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会随风飘散，可总有一丝一缕浮在心间，一首呜咽的老歌、一张发黄的照片、一段隐约的场景……虽然重量是那么轻，甚至是零重量，虽然距离是那么远，甚至难辨年代，但它们时常带给我们无尽的暇想和不平的心绪。
　　在这里我们开启一扇小窗，让丝缕的往日飘到今天，坐客中央。
　　——编者
　　每当走入国家体操队新训练馆，体操队第一任队长陆恩淳就感慨万千，这里宽敞明亮，到处可见现代化的训练器械和服务设施……真是今非昔比呀！
　　
　　一个苹果
　　
　　1953年11月17日，国家队体操队在天津重庆道100号正式组建。那里的训练馆只是一个简陋的大席棚，半个足球场大，集饭堂、会议室为一身。每次训练前动员先要将桌椅板凳移到一边，再安装器械。寒冬腊月，一个半人高的大煤炉子，抵御不住空旷场地里的寒气。不上器械的队员身披棉军大衣，在场边跺脚搓手暖和身子。轮到上场，先要把手捂到嘴角，呼呼地朝手心吹热气。然后甩掉大衣，绒衣绒裤地冲到器械上。
　　运动员宿舍是原英租借的一幢三层小洋楼，外表富丽堂皇，里面却寒酸得没有桌子，没有床铺。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54年1月，国家体操队搬到北京中央体育学院(如今的北体大)。但住宿条件仍然简陋，特别是窗户密封不好，北京的冬天风沙又大，队员将毛毡子钉在窗框上，还是能听到不绝于耳的风声。清晨，队员漱口前先要吐干净嘴里的沙子。他们却非常满足：这儿好，有床，不用睡地板了。
　　尽管如此，国家体操队的“好”待遇还是被人羡慕。那时，运动员和学校的师生同进一个食堂，却分开就餐。队员们常能吃到西红柿炒鸡蛋，特别是餐后，可以领到一个苹果。部分师生对此提出意见：这是资产阶级享受。队员听后心里不满：“我们的训练强度大，需要补充营养嘛！”
　　
　　一捆跳伞绳
　　
　　当年，中国运动员的训练器械之简单让人难以想像。两根木桩插根铁管，安装到空地上，这就是一副单杠。铁管品质低，人一上去，杠子就被压出弧线。一次，陆恩淳在杠上练习“大车轮”时，铁管几乎被“拽出”槽口，他也险些受伤。
　　其他器械也是因陋就简：将双杠的一根杠子抬高，一根放低，就是女队员训练时的高低杠；跳箱纵放是男队员练习用的跳马；横放，高度降到1.1米，就成了女队员的跳马。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一头钉上一条10厘米高的木条，就是一块很好的跳马用的起跳板。器械下的保护垫，也是帆布面、棉布和棕作填充物。
　　当时在单杠上练习“后空翻两周”下时，还不懂安装保护绳，杠下8个人，和横杠成直角站成两排，俗称“人胡同”，保护运动员做高难度动作。当一次陆恩淳头破血流地躺在地上时，仍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像条泥鳅，竟然从16只手编织的网中“滑脱”了呢？
　　后来加了保护绳，可并不保险，不到一个月，小拇指粗的绳子就出现了断丝。期间，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到体操队视察训练。
　　“有什么困难吗？”
　　“老总。我们想要一些结实的绳子。”
　　几天后，国家体操队收到了一捆绳子，一问才知，那是军队用的跳伞绳，没有比这更结实的了！
　　1953年10月，前苏联国家体操队带着全套体操器械到中国汇报表演，陆恩淳他们大开眼界——苏联人带来的垫子居然是真皮的！割下一块能做件好皮衣。不过，他们带来的平衡木好像“缺少”配件。
　　中国队员概念中的平衡木，就是军队训练时两头架一个小梯子的独木桥，队员训练，也是登梯上木，还有其他平衡木上法吗？队员想像不出。
　　救场如救火，他们紧锣密鼓地为前苏联队赶制出小梯子。表演赛开始了，中国队员奔到后场抬梯子，回来时却发现，人家已经在平衡木上轻盈地做起动作来。
　　“怎么上去的?”队员们急火火地问。前苏联队的另一个队员上场了，只见她双手扶着平衡木，一个纵身，跃到了器械上。中国队员全都瞪大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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