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只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不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科斯去世，用哈耶克的这句话为他做注再合适不过了。
　　对“习以为常”发问
　　伟大的经济思想往往起源于人们对司空见惯的事物发问。凯恩斯会问，为什么要有政府？李嘉图则问，为什么要做贸易？
　　乍看上去，科斯的问题最匪夷所思：“为什么要有公司？”
　　传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建立在一系列或明显或暗藏的理论假设当中，而学术的发展则来自于对前人理论中隐含假设的一一质疑。例如，前科斯时代，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就是在对市场竞争有效性的怀疑中诞生。
　　在科斯之前，没有经济学家去探讨“为什么有公司”——因为公司就在那里。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地默认着一个前提，就是将公司看做生产中的既定主体，不予深究。
　　但科斯则多了一层思考。毕竟，理论上，本应该在企业内部的活动也是可以通过市场完成。
　　考虑一个极端的情况：没有汽车公司，那么组装汽车的技师，可以直接从做发动机和整流罩的工人那里收购零件，组装好之后卖给他的客户，汽车的销售员；而销售员可以再卖给汽车消费者，从而从中赚取利差——这样，没有公司，在每个人的单打独斗中，人们扩大了选择面的同时，也能做出汽车这样的复杂产品，更何况大多数商品远远没有汽车这样复杂。
　　那么，公司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20世纪30年代，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如果没有“公司”将汽车的销售人员、组装人员等等统一组织起来，那么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他们将陷入繁复冗长无效率的讨价还价当中。
　　真实世界中，商品价格一般不是明码标价和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通过不断契约和买卖才能制定出来。商家需要和对手精心谈判，要了解对方出价，甚至还要考虑对方的负债信用状况。这使得任何一个交易行为都是一连串繁复的工作，不可能在一个瞬间完成。
　　这些工作，就是科斯所说的“交易成本”。汽车企业如果消失，那么在市场上买卖零件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将是天文数字，而企业的存在恰恰能够通过行政命令手段而最大程度降低交易成本。
　　科斯之前所有的经济学分析，忘记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不但交易行为仿佛是刹那间完成的，而且，市场所依赖的各种市场规则、法律也被忽视，交易成了“真空中发生的事件”。科斯的两篇论文，没有一处运用到数学公式，却开创性地将制度与企业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为经济学研究开创了全新的领域。
　　由于科斯经济学不但具有精深宏密的理论价值，而且在实践中还具有指导政策的深远意义，科斯不仅仅为经济学界所称道，其思想遗产更是留给政策界、知识界，甚至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科斯的去世，震动了全世界，他的去世，是全人类的思想损失。
　　另辟蹊径的理论
　　1991年，科斯因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获得诺贝尔奖时，时年81岁，距离他1937年发表包含自己主要经济学思想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已经过去了近60年。在以高龄著称的诺奖经济学界，这样的年龄获得诺奖也是罕见的。
　　因为日后成为学术经典的《企业的性质》在科斯发表后，并未得到主流学界的充分重视。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主流经济学界一直处于两种理论的相持对弈中。一方是强调“市场”万能的古典经济学派。这一派向上承袭自古代英国的重商主义，在亚当·斯密那里集于大成。斯密的《国富论》被公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在书中，斯密认为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并最终恢复到平稳增长的合理区间。科斯刚发布《企业的性质》时，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时代的热潮还未散尽，人们普遍相信斯密的学说没有问题，自然无暇顾及质疑市场的理论。
　　科斯《企业的性质》发表不久，信奉市场的古典经济学派理论遇到挫折。1930年代，欧美世界被笼罩在大萧条的阴影当中，理应给科斯学说发扬光大的机会，但此时，另一个直接与斯密理论针锋相对的“凯恩斯学派”开始盛行。凯恩斯也是抓住“市场”做文章，认为斯密信奉的“市场”恰恰有“失灵”的可能，因而宏观经济的稳定，需要政府力量推行稳健强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经济上的危机，却造成了两派学术观点的繁荣。相较之下，科斯的理论属于另辟蹊径，从制度角度反省原理论的缺陷，反而问津者寥寥。到了1940年代，科斯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更无暇对自己学术观点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直到科斯论文发表20年后的1950年代，西方经济开始相对的繁荣稳定，经济学家得以重新梳理过去文献，并逐渐重视起被凯恩斯忽视的微观领域。那时，专注微观分析的科斯的工作才第一次被重视起来，出现了一部分对企业性质予以阐述的文献。日后，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施蒂格勒据此，将经济学的发展区分为前科斯时代和后科斯时代。
