大财了。”尚书磊抱出几个影集来，指给我看抄过我诗的那位黄姓读者刚买的豪宅。这对夫妇从衣厂、餐馆打工做起，白手起家，靠经营衣厂致富，已经成为纽约成衣界的重要商家，且已开始将事业拓展到国际贸易了。
尚书磊遗憾地说：“可惜你在纽约只能住一个晚上，否则，我打电话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和你见面，大家好好聚一聚。”
不知是由于时差的关系，还是由于兴奋，我睡得很不踏实，第二天早晨，才五点多钟，我就醒了，轻轻地给妻子和儿子盖好毛巾被，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卧室，在厨房里给自己沏了一杯茶，端到门前的阳台上，翻着一迭纽约出版的报纸杂志。街道一片宁静，城市尚未醒来，只有一个送报纸的墨西哥男子，将一辆旧车停在路边，把一卷卷报纸准确地扔到订户的门前。
6年间两次投宿纽约，主人依旧，客人也依旧，只是，这次，多了我的妻儿。“鸡鸣早看天”一一我看到的，是纽约的一轮朝阳，又一个炸不垮、撞不毁的艳阳天。
2002年8月，旧金山无闻居
纽约离我们究竟有多远?一张国际机票，便可量出我们和这个国际“大苹果”的距离。这是纽约的雅号。一百多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人从地球的四面八方涌来，分享这个硕大无比的苹果，成为她的园丁，或者蛀虫。我不过是随风潜入美利坚大地的一粒中国草籽而已，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我就拒绝发芽。
从北京起飞，波音747飞机飞行12个小时，是旧金山；从旧金山向东飞行近六个小时，穿越整片美国大陆，便是纽约。我来自一个人满为患的国家，而这里宽阔的大街上冷冷清清，几个稀稀拉拉的行人无端地让我沮丧——为什么在我的国家，只要你置身任何一条街巷，环顾周围就会发现，一米之内，定有他人，而非古人所许诺的那样：“三步之内，必有芳草”。唐诗中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叹，而我并不西行，孤独飘零两万里，向东，再向东，不见阳关，不见玉门关，曼哈顿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把层层阴影迭加在一个流浪文人的心里。
投宿在大学校友李先生新置的房子中。刚安顿好行李，他的太太就拿出几张照片来让我辨认。那是一位女士的照片，风姿卓约，似曾相识。李太太说，这位女士认识我，算是我十多年前的“故人”，我还曾经以诗相赠，表达无望的赞美与倾慕之情。犹如尘封记忆里的一道闪电，我蓦然想起了1983年冬天那个昏黄的下午，天飘着雪花，而青春的热血在沸腾。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和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诗社联合举办了一场小型诗歌朗诵会，会场设在我校的一间阅览室里。当一位北大西语系的女生朗诵了自己的诗后回到座位上时，我勇敢地坐到了她的面前，对她说：“你的美丽震摄了我的灵魂!”
朗诵仍在进行，会场里有些嘈杂。她没有听清我的话，惶惑地问道：“你说什么?”于是，我将这句话，一字不易地重复了一遍，而且，音量提高得足以令周围的人大吃一惊。我放肆无礼地逼视着她，看她高傲的头颅渐渐低下，秀丽的脸庞陡然绯红，手指无奈地转动着一枚纽扣。在我离去之前，我将一首诗递到了她的手里。那是她朗诵自己的诗时，从我心底喷涌而出的激情的熔岩。我手边没有纸，情急之中我只好撕下随身带着的《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最后一页。那里有一片空白，刚好能容纳一首情诗。诗的内容我已无从追忆，但它的附言我还记忆犹新。我写道：现在我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生，但十年后，这个名字会成为中国天空上的一颗星星。我在诗的末尾，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却没有询问她的姓名。那天我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长长的头发蓬乱地垂下，一寸多长的胡须使我多少显得像头野兽，而我那时只有22岁。
听完我的回忆，李太太的眼角变得湿润起来。因为这个青春故事，她已经从那位受我赠诗的女士口中，听到过一遍了。原来，她俩早就是十分亲密的朋友。有一天，她在给那位女士的电话中，顺便提到过几天我会从旧金山到纽约，要在他们家住一阵子。这位女士一听我的名字，惊讶地问：“你说的是这个人?他还给我写过诗呢!”
