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服膺于一套教育方法，往往是因为这套方法教出了一个‘成功’的小孩。坦白说，这样的想法其实很空洞，把小孩好的、坏的打包成一团，再归因于‘父母的管教’，不仅忽略了其个人特质，也忘了把他所处的环境纳入考量。一样的教育方法，可能打造出一个世俗眼中的成功模范，也可能将一个小孩的天赋摧残殆尽，只是后者的情形没人关心，我们不喜欢失败的例子，只想倾听教育神话。”
　　说这话的，是台湾作家吴晓乐的大学友人。这位友人从小成绩优秀，18岁进入台湾大学热门科系，并在知名比赛中取得亮眼成绩，之后又顺利获得多个国外名牌大学的入学许可，其求学过程曾被台湾多家媒体报道。
　　但她私下对吴晓乐说，如果有父母将对她的报道放在孩子面前，对年幼的他们说，“小姐姐的学习方法值得参考，你要向她学习哦！”她一定请求家长不要这样做。
　　吴晓乐理解这份苦衷。外界通常只关注教育成果，市面上谈论的是对优异成绩的歆羡和推崇，而优异成绩似乎等于父母培养孩子的艰辛付出：让孩子住舒适的房间，吃营养均衡的早餐，读排名靠前的学校，上最贵的补习班或请知名家教……每个家庭里的亲子关系则无人探讨。
　　17岁那年，因父辈朋友的嘱托，吴晓乐开始做家教。本是为了改善生活的兼职，渐渐成为她的兴趣所在，从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她全身心投入到家教行业中，共给至少五十个学生进行了一对一的功课辅导，也见证了无数个隐藏在孩子身后，为孩子规划人生路径、操纵孩子思想、以同一的成功范式规训孩子的家庭。在做家教的第八年，她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归纳成九个为教育所困的亲子故事，书籍《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面世。
　　包括吴晓乐友人的讲述在内，这恐怕是九个狼狈不堪的故事，故事里的家长形象各异，却都将孩子当作投射自己欲望的画布，肆意往上面涂抹各种颜料，实现自己的想象和创作，结果却往往面目全非。
　　“眼镜仔”家境优渥，做了全职太太的母亲将他的生活照顾得妥帖得当，只是“眼镜仔”成绩一不如意，她便对孩子施加暴力，且怂恿家教一起打骂孩子，造成眼镜仔对学习、考试的畏惧和恐慌;若娃的母亲监视女儿所有与外界接触的活动，为了更好地控制她，还为孩子加上多动症的“罪名”，若娃便将自己视为多动症儿童，时刻陪在母亲身边，放弃读书;纪小弟的母亲打着“对孩子的一切负责”的旗号规划孩子的学习目标和节奏，并拿他与姐姐作比较，换来纪小弟以偷懒应付学习的策略;汉伟的母亲将他视为家庭最重要的资产，在过度保护的情绪下，她不惜将孩子成绩受挫的责任归咎于校方，几次大闹学校，对老师恶语相向，导致汉伟被孤立，自暴自弃 ……
　　“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家长和孩子的关系会恶化到如此地步？”书里亦有五年前吴晓乐25岁时的困扰。家教老师的身份让她介于抽离者与介入者之间，以审慎的姿态参与他者的生活，感受亲情带来的苦闷、伤痛、怯懦、震怒等负面情绪，再加上她作为法律系毕业生的观察和反省，让这本纪实短篇故事集成为一部亲子教育反思录。
　　写作时，吴晓乐称自己像是完成了职业使命，用文字一点点揭开成长的残酷面目，凝视那些孩童的伤疤，不做任何修饰或淡化，只是告诉大家，父母的错误没有被忽略，还有人在监督和提醒，不要越过那个界限，那个用爱绑架孩子、让孩子为己所用的边界。

