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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分析能力本位的能力关于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三位一体的内涵提出了能力本位课程体系对中职文化课的要求,并从揭示中职文化课现实的尴尬分析其原因,提出了构建中职文化课与专业课同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对文化课自身的发展要求。
关键词 能力本位 文化课 职业 发展
一、能力本位的内涵
能力本位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在60年代的师范教育改革中提出来的。当时,在美国的课程改革运动中,人们把对教育质量的不满归因于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不足。于是要求改革师范教育,提高教师与教学有效性相关的能力。1967年,能力本位教育被提出来,用以取代传统学科培养教师的师范教育。这种主张将对教师工作分析的结果具体化为教师必须具备的能力标准。能力本位教育的兴盛是本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与产业界强烈要求提高劳动者的职业能力相关联。当时的企业界普遍反映:现行的职业教育与就业需求不直接相关的现象十分严重,只注重知识与理论的获得,而非实际的操作能力。于是他们提出,学员在岗位上所表现出来的实际操作能力才是职业能力的体现。
从最初能力本位的提出背景我们可以看出,那时的职业能力主要指完成工作任务所需要的操作技能,是直接与显性的。现在,人们对职业能力内涵的理解已经超越了最初的单一层面,主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职业能力的内涵进行了深化。如横向的有韩庆祥教授从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职业能力指人的体力、智力、道德力、审美力和实践操作能力等的总称;蒋乃平教授在研究国外职业能力的基础上把职业能力分解为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实践能力;姜大源则认为职业能力应该取决于三个方面,即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纵向的是姜大源提出在前面三个横向能力的基础上进行整合而成的一个更高层次上的能力,即关键能力。“能力三要素的整合结果决定着个体在动态变化的职业生涯中的综合能力:当职业岗位发生变更,或者当劳动组织发生变动的时候,个体不会因为原有知识或技能的老化而束手无策,而是能在变化了的环境里积极寻求自己新的坐标起点,进而获得新的知识技能。这种在发展与变革中主动应对的定位能力,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能力,常被称为关键能力。”这种关键能力实际上就是职业的发展能力。
对职业教育的解释,《辞海》提出“职业教育是给予学生或者在职人员从事某种生产、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 而国家教委职教中心所有关职业技术教育原理中对职业教育的解释是“职业教育是专门以职业为目的的教育,是使教育者达到职业资格的获得、保持或转变职业生涯质量的获得与改进的教育。”由此,笔者认为,姜大源对职业能力的理解涉及到的社会能力和关键能力更凸显了职业能力的本质。由江大源对职业能力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1、能力本位的能力不仅指工作中的操作能力,操作能力只是专业能力的一部分,能力本位的能力是集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三位一体的综合能力。2、这几种能力是一个有机体,不可分割的。三个能力要素的整合才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能力,即关键能力。这种关键能力决定个体在岗位发展变化时的应对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能力。是典型的1+1+1>3。
二、能力本位对文化课的要求
从能力本位的能力三位一体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出,学生职业能力的获得,需要掌握好相关的专业课程,包括专业的实训课和的理论基础课。特别是在实训课上习得的实践操作能力,这是构成专业能力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文化课作为这个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专业课是一只脚,文化课就是另一只脚,这只脚不可跛,更不可无,否则,学生的职业能力发展要么一瘸一拐,要么寸步难行。
首先,方法能力中的方法,包括从事职业活动的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这种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要求学生要学会学习,学会工作,以养成科学的思维习惯。这里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问题,而这种综合素质,仅仅依靠专业课的培养是不够的。作为文化基础课,强调的就是学生作为一个社会人,他以后立足于社会的一些基本的素养,包括他们以后的职业发展能力。比方说语文的学习,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基本的听说读写的能力,这能让他们在社会中更好的获取信息,从而发展自己的学习能力。一个公民首要的是立足社会,然后才是工作和发展。语文能力正是普通公民立足社会的基本能力之一。