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凌晨，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的街道上已经少有行人和车辆。34岁的警察陈锐卿和同事将车停在一家小旅馆的对面，悄悄地蹲守起来。不远处，同一个小组的其他同事也把车分散停开。
　　陈锐卿眼睛紧盯着对面的小旅馆，这一次，他们埋伏守候的是3名涉嫌盗销摩托车的嫌疑人，隶属于一个16人的作案团伙。
　　就着车窗外并不明朗的月光，他从一排对讲机中挑出一个，向特别行动队总指挥李少锋汇报案情。
　　与许多刑事案件的跟踪、抓捕现场不同，陈锐卿一人随身携带四部黑色砖头式对讲机。其中三部固定在不同频段，对应身处不同地点的三组同事。而最后那部对讲机，陈锐卿不仅能与总指挥李少锋通话，还可以和刑侦大队长陈春生、便衣大队长礼志权、巡警大队长岑祖杰交流。
　　在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的特别行动队，陈锐卿负责分析研判，队里每个小组收集到的信息都要在他手上汇集、融合、处理，并报送给李少锋。利用这些信息，李少锋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决策，再将指令下达给由刑侦、便衣、巡警等多个警种组成的行动队成员。
　　自2013年4月组建以来，端州分局的“打击街面犯罪特别行动队”先后侦破各类案件200多宗，打掉犯罪团伙2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00多名、在逃人员60多名。在近一年的实践中，行动队“情报主导，多警联动，合成作战”的破案方法，也逐渐形成模式固定下来。
　　“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下，很多犯罪都有作案快、流窜快的动态特点，固有的侦查方法有些跟不上节奏。”端州公安分局指挥中心主任冯均汉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所以要想快速解决问题，就要组织一支特别的队伍，充分发挥各个警种的优势，专门打击那些系列性、团伙性、跨区域性的犯罪。”

首战告捷

　　位于珠江三角洲西端的广东省肇庆市，以秀美的山水和名贵的端砚著称于世。社会治安的优劣，对于这座旅游型城市来说，至关重要。2013年初，肇庆主城端州区连续发生抢夺、抢劫和机动车盗窃案件，严峻的治安形势，让肇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端州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陈卓立有些头疼。
　　“当时，刑侦大队一共只有80多人，手里的案子已经很多了。要想全部侦破，确实需要时间。”陈卓立说，在人员短缺的现实条件下，找到足够的人手参与刑事侦查，成为摆在自己面前的一道考题。依据30多年的从警经验，陈卓立认为，端州分局的700多名警员中有能力参与案件侦破的远不止一个刑侦大队。下一步，就是想出一个方法，把其余的破案力量组织起来。
　　其实，早在2012年底，陈卓立便开始思考如何改变传统的刑侦模式。他多次到下属的各个大队和派出所调研，一边了解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一边听取来自基层的解决建议。黎志权是端州分局便衣大队的大队长，老刑侦出身。他的便衣队伍，日常工作就是徒步或者骑着摩托车在路面巡行，发现嫌疑人后尾随、跟踪，等其下手作案时一举拿下。平日里，20多人的便衣大队经常需要其他大队警种支援自己的行动，或者需要辖区派出所设卡拦截嫌疑人。但由于往往事发突然，且各大队、各派出所行政级别相同，所以真正能够获得的支援并不多。调研中，黎志权和巡警大队长岑祖杰曾向陈卓立反映过这方面的问题。他记得，陈卓立当时便谈起了多部门综合作战的构想。不过，那时，一切还只是不成熟的“构想”，并没有变成现实。
　　2013年4月初，端州区在几天内连续发生多宗发廊入室抢劫案、银行柜员机抢劫案，性质恶劣。陈卓立坐不住了。
　　4月9日下午3点，端州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少锋和刑侦大队、便衣大队、巡警大队、指挥中心情报中队的负责人和几名辖区派出所所长一起被叫到局里，召开柜员机抢劫案的案情研判会。会上，陈卓立宣布成立“打击街面犯罪特别行动队”，并任命李少锋为队长。行动队侦办的第一宗案件，便是系列性的柜员机抢劫案。全队40多名成员中，包括全部20多名便衣民警、4名指挥中心情报中队民警、13名派出所的刑侦副所长、数名巡警和一名刑警。
　　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李少锋，一下子紧张起来。“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压力特别大。心里想的也很简单，万一案子破不了怎么办？如果侦办期间再次发案，有群众受伤甚至死亡怎么办？”李少锋说，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就彻底没法交差了。
　　与此同时，先于柜员机案一天发生的发廊抢劫案，交由刑侦大队全权侦办，由另一名副局长主管。两队人马调动各种资源，竞赛一般地对案件展开调查侦破。陈卓立认为，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种激励。
　　事情的结果有些出人意料。特别行动队侦办的柜员机抢劫案在48小时内收网成功；接下来的一天半，刑侦大队侦办的发廊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

