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留美派”,未必都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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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共中央政治局里首次有了曾留学美国的“海归”,这成了政治圈最近热议的话题。59岁的阮善仁,上世纪70年代留学东德,后获奖学金到美国就读,1993年在俄勒冈大学获公共政策硕士学位。他当过胡志明市副市长,最近当选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目前是主管文教、科技的副总理。在越共核心层,多为本国培养及留苏教育背景,阮善仁的“不同”为人们提供了解读的空间。
  其实,在其他许多国家的政坛上,有过留美经历的政界高层并不鲜见。这对他们执政有何影响,他们“亲美”吗?
  世界政坛的“留美地图”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是世界上知名的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教育机构,也是世界各地政界人士留学美国的首选之一。2006年,这个学校的校友网站上发布了一条消息,介绍“最近在大选中获胜的校友”,其中就有该校刚刚当选墨西哥总统的毕业生卡尔德龙。
  查看一下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校友名录便可发现,拉丁美洲和亚洲是“留美派”密集的地区。在拉美,毕业于该校的政界人士有墨西哥的3位前总统德拉马德里、萨利纳斯、卡尔德龙,哥斯达黎加前总统菲格雷斯,玻利维亚前总统罗德里格斯,厄瓜多尔前总统马瓦德等。在亚洲,来自韩国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新加坡贸工部长林勋强、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曾荫权、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香港特区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盐崎恭久、印尼前环境部长马卡里姆等都是该校校友。相比较而言,其他地区的校友就少得多,仅有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塞尔维亚前副总统杰利奇、塞尔维亚前外交部长耶雷米奇、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坦桑尼亚前总理苏马耶等几位。
  记者曾在东南亚国家工作较长时间,有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当地人对美式教育颇为推崇。在政界和商界的要人中,不少人都有留学美国的背景。在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1950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1951年又获伊利诺伊大学的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在印尼,曾参选WTO总干事的经贸部长冯慧兰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博士。泰国前总理他信和现任总理英拉都曾留美,泰国外交部里更是“留美派”云集。
  敢作敢为的执政风格
  在美国的校园里,老师们最爱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你很特别,在这方面你是最棒的!”这句话让无数美国人从孩提时代就对自己有信心,并影响他们的一生。曾在美国校园中接受这种文化熏陶的外国政治家们同样会信心满满,养成敢于打破陈规、勇于表达想法的个人风格。在重返本国后,他们敢对旧事物说“不”,在国家治理与社会改革中一展锋芒。
  泰国前总理他信就是如此。他出生于平民家庭,从曼谷警官学校毕业后,以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赢得奖学金赴美留学,先后从东肯塔基大学和休斯敦州立大学获得刑法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在回忆自己的留美生活时说,就是在大洋彼岸,他立志要做一番强国富民的事业,改变泰国的落后面貌。回国后,他放弃了泰国皇家警察署吃“皇粮”的差事,创办了泰国第一家电脑公司,后来事业越做越大,一度跻身泰国最富有者之列。他信说,自己在美国学到很多,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鼓励他更加自信、大胆。他在当上总理后,同样敢作敢为,大刀阔斧地推行让泰国草根阶层受益的惠民政策,甚至不惜失去中产阶层的支持。他执政后,泰国经济迅速恢复,并与中美两国都保持友好关系。他信因雷厉风行的治国方式而被媒体称为“CEO总理”。
  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龙也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曾经在福克斯总统手下担任一家国有开发银行的负责人,后来当上能源部长。福克斯支持克里尔竞选总统,批评卡尔德龙有野心,卡尔德龙干脆辞职,并在党内初选中击败克里尔,成为总统候选人。当上总统后,他迅速推行了食品限价、提高联邦军警薪金等政策,对雇佣新毕业生的公司进行奖励,以增加就业机会。他还严厉打击贩毒集团,其扫毒力度超过许多前任。
  在“留美派”中,不乏创造 “第一”纪录的领导人。他信是泰国自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首位民选总理,也是泰国第一位做满任期并获连任的总理。他的妹妹英拉是泰国首位女总理。非洲国家利比里亚的“铁娘子”瑟利夫曾两度流亡,并被逮捕和关押。2006年,她成为非洲历史上首位女总统,5年后又获连任。2011年,她在母校哈佛大学发表演讲说:“毕业于哈佛,给人带来自信。”“好几次我觉得离死不远了,但经过这一切,我领悟到失败同成功一样重要。”“我作为利比里亚第一位女总统站在这里,非常骄傲。这个职位允许我领导变革的进程,我的祖国需要变革。”
  “留美派”擅长“亲民秀”
  记者一位曾留学欧美的朋友说,接受欧式教育和美式教育的人,别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区别。前者被动、严肃、羞于主动交流,后者活跃、主动、有自信心,敢于发表见解。这种区别也体现在领导者身上。美国人认为,人们追随的不是某个计划,而是能鼓舞他们的领导人物。当领导最重要的才能是“领导力”,能影响别人使其追随自己,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相比之下头衔的重要性低得多。美式教育正是遵循这个方向,对有志从政者注重培养其“领导力”,使其具有开放、自信、乐于并善于交流等特点,这些正是政界领导者的素质。