而基础数学学习的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当我们大谈数学无用论的时候,数学中的一些思维实际上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有些人也许会质疑,中职文化课,如果从这些基础的角度出发的话,岂不是多此一举,九年义务教育不是已经把这些所谓的基本内容学过了吗?事实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知道,进入中等职业学校的许多学生,他们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应试教育中是一个失败者,也就是说,中等职业学校集中了一批没有完成义务教育任务的学生,即使是为了走向工作岗位的职业教育,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素养也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职文化课还承担了给这批学生“补课”的任务,通过有别于应试教育的教学方式,让这批学生把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没有“修完”的课补上去,这在客观层面也为国家的义务教育“做出了贡献”。
其次,社会能力中的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行为规范及价值观念,它要求学生要学会与人共处,学会做人,以确立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一点在语文学科中尤为突出。语文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重视语言的积累和感悟,接受优秀文化的熏陶,提高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为形成良好的个性、健全的人格,以及职业生涯的发展奠定基础。它通过真善美来陶冶和提升人的情操,并通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语文作为母语学科,它另外还承载我们祖国文化的精髓,这些在潜移默化中深入学生的内心,都是以后他们在社会上立足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养料”。
俆国庆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技术》(石伟平 俆国庆 著)中这么说,“在这一模式(任务模式——笔者注)中,普通文化课程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课程门类存在于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因为作为一名劳动者,在国际化的背景下,他首先应当是国际的人,其次是所处的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人,然后是某个特定工作组织的人,最后才是某个特定工作岗位的劳动者。因此,任务模式认为,职业教育课程必须包含把劳动者培养成国际的人、社会的人所需的普通文化知识,这对于发展社会共同的信念和情感是十分重要的。这样,以‘作为社会存在的劳动者’来审视普通文化知识在职业教育课程中的地位,则专业知识与普通文化知识是并列关系,而不是依附关系。也就是说,对职业学校普通文化课的重要性,不能从纵向的‘基础’角度来理解,而应从横向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理解。”(P95)俆国庆所说的任务模式是相对于学科模式而言的,这一模式的目标是直接指向工作的。他认为,一个人在成为一个工作的人之前首先是一个国际的人、社会的人,培养一个人作为国际的人、社会的人比单纯培养一个工作的人更为重要。他的话对于我们理解能力本位课程体系下文化课的地位与作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三、中职文化课的现状与错位
与此同时,在很多中等职业学校进行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人们片面地追求专业课的发展,文化课则是学生不爱学,教师害怕上,与能力本位下对文化课的要求形成严重的反差与错位。综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定位模糊使文化课迷失方向。
从最早的中职教学是专业课向文化课的一边倒到现在的文化课向专业课一边倒,文化课究竟如何定位,很多人心里不甚明了。很多学校直接把文化课的地位定位为 “必需”、“够用”。有些学校为了迎合学生的要求,把文化课的要求一降再降,从课时到上课到考试,甚至降到没有任何底线。
(二)教学评价体系缺失使文化课缺乏“分量”。
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课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完善的学校、社会考核评价机制,各种等级证书的考核使各专业知识的评价厚重有力。而文化课教学则缺少强有力的外部评价机制,内部评价机制又不够完善。无论教学过程、教学质量还是教学效果等方面的监控与评价都是宽松的。即使有些地方有些地区也有文化课统考,但这实际上还是学科模式下的评价方式,真正合理合适的中职文化课的评价体系还是缺失的,这导致中职文化课的教学缺乏 “分量”。
(三)教育界业内外人士认识偏颇使文化课被“忽视”。
教育界业内外部分人士认为,中等职业教育是以专业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技能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抓手”,中等职业教育只要抓住了这根生命线,就抓住了发展的法宝。从而人为地使得“专业课”与“文化课”之间权重失衡,除了对口升学班级外,一般都比较忽视文化基础课程的开设和实施。文化课几乎成了陪衬,甚至提出“文化基础课要为专业课服好务、让好路”的口号。为了满足专业课时数,任意删减文化课的教学课时和教学内容也在所难免。