　　“但我并不是想让大家拿着我的书去骂自己妈妈，”吴晓乐在采访中解释，故事里扭曲的亲子关系是台湾乃至东亚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性困境的产物，比起将聚光灯投在对父母的指责上，她更愿意清晰展现孩子们的伤痕：父母以爱的名义，给青少年幽微的内心带来折磨与痛苦，甚至可能让孩子烙下伴随一生的暗痕。
　　书籍出版之初曾在台湾引起巨大争议，年轻人称之为正在自己身上上演的现实，父辈则批评作者用极端案例败坏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抗议和抵制。吴晓乐没有回应，“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于我而言，孩子们微妙、细腻的情感被发现、被关注、被重视，沒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以下自述，是吴晓乐以家庭教师视角，对台湾教育现状和畸形亲子关系的观察：

父母惯以成绩衡量小孩 | 造成很多复制的样板

　　我开始做家教时还念高二，因为成绩不错，家里经济状况又比较差，在别人的推荐和邀请下，我接触到自己第一个学生，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女生。每次辅导结束，她都会找我诉说自己的心事。一开始我有些别扭，害怕逾越了师生之间的分际。时间久了，我发现师生间不一定要有尊卑，当学生遇到烦恼，当下的问题无从解决，他们根本没办法好好念书。还是学生的我很容易理解那种忧愁的情绪，比如老师误会自己、无法融入集体等，对他们来说都是比做功课更重要的事。
　　我慢慢意识到，要想做好家教，必须把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上遇到的障碍都纳入职业的一部分。我会倾听他们的故事，和他们一起应对，逐渐形成了一种非典型的互惠模式，照顾彼此心情，让孩子更自发且有效率地学习。我也获得很多家长和学生的信任，得以深层次地介入他们的亲子相处。
　　不可回避的是，学生很多糟糕的情绪都源于父母始终以学业成绩衡量自己的孩子，这是最常见也最难以处理的问题。台湾民间有一句常被人挂在嘴边的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都是为你好。”我自己也是听着这句话长大的，所以以前也会劝学生，父母的初衷是为你着想，你不能和父母争执。
　　后来我大学读了法律系，接触的父母也多了。有天觉得这个观念好像不对，如果把父母换成朋友、同事或者陌生人，他们以各种行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人，这不就是精神虐待么？ 　　请我做家教的家长一般会直接说，希望孩子补习之后成绩提高多少分，大考能进入排名前几的学校。如果小孩没考好，大人便气得抓狂，不仅会训斥孩子，也会给我打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告诉我应该怎么教小孩，比如增加上课时间，以考试的方式训练学生，甚至体罚。
　　在台湾，进入有声誉的小学、考上重点中学、挤进前五的高中、被名牌大学录取、顺利进入薪资高的公司工作，是家长为孩子设计的最佳路径。这几年台湾有学历不断贬值的现象，家长更加笃定只有考上更好的大学，毕业后起薪才不至于太低，这种焦虑就转化为对成绩的苛求，分数最直接，可以给他们安全感。
　　但我在教学中遇见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所有科目我都能教，唯独语文作文我怎么都教不好。现在的孩子学业太重，生活太单调、空泛，每个人写的东西都套用相似的模板。学校老师也和我说，现在学生的同质性变得更高了，课余时间他们就挂在网上，在网络社群里聊天，排解焦虑，没有独处的时间用来思考。
　　之前台湾的教育模式是老师站在讲台讲满50分钟，学生则学着揣摩老师出题的意图和方法，然后给出答案。所有人都学习同样的东西，最后变成大同小异的“样板”，至少我从来没有感谢自己熟练掌握课本知识，没有为考出好成绩而开心，相反，很长时间我不知道怎么成为更好的人，这令我苦闷。
　　现在台湾一直在教改，学校减少了过度管教，更注重青少年的参与和自我表达，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少子化让家长把小孩放在家庭更优先的位置上——现在的小孩背后站着一个或多个家长，而教师已经去神圣化，如果家长对学校的教学方式不满意，会通过各种方式插手，小孩还是被动接受，应付高压教育和升学压力。
　　“对未来不抱有希望”是我带的学生的普遍心态，他们觉得适应这个游戏规则的过程极其痛苦，没有丝毫愉悦感，长大以后也无法保证丰厚的收入，大家最大的疑问就是好好读书的意义何在。