这时，李太太才将这位女士的姓名告诉我。原来，这位当年的北大美女与才女，1986年就来到了纽约，而这首我当年一时冲动写下的诗，竟然也伴随着她远渡重洋，一直被贴在秘密的笔记本里，如同一朵干枯了的玫瑰花瓣，成为青春、美丽与激情的证明。
2
旧时的中国小说，写到行旅之人时，常常有这样两句套话：“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这两句话，既包含着中国人求安求稳的惰性民族心理，显得缺乏冒险性和进取精神，但同时也具有早作准备，防患于未然的积极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两句话有深意存焉，中国的民间智慧、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在其中都能找到影子。
转眼之间，当年那个意气风发、“一夜遍观长安花”的诗歌青年，已不再是我。我已经进入了“哀乐转相寻”的散文年龄——“准中年”。
在这位朋友家借住后不久，我接到纽约一家华文大报招聘编译的考试通知。傍晚时分坐上巴士，细雨霏霏中抵达曼哈顿的巴士总站，又换乘地铁，晚上八点，总算按时赶到了该报编辑大楼。找到主管考试的编译主任，这位女主任只问了我的姓名，多余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就拿出一迭英文原稿来，要我到编辑部指定的一角，开始考试。
前来应考的，包括我在内，共有三人。原本以为翻译两三段，一个小时足矣，谁知拿给我们的材料，都是长篇大论，翻译到午夜12点，大家总算交卷了。午夜时分，开往新泽西的巴士显然早已停驶了。当时来美未久，我还没有信用卡，身上也没有带太多的现金，难道要露宿街头不成?我心里很有点忐忑不安。
多亏我临出门时，带上了通讯簿，上面抄有客居纽约的诗人易殿选的电话号码，是几天前刚从一位诗友那里获得的。易殿选是河南人，来美前曾任该省一家诗刊的副主编。我记得多年以前，曾和他有过一封短信的往还，但彼此从未谋面，也没有通过电话。事出无奈，我征求该报编辑部一位女士同意后，拿起桌上的电话，想向易殿选求助。
接电话的是一个浑厚低沉的男音，正是易殿选。我自报家门后，马上转入正题，说自己刚刚考试完毕，此刻无家可归。易殿选说：“那你就到我家来住一宿吧，我家离你所在的地方不远。”说完，他将地址给了我。我放下电话，恳求另外一位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考友”：“我没有车，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将我送到我朋友处?据说距这里只有七、八条街口。太晚了，我怕走路不安全。”
那人继续收拾东西，头也不抬地说：“对不起，我不顺路。”说完，径直走了。另一位年约五十多岁的“考友”见我窘在那里，主动说：“走吧，我开车送你。”坐进车里，我们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他说，自己是某大学的博士，现在经济不景气，只好来应聘当编译，暂时解决生计问题。我不敢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样的大话，但受人之助，至少要记住施惠者的姓名吧。于是，这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考友”，在我拿出的通讯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姓名：魏进，并留下了电话号码。我对他表示感谢，他淡然一笑，说：“我们中国人在美国谋生，谁都可能有需要别人帮一把的时候，不用谢。”
到了易殿选家，已午夜12点半了，他们夫妇俩都还没睡，一直在等我。我满含歉意地表示，从未谋面，半夜相扰，感到很不安。易殿选热情地说，“大家在国内时，都是写诗的，虽然没有见过面，名字却早已熟悉。我们的住房也很拥挤，将就在客厅沙发上睡一晚吧!”说话之间，女主人尚书磊已经在沙发上，给我准备了枕头和毛巾被。
他们的房子确实不宽，客厅和卧室之间，有一道隔板，却连门也没有。我如果要上卫生间，必须穿过主人夫妇的卧室，显然，这是极不方便的。熄灯之后，我躺在沙发上，回想仅仅半小时前，我还在某报的编辑部里，望着纽约夜晚的万家灯火，为自己夜宿何处而发愁，而此刻，却已安卧在一个从未见面的陌生人的客厅里，耳边传来男主人在隔壁发出的安详而均匀的鼾声。
第二天早晨，易殿选夫妇在厨房准备早餐时，我见到一个年轻的女子，也在厨房忙活。原来，是分租的房客。我们正在 闲谈之中，来了一位画家朋友。易殿选在彼此介绍时，提到了我的名字。
这个女子听到我的名字，惊讶地追问了一句：“你是程宝林?”
这会儿，轮到我惊讶了：“你认识我?”