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出现上述原因,我们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学科内部的定位和学科外部的评价导向,而这两个方面,它还集中为一个点,即中职文化课的定位。如果把中职文化课定位为 “必需”“够用”,那么,这个标准是学生在工作中有直接用处的知识就教,没有直接用处的内容就删。象英语教一些日常对话即可,课文大可不必学;数学会一些基本的计算,对于其他的一些如三角函数之类的也大可删去;语文主要学习一些诸如应用文写作之类的,其他如文学鉴赏的内容也不在学习之列。说的更明白一点,“必需”“够用”的标准是直接指向工作中的显性的能力的,而忽视了隐性能力层面的需求。从某种程度来说,“必需”“够用”的标准就是狭隘实用主义的浓缩,文化课的学习就在考试的时候顺利过关,工作的时候拿来即用。鉴于这一定位,文化课的地位自然就降到了附属于专业课的服务性或服从性的地位。所以,专业课的考核体系可以很系统,很健全,而文化课的评价体系没有规范也不足为奇。这样,也就进一步导致业内外人士对文化课地位的看低。
从能力本位的角度重新审视中职文化课,只有把文化课定位在培养学生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层面上,我们才能从根本上从对文化课的“必需”“够用”中挣脱出来。我们不仅要看到文化课直接有用的知识,还要看到它们背后的影响学生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的隐形的东西。单纯的“必需”“够用”的知识只是构成学生能力“冰山”露出水面的的一小部分,如果只以露出水面的冰山来代替整座冰山,那显然是可笑的。
四、构建新型文化课的几点看法
中职文化课从传统的为学生就业的知识准备转向为学生职业能力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服务,这是确立中职文化课在整个中职课程体系地位的重要条件。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中职文化课不但是中职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和专业课齐足并进的。构建这种新型的中职文化课地位,中职文化课应该具有广泛的学科背景,具有发展性和教学的价值指向,这是构建其地位的基础、前提和保障。
(一)广泛的学科背景是构建文化课地位的基础。
中职文化课究竟包括哪些课程,这个好像没有统一的定论。一般认为是语文、英语、数学和政治。从2008年教育部职教司文化基础课教学大纲(讨论稿)提供的文件来看,文化课主要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和体育六门课。其中语文、数学、英语和体育为必修课,物理化学为相关专业的选修课。必修课中,通过语文的学习“使学生具备从事职业工作和适应职业变化所需要的语文应用能力,为综合职业能力的形成,以及继续学习和职业生涯发展奠定基础”。英语强调的是“通过了解外国文化与职场文化,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培养主动参与意识和合作精神,增强职业意识,为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形成奠定基础”。体育则强调学生“增强体能素质、提高综合职业能力、提升生活质量和品位,养成终身从事体育锻炼的意识、能力与习惯,为全面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服务”。这三者侧重于学生的社会能力和情感价值。而数学强调的是“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初步的数学思维能力”,也就是方法能力。物理化学也主要体现在对相关的课程提供相关性知识和方法能力方面。如物理是是机械、建筑类,电工、电子类,化工、医药类,农林、卫生类等相关专业的限定选修课,化学是是医药卫生类、农林牧渔类、加工制造类等相关专业的限定选修课。虽然这些文化课都涉及到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但对于一些具体的如职业策划、心理健康、人际沟通等涉及还是比较少。而这些又是这些职校生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所必修的。鉴于此,我们需要把文化课的外延更为扩大一点,除了主体文化课如语文、数学、英语等课程,还可设定基础文化课如生涯教育、人际沟通、环境教育等。基础文化课的内容更直接更具体地指向学生在社会生存和岗位工作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而且具有更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性。在这个广泛学科背景下的文化课,就会更好地发展学生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相比之下,台湾的职业学校在生涯教育、心理教育、人际沟通、环境教育、两性教育等方面则开展得比较成功,充分体现了普通文化课的广泛性原则。
(二)文化课的发展性是构建其地位的前提。
在今天这个时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职业的发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职业消失了,有些职业发展了,有些职业又新出现了,这必然出现终身职业的消解和职业的多次性变迁。职业的这种变迁必然要求这些职业人的职业能力能够适应这些变化,否则就只能成为下岗或待业工人。这种能适应变化的职业能力就是姜大源所说的对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进行整合而形成的更高级的“关键能力”。要实现这种整合,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均不可偏废,而方法能力尤为重要。方法能力强调的是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只有具备一定的学习方法,学生才能在职业岗位发生变更时,通过积极主动地学习迅速掌握新的工作岗位需要的技能方法,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在学生的能力结构中,既然中职文化课主要承担了培养学生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的任务,那么,当学生职业能力需要发生变化时,相应的培养这种职业能力的课程也要随之变化。
