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普通的送站，袁隆平老师又给我上了一课。
　　那天，袁老师在北京开完会，乘坐的是下午3点开往长沙的高铁。跟往常一样，我们又去了离西客站不远的那家湖南米粉屋，袁老师照例点了一个小炒河虾、一个青菜、一碗酸辣汤粉、一份酱油炒饭，叮嘱服务员主食和炒菜一块上，说这样大家都可以尝到每一种味道，也不会浪费。午饭极为简单，大家吃得很香。匆匆吃完，我就送袁老师上火车。
　　还在春运期间，西客站仍然人头攒动，你推我搡。我们在广场外按照志愿者的提示排队验票进站。天出奇的冷。袁老师没戴手套，也没围围巾，穿着黑色呢子短大衣，手提一个旧式的棕色密码箱，我提着两个行李袋紧随其后，随着队伍缓缓挪着。一阵又一阵呼啸的寒风吹起他花白的头发，我担心袁老师受寒，他笑着说，我是“80后”，没事的。
　　验票窗口的小姑娘，从袁老师手中接过身份证和火车票时，惊讶地盯着袁老师。很明显，她是知道袁隆平这个名字的。或许在她想来，在一个普通的验票窗口见到世界级的大科学家，简直不可思议。轮到我验票时，小姑娘还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张开双臂接受安检的袁老师，充满惊异神情的眼睛里闪着泪花。
　　候车大厅里人来人往，嘈杂不堪。可是，还是不时有人走过来向袁老师打招呼，说一两句感谢祝福的话。也有人不相信，这位“杂交水稻之父”竟然也像普通人一样，站在拥挤的人流中，和自己一起候车。有人带着崇敬的心情，走过来轻声问：您是袁隆平院士吗？面对这些陌生人的问候，袁老师都报以真诚的微笑，一一点头致意。
　　我们在9号候车厅等候上车，旁边有一个休息室。袁老师的车票是一等座，我和秘书小辛觉得，袁老师凭票可以进去坐一会儿。当我把票给工作人员时，她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们只接待特等座旅客。这时，看到袁老师不能进休息室，外面的旅客有点唧唧喳喳了。有旅客说，这是袁隆平院士呀，应该让他进去；还有旅客说，袁老师在杂交水稻科研育种方面作出那么大贡献，咱们国家粮食生产能养活那么多人有他一份功劳呵，这点小事算什么……袁老师站在一旁，觉得给大家添麻烦了，不停地说谢谢，还是到9号厅候车吧。可是，外面的旅客已经把我们堵在休息室门口，不让走。工作人员难为情地说，要请示领导。这时，有两位持特等坐票的旅客说，不要去请示了，把我们的票给袁老师，请他进去休息吧！围在门口的旅客大声喊：袁院士，进去吧！进去吧！
　　面对大家的恳求，袁老师有些自责地哎呀哎呀了两声，不停地向旅客点头致谢，就是不肯进休息室。也许是暖气烧得太热，也许是大家的热情太高，他花白的发间竟然冒出了汗。我们从广场进来后一直站着，袁老师毕竟80多岁了，我多想说，大家盛情难却，您就进去歇会吧。可我知道，老师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是绝对不会进去的，话到了嘴边还是强忍着没说出来。
　　上了火车，才知道小辛是二等票，不在一个车厢。我试着和邻座的一位女士协商换个座，她欣然同意了。我对袁老师说，以后出差还是让秘书和您买同样的票，照顾起来方便些。袁老师说，“这是有制度规定的，制度能随便改吗？甘地是大人物吧！他出差从来都是买三等座，为什么啊！”袁老师看着我，等我回答，我哪知道呀。等了一会儿，袁老师略带点神秘地说：“那是因为没有四等座。”
　　他哈哈大笑起来，我和小辛也跟着笑了，心里热乎乎的。这位世界级的科学家，在一次普通的行程中，又给他的学生上了一课，不是农学课，而是人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