父母也会伤害小孩 | 理应被检讨

　　写书的时候，我已经做了八年家教，鉴于自己是“契约劳工”，我不敢也无权评判家长的做法，但是很多次我都忍不住想问：“这样对小孩真的可以么？”
　　我看到过不少小孩因为不服从管教或者没有达到父母的期待屡次被打骂，以前自己心里有一道魔咒，认定这是父母的爱出了偏差，用错了方式，我的学生就会反问我，“那我是活该承受么？”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男朋友对我施暴，然后告诉我他只是因为太爱我了，这明显是情感绑架，我可以离开。但是孩子无权选择，个别人会产生轻生的念头，或者只想活到18岁，他们知道做大人更复杂、更累，不想去面对。
　　我尝试从书籍中寻求帮助，有一本美国心理学著作《父母会伤人》，详细分析了父母伤害小孩的前因后果，还有一本叫《情绪勒索》的书，里面有很多真实案例，“我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你怎么可以让我失望？”这都是常见的情感压迫。台湾的父母最喜欢和孩子讲，一定要有竞争力，要会说流利的英文，便于和国际接轨。可是哪有家长和国际接轨了？他们一味地让小孩听话，仿佛不知道西方教育的核心是重视人的主体性，是培养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这是很讽刺的。
　　更严重的情况是，家长们不愿承认自己孩子真正的模样。我接触的多是中产家庭，很多父母也是延续凭借学历兑换优渥生活的做法，他们有时当着孩子的面向我抱怨，“你看我们夫妻俩都还挺聪明的，这孩子不知道像谁，那么笨。”他们开玩笑一般讲出来，很无所谓的样子。还有家长干脆不让孩子接触画画、篮球等兴趣爱好，逼迫他们拿成绩换未来，不许孩子在激烈的教育竞赛中掉队。
　　看起来是巨大的善意，其实是用对成功的狭隘定义抹杀人的独特性。所谓的“成功”，在大多数家长眼中，就是学术上、职业上稳定的、可供辨识的成就，其他的事物都要退居其次。
　　虽然很多母亲会用“不是我想把你生出来”吓唬小孩，让其乖乖听话，但虐待小孩肯定不是她们生孩子的初衷啊。如今台湾的教育环境里，父亲的角色更少出现了，与我接触的几乎全是母亲，我看一些台湾的研究者说，台湾的课纲一直在改，这种改革就是预设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待在家里应对教育改革内容，这个角色通常是母亲，因为父亲要挣钱养家。少子化带给家庭更大的教育焦虑，所有的希望压在一个孩子身上，很多女性不得不回到传统的性别分工中，以全职妈妈的身份承担教育责任。
　　于是，正如我书中所写，很多母亲担心自己陷入被丈夫谴责、冷落的险境，执着于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全盘依托在孩子的成绩上，但凡孩子不如預期，就把情绪甩给孩子，让他们承担父母的失望和愤怒。另一些母亲，也曾经或正在经历父权社会中各种轻视、胁迫、离弃等隐性暴力，难免会不自觉带给孩子负面影响。在教育中缺失的父亲，又很可能将在工作中被要求的绩效取向，搬移至看待孩子的目光。如果把孩子比喻成提线木偶，那他身后那个大人应该会被更多条线牵引着，伤害自然就产生了。
　　书出版后，很多年轻人问我，“还有解决办法么？”很抱歉，我也没有办法剪掉大人身后缠绕的线。我不会给学生分析每个人有太多拘束的原因。但我会告诉他们，即使再痛苦，也要捱过18岁。18岁代表一种可能性，一种选择离开还是留下的主动权，18岁之后的人生，或许可以用自主掌握代替被人控制。这是我能给予的仅有安慰。
　　分享这些感触和见解不是为了替自己或者家长开脱，只是希望有人在看清自身局限性之后，还能有所作为。比如，书籍出版后，不少家长反馈说书里的内容让他们不舒服，十年前的台湾，父母再怎么错，都会有太多人替他们说话。如今，在所有关系里，最有权威的父母，理应到了被质疑被检讨的时候。