而且,时代的发展,学生在工作中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也会发生新的变化。比如方法能力,现在除了强调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外,又发展了信息的接受和处理能力、分析与决策能力、.理财能力、控制和调节能力等。社会能力,以往强调与人共处能力,而现在更强调的是与人的协调合作能力;以往强调的是乐观积极的心态,现在还需要适应变化和承受挫折能力等等。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结构的变化同样需要在文化课的教学目标中体现出来,文化课应该是和着时代节拍的“舞者”。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任何事物都一样,只有以一个发展的态势去面对发展的社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中职生在就业层面是社会低层的蓝领工人层面,他们的岗位变迁相对还会更大,他们更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发展的社会对他们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中职的教育需要为学生的发展储备后劲。同样,只有发展中的文化课才能构建其在中职课程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这是文化课构建其地位的前提。
(三)文化课教学独特的价值指向是构建其地位的保障。
中职教育之所以不同于职业培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仅介绍职业知识、训练职业技能,而且通过学习一定的文化课,使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具有基本的科学文化素养,掌握必需的文化基础知识,具有继续学习的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具有创新的精神和立业创业能力;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具有基本的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见》教育部教职成[2000]1号文件)相对职业技术培训来说,职业教育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它“不是一种等同于一般职业培训的纯功利性的教育活动,作为一种类型的教育,职业教育依然高举着教育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大旗。”以着眼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求落实职业教育的时候更注重职业技能之外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职业教育相比职业培训最大的特点就是培养学生的目标上的价值指向为综合素养。
同样,中职文化课相比于普通高中的文化课,它培养学生价值指向是能力指向,而不是普通高中的知识指向。虽然普通高中的教育也在强调学生的能力,但因为其教学目标直指高考,所以教学过程教师更为强调的是知识系统,学生也更关注知识,而相对的能力要求就慢慢地淡化了。中职教育培养的对象是实际工作岗位的劳动者,这一教育形式少了高中教育的升学压力,但多了学生就业质量的压力。就业质量折射出的是用人单位对就业者综合职业能力要求的提高,从而使工作中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变得更为重要。以往中职文化课教学失败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教师过分地强调知识,从而让在应试教育面前伤痕累累的职校生失去学习文化课的兴趣。中职文化课的教学只有从根本上从知识为主转向能力为主,才能最终保障中职文化课在中职课程体系中的不可撼动的地位。
从能力本位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中职课程体系,我们发现,中职课程中的专业课和普通文化课它们是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两只脚,两只脚都不可跛,更不可缺。专业课侧重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文化课着重为学生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服务,在这个层面上,文化课不但是中职课程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应该是中职教育的“半壁江山”,它们作为基础的学科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只有对中职文化课的认识从原来的“知识”服务向“能力”服务转变,才能确定中职文化课的新型地位。而这种新型地位的构建,也对文化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职文化课只有真正地从能力本位的要求来发展自己,才能让自己的地位坚不可摧,而且才能更好地为学发生的职业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江大源.职业教育学研究新论[M].科学教育出版社, 2007,10.