化学反应

　　两宗系列案件的庆功会上，陈卓立对外宣布了“特别行动队”的成立。由于破案迅速，这支尚处磨合期的队伍瞬间成为端州分局的亮点。
　　对于成立特别行动队，陈春生的心情格外复杂。陈春生来自河南，是端州分局里少见的北方人。由于在刑侦大队工作出色，2008年组建便衣大队时，他成为首任队长。后來，他又辗转巡警大队，直至2013年5月才重回刑侦大队任职。刚刚重掌刑警队伍，就碰上特别行动队的巨大冲击，陈春生称心理压力巨大。“说心里话，我们和行动队都在破案，如果那边的案子破了，我们还没破，就会觉得特别惭愧。”陈春生说。“当时，局里很多人还不知道行动队今后的定位，对它的未来走向十分好奇。”
　　不过，经过近一年的摸索实践，陈春生的担心不复存在。常规的刑事案件，依然由刑侦大队负责侦破。去年，他们运用专业技术，通过DNA、指纹等犯罪现场遗留下的痕迹，侦破了4宗十几年前的命案。在全省2013年命案卷宗考核中获全省县级公安机关第一名，命案积案破案数、抓获命案积案逃犯数也名列全市第一。而整个端州分局从上到下，也对特别行动队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位。“现在，特别行动队负责的主要是那些系列性的、团伙性的、跨区域性的案件”，陈卓立介绍，“一旦发生了这几类案件，分局党委就会走一个程序，研究决定是否交由行动队负责。”
　　一旦特别行动队开始工作，队中的刑侦、便衣、巡警三个警种以及情报分析人员就会联合出击。而多渠道全面收集案件信息并加以整合、分析，是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前期收集信息时，每个警种都会利用传统优势，扩大信息接收面。在案发现场，刑侦往往主动承担起最为细致的工作，对现场遗留的各种痕迹进行提取和勘查；巡警利用自身熟悉现场的优势，可以走访周边群众，得到更多的一手消息；便衣则会到案发现场周围查看，寻找附近的公共摄像头、私人摄像头拍下的视频资料。全部信息，都会在陈锐卿手上进行专业化的分析研判。
　　有了从各方综合得来的信息，总指挥李少锋会与陈锐卿，以及参与行动的三位大队长形成一个指挥小组，共同商讨对策。他们会在李少锋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开个小型会议，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案情复杂时，陈卓立也经常参加分析研究，这种会议可能持续一个通宵。结束后，就会有A计划、B计划、C计划等等多种应对措施同时出炉。不过，更多的时候，会议只能通过对讲机隔空进行，因为包括李少锋、陈锐卿在内的所有指挥人员都在一线，现场指挥，现场决策。
　　陈锐卿手下有两名“85后”的警员，是特别行动队中绝无仅有的两个女孩儿。过去，她们只承担简单的内勤工作。但自从行动队成立，她们就成了支援前线的大后方。每到行动队出外勤时，两个女孩儿便在办公室中忙碌起来。利用电脑、小黑板以及各种纸质资料，她们向前方实时提供所需的信息。比如，前方发现一辆不明来历的汽车与嫌疑人车辆进行接触，她们就会根据车牌号对车主的身份、是否具有前科、与嫌疑人的关系等展开全面搜索。
　　如果说公安系统中“严打”“专案组”的做法，是简单地抽调出一部分人员集中办案，形同一种物理变化；那么，特别行动队就是对各警种人员进行有机融合，他们打破一切行政建制的壁垒，各自发挥所长，最终达成一种有益的“化学反应”。
　　不过在陈卓立看来，这一切变化都来得十分自然。因为从原始初衷到最终目的，特别行动队的建立，都是为了顺应不断流变的警情。就像2008年，便衣大队在肇庆的初次建立一样，公安机关的工作模式就应该随着犯罪的特点相机而行，相时而动，每隔一段时间总要重新调整，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