这位女子说：“我读中学时，抄过你的诗!真想不到，竟然在纽约见到了你，而且是在自己的家里!”
他当时的男朋友、此时的夫君从房间里走出来，高兴地与我握手致意。我仍在半信半疑，她激动地对自己的丈夫说：“你还记得吗?我曾抄过程宝林的一首诗《我怎么敢忘记》送给你，我俩还在校园里朗诵过呢!”说完，她就朗诵起了我这首诗的开头一节，一字不差。确凿无疑，我的一首小诗，曾在他俩的爱情中，充任过催化剂，而他们，却在异国他乡，和这首诗的作者相逢了。这时，我才得知，这位女士名叫黄亚村，而她的先生，名叫杨建元。
中午我们聚在一起，为这小小的，然而是难得的缘份干杯。诗人易殿选特意开了一瓶从国内带来，好几年都舍不得喝的好酒。杜甫诗写到：“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是何夕，共此灯烛光。”我自知，我远不是一个名声显赫的诗人，我甚至已经绝望于诗歌。但人生的机缘却是如此奇妙：一个曾喜爱我诗歌的女孩，在纽约，碰巧分租了与我素不相识的诗人易殿选家的一间房子；我因为人在穷途，碰巧投宿在易殿选的家中；这时，正好有一位朋友来访，我的名字被主人介绍给客人，碰巧被这位黄姓的女士听到；更碰巧的是，她居然在心不在焉的厨房忙活中，真真切切地听清了这个名字，并骤然之间，唤醒了久远的记忆。任何环节的一次错过，这终生难遇的心灵碰撞，就肯定失之交臂了。
感谢诗歌。幸亏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非物质的东西，叫作“诗歌”。
3
转眼之间，六年过去了。
我在西海岸的旧金山扎下根来，不仅全家人早已获得美国绿卡、拥有了自己的生意、买了新车，而且，即将开始追求自己的学业。在诸事顺遂、略有宽裕的情况下，我于今年八月初，带妻子儿子参加旅行团，到美东的纽约、华盛顿、加拿大东部的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一游，一份在美国安家立业、立志大展身手的好心情，与当年半夜投宿、四望茫然的困顿落魄相比，似乎已有天渊之别了。
抵达纽约时，易殿选到肯尼迪机场接我们到他家住一晚。六年未见，他已经搬进了自购的一栋两层小楼，楼下出租，楼上自住。楼前有阳台，附近一座碧波荡漾的湖，树林环绕，堪称晨间散步的好地方；屋后一座露台，全是木头搭成，最宜读书。我们正在惊讶赞叹之间，易殿选告诉我：除了这栋房子外，他们还有一栋房子，全部租出去了。
更令我惊讶的是，当年我投宿时，见到他们家的儿子，还是个“小不点儿”，抱着个叫不出名字的小动物，爱不释手，如今，却已经长成了高大挺拔、健壮英俊的小伙子，且已经考上位于宾州比兹堡的一所名牌大学，再过十几天就要去注册，成为大学里的“新鲜人”(freshman)了。多年来，台湾人所说的“打拼”、大陆人所说的“奋斗”，至此，已全部获得丰厚回报，所有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忍过的气，全都烟消云散。
问到当年他们家的那对房客夫妇，易殿选说：“短短的几年功夫，他们可发大财了。”尚书磊抱出几个影集来，指给我看抄过我诗的那位黄姓读者刚买的豪宅。这对夫妇从衣厂、餐馆打工做起，白手起家，靠经营衣厂致富，已经成为纽约成衣界的重要商家，且已开始将事业拓展到国际贸易了。
尚书磊遗憾地说：“可惜你在纽约只能住一个晚上，否则，我打电话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和你见面，大家好好聚一聚。”
不知是由于时差的关系，还是由于兴奋，我睡得很不踏实，第二天早晨，才五点多钟，我就醒了，轻轻地给妻子和儿子盖好毛巾被，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卧室，在厨房里给自己沏了一杯茶，端到门前的阳台上，翻着一迭纽约出版的报纸杂志。街道一片宁静，城市尚未醒来，只有一个送报纸的墨西哥男子，将一辆旧车停在路边，把一卷卷报纸准确地扔到订户的门前。
6年间两次投宿纽约，主人依旧，客人也依旧，只是，这次，多了我的妻儿。“鸡鸣早看天”一一我看到的，是纽约的一轮朝阳，又一个炸不垮、撞不毁的艳阳天。
2002年8月，旧金山无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