[2]石伟平,俆国庆.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技术[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6.
[3]俆国庆.职业教育原理[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2.
[4]陈丹辉.中等职业教育内涵初探[J].北京成人教育.2001,11.
[5]黄日强,许惠清.能力本位职业教育的特征[J].外国教育研究.2000,5.
关键词 能力本位 文化课 职业 发展
一、能力本位的内涵
能力本位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在60年代的师范教育改革中提出来的。当时,在美国的课程改革运动中,人们把对教育质量的不满归因于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不足。于是要求改革师范教育,提高教师与教学有效性相关的能力。1967年,能力本位教育被提出来,用以取代传统学科培养教师的师范教育。这种主张将对教师工作分析的结果具体化为教师必须具备的能力标准。能力本位教育的兴盛是本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与产业界强烈要求提高劳动者的职业能力相关联。当时的企业界普遍反映:现行的职业教育与就业需求不直接相关的现象十分严重,只注重知识与理论的获得,而非实际的操作能力。于是他们提出,学员在岗位上所表现出来的实际操作能力才是职业能力的体现。
从最初能力本位的提出背景我们可以看出,那时的职业能力主要指完成工作任务所需要的操作技能,是直接与显性的。现在,人们对职业能力内涵的理解已经超越了最初的单一层面,主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职业能力的内涵进行了深化。如横向的有韩庆祥教授从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职业能力指人的体力、智力、道德力、审美力和实践操作能力等的总称;蒋乃平教授在研究国外职业能力的基础上把职业能力分解为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实践能力;姜大源则认为职业能力应该取决于三个方面,即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纵向的是姜大源提出在前面三个横向能力的基础上进行整合而成的一个更高层次上的能力,即关键能力。“能力三要素的整合结果决定着个体在动态变化的职业生涯中的综合能力:当职业岗位发生变更,或者当劳动组织发生变动的时候,个体不会因为原有知识或技能的老化而束手无策,而是能在变化了的环境里积极寻求自己新的坐标起点,进而获得新的知识技能。这种在发展与变革中主动应对的定位能力,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能力,常被称为关键能力。”这种关键能力实际上就是职业的发展能力。
对职业教育的解释,《辞海》提出“职业教育是给予学生或者在职人员从事某种生产、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 而国家教委职教中心所有关职业技术教育原理中对职业教育的解释是“职业教育是专门以职业为目的的教育,是使教育者达到职业资格的获得、保持或转变职业生涯质量的获得与改进的教育。”由此,笔者认为,姜大源对职业能力的理解涉及到的社会能力和关键能力更凸显了职业能力的本质。由江大源对职业能力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1、能力本位的能力不仅指工作中的操作能力,操作能力只是专业能力的一部分,能力本位的能力是集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三位一体的综合能力。2、这几种能力是一个有机体,不可分割的。三个能力要素的整合才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能力,即关键能力。这种关键能力决定个体在岗位发展变化时的应对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能力。是典型的1+1+1>3。
二、能力本位对文化课的要求
从能力本位的能力三位一体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出,学生职业能力的获得,需要掌握好相关的专业课程,包括专业的实训课和的理论基础课。特别是在实训课上习得的实践操作能力,这是构成专业能力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文化课作为这个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专业课是一只脚,文化课就是另一只脚,这只脚不可跛,更不可无,否则,学生的职业能力发展要么一瘸一拐,要么寸步难行。
首先,方法能力中的方法,包括从事职业活动的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这种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要求学生要学会学习,学会工作,以养成科学的思维习惯。这里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问题,而这种综合素质,仅仅依靠专业课的培养是不够的。作为文化基础课,强调的就是学生作为一个社会人,他以后立足于社会的一些基本的素养,包括他们以后的职业发展能力。比方说语文的学习,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基本的听说读写的能力,这能让他们在社会中更好的获取信息,从而发展自己的学习能力。一个公民首要的是立足社会,然后才是工作和发展。语文能力正是普通公民立足社会的基本能力之一。