　　但即使在那时，甚至到了科斯的《社会成本理论》发表以后，科斯的理论也依然不属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那时的主流理论依然专注于市场，属于萨缪尔森和阿罗等人，他们的文章充满了难以理解的数理公式。尽管科斯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现象有着巨大的解释力，在主流看来，论述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科斯理论与他们缺乏天然的对话渠道。
　　而70年代，又恰恰是非主流经济学百家争鸣的年代。很多非主流经济学派的理论与科斯理论看起来同样具有创见型。如当时曾经大热的演化经济学派，甚至将生物学研究方法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分析宏观经济实体的发展过程。
　　历史的长河终究披沙沥金。70年代末期开始，西方经济再次进入相对停滞的滞涨时期，用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当时恰逢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不久，主流经济学家们终于注意到科斯思想的与众不同——以往的经济学一直都在试图描绘出一个规范、美好的经济蓝图，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应当是什么”，可是当通货膨胀、经济停滞的经济现实摆在经济学家面前时，经济学家却发现，只有科斯的现实世界经济学，能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 　　从那时起，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才终于成为非主流经济学中最耀眼的一个分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采用科斯的分析方法，投身于制度分析和公司分析的框架中。科斯的思想甚至在法学领域中也引起激荡，衍生出了“法经济分析”这一新生的学科。
　　科斯谈起先辈时曾经说，斯密的思想早在早年就构思成熟，在30年的学术生涯中，经常通过观察来丰富自己的分析。而这其实也是科斯自己学术生涯的写照。科斯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其理论贡献不为学界承认，但他坚持把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分析用以质朴的方式向世人呈现，直到40年后，经历了漫长的生命岁月后，科斯的思想才为学界广泛承认。
　　诺贝尔奖的授予，标志着科斯开端的制度经济学正式被接纳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科斯曾经说，正确的观点，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终究能被人发现。
　　这句话是他学术生涯的最好总结。
　　偏爱中国经济学家
　　在中国，人们可能没有听说过阿罗，没有听说过列昂惕夫，甚至没有听说过萨缪尔森，但只要对经济学问题略为关心，科斯的名字是一定耳熟能详。
　　科斯理论在西方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成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但改革开放以来，科斯理论在中国引起的波澜却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主流经济理论。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界学习的经济学是建立在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但当国门打开之时，西方主流的经济学早已进入动态均衡分析等对数理要求极高的分析阶段，而国内的经济学家几乎没有人受过如此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在急于学以致用的中国经济学界面前，主流理论繁琐的数理推导与严格的实证检验难以胜任中国经济的急切需求。但科斯的经济学则不同，擅长逻辑分析的中国的经济学界很快的掌握了没有公式的科斯理论。
　　更为现实的是，在当时还在努力摆脱计划经济桎梏的中国的现实面前，主流经济学对完善的市场条件过于严格的假设条件无异于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而科斯对制度环境的批评与当时的中国经济最急于摆脱的旧制度、旧体制极为契合。当中国的官员们找不到发展经济的头绪时，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一语中的，各种特区、工业园区的设立，实质就是降低了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
　　国内学者常常将科斯的理论奉为圭臬。但科斯从来不认为科斯经济学能够“指导”中国的发展。正如科斯的学生王宁博士所言，科斯秉持“真实和客观”的原则，他的道德原则和信奉的方法论使得他从不会对实际经济的运行指指点点。但科斯对中国经济学家仍然有所偏爱，对于中国经济学家发表在重要学术期刊的论文，百岁年纪的科斯仍然坚持阅读。
　　科斯曾经祝福中国的经济学界，认为中国作为经济的试验场，“对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科斯认为，“中国的思想不应当顺从某一个权威，而应当允许自由争鸣，在对中国经济运行进行认真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观点”。
　　这或许是中国经济学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