  正因如此,政坛“留美派”愿意与草根民众交流,展示自己的亲和力,以争取民众支持。这种风格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受欢迎,民众感到他们与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客颇为不同。利比里亚女总统瑟利夫17岁就结婚,生了4个孩子,离婚后独自抚养孩子们。在参加大选时,她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民众,自己最了解教育的重要性。她走进普通人家,抚摸着小女孩的头说“你应该上学”,承诺新政府会让这些孩子走进课堂。这在一个经历长期内战、75%的人是文盲的国家是非常能打动人的,所以她的支持者打出标语,亲昵地称她“老妈”,说“我们支持你,老妈”。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是阿拉伯国家的新生代领导人,曾留学美国乔治敦大学,1999年继任国王。与传统的阿拉伯王室成员深居简出的习惯不同,他是飞行员、伞兵、潜水员和赛车手,年轻时常驾驶战机翱翔在约旦领空。他为人热情,精力充沛,妻子拉尼娅是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巴勒斯坦人,中东媒体说她“有模特般的身材和好莱坞明星的风度,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夫妇俩经常在公开场合大秀恩爱。两人习惯说英语,国王的英语水平甚至超过阿拉伯语。两人还喜欢“微服私访”,到一些简陋的小饭馆用餐,以体察民情。2011年11月,阿卜杜拉二世出访归来,车队驶出机场后,国王发现路上有辆侧翻的轿车,有人受伤,立即命令车队停下救人,让随行的救护车将伤者送往医院,还吩咐随行医生也去参加救治。   巴林国王哈马德曾到美国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学习军事,1999年登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也爱穿西服。执政后,他将一些西方政治理念逐步带进这个君主立宪王国。2002年,他颁布新宪法,设两院制议会,实行三权分立。去年5月,他宣布修宪,给予议会更多的权力,议会有权质询甚至罢免大臣等。今年1月,他指示成立一个法律研究所,培训法官、公诉人、律师等法律人才,并强调司法独立的重要性,说“我们自始至终实实在在地确保两件事:第一件事,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司法系统的运行;第二件事,法官和公诉人所在的机构都是独立运行的”。
  对美国究竟“亲不亲”
  不少人听到“留美派”,会很自然地与“亲美派”画上等号。其实未必如此。留美的政治家对美国比较熟悉,但他们的行事仍会以本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比如欧洲领导人不乏留美经历,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意大利前总理蒙蒂、希腊总理萨马拉斯等都曾在美国留学,但这个经历并未让他们变成坚定的“亲美派”。究其原因,可能是欧洲本身教育水平较高,民主制度成熟,让他们有了更多“底气”。比如巴罗佐,他出生于葡萄牙里斯本,先后在本国、意大利佛罗伦萨和美国纽约学习法学和政治学,还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获得经济学和社会学学位。他当过葡萄牙总理,2004年开始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他曾经支持美国进行伊拉克战争,有人因此说他“亲美”;但他也与法国、德国关系良好,是“坚定的欧洲人”。他的英语流利,这倒是对他在欧盟工作很有利。
  在亚洲,“留美”与“亲美”的关系似乎更微妙一些。有些留美领导人,确实对美国推崇备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12年访华时,曾在一次演讲中特意强调,虽然美国目前面临很多难题,但它不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美国社会有巨大的弹性和创造力,“我们永远都不要低估美国重新振作和改造自身的能力。”今年他访美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给予他高规格接待,两人在白宫总统办公室举行会谈。不过,外界认为,李显龙获此待遇,并非因他“亲美”、“崇美”,而是奥巴马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时,“迫切需要强化与新加坡的关系”。
  亚洲不少国家领导人出于本国利益考虑,愿意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的留美背景,有助于他们与美国沟通。比如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在任上积极推动经济自由化、畜牧业民营化以及环境保护等,也与美国政界保持良好的互动。他曾在2003年担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广播理事会顾问,也是美国一个以讨论政策为主的论坛成员,曾派一个团参加伊拉克战争。2005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访问蒙古国时,称赞额勒贝格道尔吉为“促成民主改革的人”。2012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他为“蒙古国民主化推手”。不过,额勒贝格道尔吉也主张与中俄等邻国保持良好关系,并全面发展对华友好合作关系。
  有的时候,“留美”也“亲美”的领导人,最终会“怨美”。2006年9月19日,他信正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泰国发生政变,他信被迫流亡,至今无法回国。他的身边人后来告诉记者,他信曾伤心地说,当年政变发生时,他本以为美国能保他,因为美国一向把“反对独裁、专制”挂在嘴边。但他没想到的是,美国视他如弃儿,不但拒绝了他,还催他尽快离开。这让他信心寒,至今仍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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