而基础数学学习的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当我们大谈数学无用论的时候,数学中的一些思维实际上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有些人也许会质疑,中职文化课,如果从这些基础的角度出发的话,岂不是多此一举,九年义务教育不是已经把这些所谓的基本内容学过了吗?事实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知道,进入中等职业学校的许多学生,他们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应试教育中是一个失败者,也就是说,中等职业学校集中了一批没有完成义务教育任务的学生,即使是为了走向工作岗位的职业教育,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素养也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职文化课还承担了给这批学生“补课”的任务,通过有别于应试教育的教学方式,让这批学生把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没有“修完”的课补上去,这在客观层面也为国家的义务教育“做出了贡献”。
其次,社会能力中的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行为规范及价值观念,它要求学生要学会与人共处,学会做人,以确立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一点在语文学科中尤为突出。语文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重视语言的积累和感悟,接受优秀文化的熏陶,提高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为形成良好的个性、健全的人格,以及职业生涯的发展奠定基础。它通过真善美来陶冶和提升人的情操,并通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语文作为母语学科,它另外还承载我们祖国文化的精髓,这些在潜移默化中深入学生的内心,都是以后他们在社会上立足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养料”。
俆国庆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技术》(石伟平 俆国庆 著)中这么说,“在这一模式(任务模式——笔者注)中,普通文化课程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课程门类存在于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因为作为一名劳动者,在国际化的背景下,他首先应当是国际的人,其次是所处的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人,然后是某个特定工作组织的人,最后才是某个特定工作岗位的劳动者。因此,任务模式认为,职业教育课程必须包含把劳动者培养成国际的人、社会的人所需的普通文化知识,这对于发展社会共同的信念和情感是十分重要的。这样,以‘作为社会存在的劳动者’来审视普通文化知识在职业教育课程中的地位,则专业知识与普通文化知识是并列关系,而不是依附关系。也就是说,对职业学校普通文化课的重要性,不能从纵向的‘基础’角度来理解,而应从横向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理解。”(P95)俆国庆所说的任务模式是相对于学科模式而言的,这一模式的目标是直接指向工作的。他认为,一个人在成为一个工作的人之前首先是一个国际的人、社会的人,培养一个人作为国际的人、社会的人比单纯培养一个工作的人更为重要。他的话对于我们理解能力本位课程体系下文化课的地位与作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三、中职文化课的现状与错位
与此同时,在很多中等职业学校进行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人们片面地追求专业课的发展,文化课则是学生不爱学,教师害怕上,与能力本位下对文化课的要求形成严重的反差与错位。综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定位模糊使文化课迷失方向。
从最早的中职教学是专业课向文化课的一边倒到现在的文化课向专业课一边倒,文化课究竟如何定位,很多人心里不甚明了。很多学校直接把文化课的地位定位为 “必需”、“够用”。有些学校为了迎合学生的要求,把文化课的要求一降再降,从课时到上课到考试,甚至降到没有任何底线。
(二)教学评价体系缺失使文化课缺乏“分量”。
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课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完善的学校、社会考核评价机制,各种等级证书的考核使各专业知识的评价厚重有力。而文化课教学则缺少强有力的外部评价机制,内部评价机制又不够完善。无论教学过程、教学质量还是教学效果等方面的监控与评价都是宽松的。即使有些地方有些地区也有文化课统考,但这实际上还是学科模式下的评价方式,真正合理合适的中职文化课的评价体系还是缺失的,这导致中职文化课的教学缺乏 “分量”。
(三)教育界业内外人士认识偏颇使文化课被“忽视”。
教育界业内外部分人士认为,中等职业教育是以专业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技能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抓手”,中等职业教育只要抓住了这根生命线,就抓住了发展的法宝。从而人为地使得“专业课”与“文化课”之间权重失衡,除了对口升学班级外,一般都比较忽视文化基础课程的开设和实施。文化课几乎成了陪衬,甚至提出“文化基础课要为专业课服好务、让好路”的口号。为了满足专业课时数,任意删减文化课的教学课时和教学内容也在所难免。