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 就是把田间小路走宽一点

　　这几年，台湾的产业结构变化很快，新的市场需求不一定是高端人才，比如现在有专门洗洗衣机的工作，月薪台币七万，相当于人民币近两万。我的很多学生表达过想做网红的意愿，网红不要求学历，收入又高，孩子们认为自己可以走另一条路，不愿意认真读书，更不想上大学。家长们那一套“现在读书辛苦 ，以后生活轻松 ”的理论早已不再适用说教，小孩不再信任大人了。 　　家长的危机感确实在不断加重，“大数据”、“区块链”、“AI”等一系列新技术让他们感到陌生，有的家长会问我掌握这些要读什么系。他们脑海中固有的唯分数论的观念开始松动，但也有人想要为孩子投资更多，让孩子学其他特殊才艺满足自己的安全感。家长的焦虑越来越多，思路却没有改变，教育改革的目的是给孩子多一个选择，不是多一个补习的科目。家长还是自认为帮小孩多补一项技能，小孩就会更强，可以承受外界的巨变。
　　我现在30岁了，清楚认识到一个朴素的道理，纵然时代变化飞快，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你能否看到、做到别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是一个人制胜的法宝，这是“样板人”做不到的。即便是老生常谈，我真切感受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你把鱼和鸟放在一起比赛，鸟比鱼飞得快，鱼肯定会输。可是谁知道未来的战场在哪里，如果在海洋呢？
　　我们明明意识到未来不是只有一条路，是不是可以不要让下一代人都挤上高速公路，如果塞车，大家都走不通畅，对孩子的打击很大 ，家长不可能为这一切负担一辈子。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后，我在一个读书交流会上遇到一个父亲，他书读得很好，毕业后独自创业，做了少有人接觸的产业，也没怎么赚到钱。因为是兴趣所在，他很坚定。他家三个男孩都是常人眼中非主流的小孩，学习很普通，父母也不管。他说自己就是走了一条小径，所以也无权对孩子提过多要求，“只要他们个性完好、精神健康，人际关系不差就行”。这给我一个启示，如果自己有勇气尝试拓宽对不同职业的想象、认识、塑造，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证明下一代能选的路越来越多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把田间小路走宽走顺一点，让家长不再对孩子说，高速公路最便捷，别的路太辛苦。
　　明年我要出第四本书了，我从小到大一千多个同学，也就只有我一个人走上这条路，从家教转型为职业作家，在写第一本书时，我还没有这个打算。我从法律系毕业时，老师和亲人都鼓励我从事律师行业，可是我不感兴趣，想尽办法逃避和寻求突破，也会避讳别人的看法。外人不知道，我从小热爱文字和文学，最初的理想是做一名翻译。写书以后我重新建立了自我认同，很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方向。
　　书的最后我写了自己的故事。曾经，母亲对我人生的唯一一次干涉就是在读大学前让我放弃报考外文系，转填法律系。我们家因为不懂法律吃过亏，母亲把她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和对某些职业的幻想投射在我身上，成为我们亲子关系的最大伤口。亲子关系的紧绷往往因为父母让孩子填补自己内心的空缺。之后几年，母亲很懊恼，也数次向我道歉，我们才慢慢修复了彼此间的裂缝。
　　有一个三十多岁的母亲看完文章评论说，她觉得我妈妈很可怜，她不应该道歉。这代表很多父母的强权逻辑，妈妈养育孩子很辛苦，她会犯错，但她不需要给孩子道歉。但是为什么这世上有一个角色可以做错事不用道歉啊？
　　母亲给了我很多尊重和宽容，让我更好地理解何为有弹性的亲子关系。正如牛顿说过，他认为世界好像一个钟表，师傅完成装配之后，上紧发条，钟表开始自行走动，也就是说，上帝完成创造之后，退居幕后了，而人类可以凭借理性去发觉这世界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