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出现上述原因,我们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学科内部的定位和学科外部的评价导向,而这两个方面,它还集中为一个点,即中职文化课的定位。如果把中职文化课定位为 “必需”“够用”,那么,这个标准是学生在工作中有直接用处的知识就教,没有直接用处的内容就删。象英语教一些日常对话即可,课文大可不必学;数学会一些基本的计算,对于其他的一些如三角函数之类的也大可删去;语文主要学习一些诸如应用文写作之类的,其他如文学鉴赏的内容也不在学习之列。说的更明白一点,“必需”“够用”的标准是直接指向工作中的显性的能力的,而忽视了隐性能力层面的需求。从某种程度来说,“必需”“够用”的标准就是狭隘实用主义的浓缩,文化课的学习就在考试的时候顺利过关,工作的时候拿来即用。鉴于这一定位,文化课的地位自然就降到了附属于专业课的服务性或服从性的地位。所以,专业课的考核体系可以很系统,很健全,而文化课的评价体系没有规范也不足为奇。这样,也就进一步导致业内外人士对文化课地位的看低。
从能力本位的角度重新审视中职文化课,只有把文化课定位在培养学生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层面上,我们才能从根本上从对文化课的“必需”“够用”中挣脱出来。我们不仅要看到文化课直接有用的知识,还要看到它们背后的影响学生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的隐形的东西。单纯的“必需”“够用”的知识只是构成学生能力“冰山”露出水面的的一小部分,如果只以露出水面的冰山来代替整座冰山,那显然是可笑的。
四、构建新型文化课的几点看法
中职文化课从传统的为学生就业的知识准备转向为学生职业能力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服务,这是确立中职文化课在整个中职课程体系地位的重要条件。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中职文化课不但是中职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和专业课齐足并进的。构建这种新型的中职文化课地位,中职文化课应该具有广泛的学科背景,具有发展性和教学的价值指向,这是构建其地位的基础、前提和保障。
(一)广泛的学科背景是构建文化课地位的基础。
中职文化课究竟包括哪些课程,这个好像没有统一的定论。一般认为是语文、英语、数学和政治。从2008年教育部职教司文化基础课教学大纲(讨论稿)提供的文件来看,文化课主要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和体育六门课。其中语文、数学、英语和体育为必修课,物理化学为相关专业的选修课。必修课中,通过语文的学习“使学生具备从事职业工作和适应职业变化所需要的语文应用能力,为综合职业能力的形成,以及继续学习和职业生涯发展奠定基础”。英语强调的是“通过了解外国文化与职场文化,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培养主动参与意识和合作精神,增强职业意识,为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形成奠定基础”。体育则强调学生“增强体能素质、提高综合职业能力、提升生活质量和品位,养成终身从事体育锻炼的意识、能力与习惯,为全面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服务”。这三者侧重于学生的社会能力和情感价值。而数学强调的是“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初步的数学思维能力”,也就是方法能力。物理化学也主要体现在对相关的课程提供相关性知识和方法能力方面。如物理是是机械、建筑类,电工、电子类,化工、医药类,农林、卫生类等相关专业的限定选修课,化学是是医药卫生类、农林牧渔类、加工制造类等相关专业的限定选修课。虽然这些文化课都涉及到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但对于一些具体的如职业策划、心理健康、人际沟通等涉及还是比较少。而这些又是这些职校生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所必修的。鉴于此,我们需要把文化课的外延更为扩大一点,除了主体文化课如语文、数学、英语等课程,还可设定基础文化课如生涯教育、人际沟通、环境教育等。基础文化课的内容更直接更具体地指向学生在社会生存和岗位工作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而且具有更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性。在这个广泛学科背景下的文化课,就会更好地发展学生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相比之下,台湾的职业学校在生涯教育、心理教育、人际沟通、环境教育、两性教育等方面则开展得比较成功,充分体现了普通文化课的广泛性原则。
(二)文化课的发展性是构建其地位的前提。
在今天这个时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职业的发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职业消失了,有些职业发展了,有些职业又新出现了,这必然出现终身职业的消解和职业的多次性变迁。职业的这种变迁必然要求这些职业人的职业能力能够适应这些变化,否则就只能成为下岗或待业工人。这种能适应变化的职业能力就是姜大源所说的对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进行整合而形成的更高级的“关键能力”。要实现这种整合,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均不可偏废,而方法能力尤为重要。方法能力强调的是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只有具备一定的学习方法,学生才能在职业岗位发生变更时,通过积极主动地学习迅速掌握新的工作岗位需要的技能方法,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在学生的能力结构中,既然中职文化课主要承担了培养学生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的任务,那么,当学生职业能力需要发生变化时,相应的培养这种职业能力的课程也要随之变化。
而且,时代的发展,学生在工作中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也会发生新的变化。比如方法能力,现在除了强调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外,又发展了信息的接受和处理能力、分析与决策能力、.理财能力、控制和调节能力等。社会能力,以往强调与人共处能力,而现在更强调的是与人的协调合作能力;以往强调的是乐观积极的心态,现在还需要适应变化和承受挫折能力等等。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结构的变化同样需要在文化课的教学目标中体现出来,文化课应该是和着时代节拍的“舞者”。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任何事物都一样,只有以一个发展的态势去面对发展的社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中职生在就业层面是社会低层的蓝领工人层面,他们的岗位变迁相对还会更大,他们更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发展的社会对他们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中职的教育需要为学生的发展储备后劲。同样,只有发展中的文化课才能构建其在中职课程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这是文化课构建其地位的前提。
(三)文化课教学独特的价值指向是构建其地位的保障。
中职教育之所以不同于职业培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仅介绍职业知识、训练职业技能,而且通过学习一定的文化课,使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具有基本的科学文化素养,掌握必需的文化基础知识,具有继续学习的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具有创新的精神和立业创业能力;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具有基本的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见》教育部教职成[2000]1号文件)相对职业技术培训来说,职业教育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它“不是一种等同于一般职业培训的纯功利性的教育活动,作为一种类型的教育,职业教育依然高举着教育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大旗。”以着眼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求落实职业教育的时候更注重职业技能之外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职业教育相比职业培训最大的特点就是培养学生的目标上的价值指向为综合素养。
同样,中职文化课相比于普通高中的文化课,它培养学生价值指向是能力指向,而不是普通高中的知识指向。虽然普通高中的教育也在强调学生的能力,但因为其教学目标直指高考,所以教学过程教师更为强调的是知识系统,学生也更关注知识,而相对的能力要求就慢慢地淡化了。中职教育培养的对象是实际工作岗位的劳动者,这一教育形式少了高中教育的升学压力,但多了学生就业质量的压力。就业质量折射出的是用人单位对就业者综合职业能力要求的提高,从而使工作中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变得更为重要。以往中职文化课教学失败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教师过分地强调知识,从而让在应试教育面前伤痕累累的职校生失去学习文化课的兴趣。中职文化课的教学只有从根本上从知识为主转向能力为主,才能最终保障中职文化课在中职课程体系中的不可撼动的地位。
从能力本位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中职课程体系,我们发现,中职课程中的专业课和普通文化课它们是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两只脚,两只脚都不可跛,更不可缺。专业课侧重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文化课着重为学生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服务,在这个层面上,文化课不但是中职课程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应该是中职教育的“半壁江山”,它们作为基础的学科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只有对中职文化课的认识从原来的“知识”服务向“能力”服务转变,才能确定中职文化课的新型地位。而这种新型地位的构建,也对文化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职文化课只有真正地从能力本位的要求来发展自己,才能让自己的地位坚不可摧,而且才能更好地为学发生的职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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