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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功利主义、公平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扩展自由等现代西方社会公正观的比较后发现，扩展自由价值观综合了前三者的长处，弥补了其突出的不足。扩展自由价值观坚持“以人为本”，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全局性和根本性利益，应作为人类的基本共识予以坚持和贯彻。
关键词：社会公正观；扩展自由；实质自由；可行能力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9-0024-03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手段的探索史，这一历史过程勾画出了支配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核心价值观的演进轨迹。从已有的现代社会研究文献来看，社会公正问题是人类普遍关心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社会各个层面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上升到理论层面，形成了不同的现代价值观，即社会公正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从价值判断的依据——信息基础出发，对功利主义、公平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价值观进行了比较，提出了扩展自由价值观，对我们认识、分析和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很有启发。
一、功利主义价值观
(一)理论观点
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创始人是19世纪英国的边沁，其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评价经济社会发展价值观的信息基础是效用，按照边沁的解释，效用被定义为快乐、或幸福、或满意，一个人的效用是他或她的快乐或幸福的测度。这一观点被运用到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评价，即以效用为基准的整个社会快乐或幸福总量的最大化为依据。功利主义价值观最初作为一种社会伦理提出，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一直是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伦理理论，并且成为最有影响的社会公正理论之一。其理论观点对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很有启发，并成为传统福利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经济学的核心思想。
(二)功利主义评价的必要条件
一是“后果主义”。一切选择都必须根据其后果进行价值评判，即排除了后果以外的其他任何因素作为价值评判的依据，如某些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安排和行为规范等。二是“福利主义”。将对事物状态的评价限制在某种状态的效用上，而不关注个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履行状况。结合“后果主义”，则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判断要依其产生的后果进行评判，而对后果的具体评价须以其效用大小为依据。三是“总量排序”。要求将不同个体的效用直接加总得到社会效用总量，但并不在意效用总量在个人之间的分配状况。上述三个方面相结合，形成了古典功利主义的社会选择评价公式，即以每一选择的社会效用总量大小为尺度。
(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利与弊
功利主义为社会选择进行评价提供了实用主义的视角，主要表现在：一是按照社会结果来评价各种社会安排的重要性；二是评价各种社会安排时，十分关注人们福利的变化。但从其理论观点的实践性来看，则存在诸多明显的不足。首先，忽视社会分配的平等性。功利主义提出的社会效用总量测度方法在实践中，只考虑累加结果的大小，并不关注分配的平等性程度。实际上，公正的社会选择不仅使整个社会的幸福和快乐总量，从而效用总量增大，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社会平等分配基础上的社会成员普遍感受到的幸福和快乐增加，它是效用量的增加与生活质的改善的统一。其次，忽视非效用因素的作用。功利主义观点将社会选择的后果——效用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安排和行为规范，如权利、自由等因素在社会评价中的重要性，而后者恰恰是效用主观评价时所必须考虑的环境因素。富裕的奴隶和自由的乞丐是大家都不愿意选择的生活，因为前者缺少自由而后者缺少权利。最后，实践操作层面困难重重。效用作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本身难以确切测度。古典经济学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出发，试图通过构造社会福利函数来对社会效用最大化进行测度，但经济学家阿罗1951年在相当宽松的条件下证明了不可能从不同个人的偏好中合理地形成所谓的社会偏好，即社会福利函数，这即为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
理论根基上的缺陷和实践应用中的困难，导致了功利主义价值观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上难以形成共识，进而限制了其理论和应用的进一步发展。
二、公平主义价值观
(一)理论观点 公平主义价值观的倡导者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罗尔斯公平主义价值观标准是：立足于公平的一套优先于任何其他考虑的自由权。这一标准的提出以其正义论为基础，从社会公平出发，通过极其严密的逻辑分析，推导出罗尔斯称作“自由权优先”的一项要求：存在一组自由权利，不管任何其他考虑，必须保证这一自由权利的实现。这些享有优先地位的权利在数量上相对较少，主要由各种个人自由权组成，包括某些基本的政治和公民权利。
(二)理论的不足
罗尔斯的公平主义价值观尽管强调了一些自由权在程序上的优先地位，但并未对这些所谓的优先自由权的内容以及与其他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的界定，即回答“优先”的理由。对于一些个人自由权利的优先保障与其他一些权利，如与经济需求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看待和正确处理等缺少说明。森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人的自由权是否应该得到与其他类型的以收入、效用等形式表现的个人利益完全同等的重要性，事先将一些权利优先于其他权利的做法不大妥当。
三、自由至上主义价值观
(一)理论观点
自由至上主义价值观的倡导者是当代自由至上主义理论家诺齐克。他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自由权优先”要求，具有优先性的自由权利更广，优先性的要求更加绝对。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指出：“人们通过行使这些权利而享有的‘权益’，一般来说，不能由于后果而被否定，不管那后果是多么糟糕。”自由至上主义的价值标准是：由法治权利保证的、受最少限制的个人自由。这种法治意义的自由包括政治自由(主要表现在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经济自由(主要表现在所有权不可侵犯、交易自由、对契约关系的法律保护等)以及许多其他自由权。自由权利的价值观由于反对专制、提倡法治、保护人权，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价值观。
(二)理论的不足
自由至上主义价值观尽管强调了法治意义上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但偏向于部分政治经济规则或制度，强调其“绝对优先权”。因此，在面临实际问题时，往往陷入本末倒置的困境。例如，对于贫困人口，按照诺齐克的“自由权优先”要求，个人政治自由应该优先于其在经济上的需要，尽管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经济需求，但应优先考虑满足他们的政治自由权，不论其后果能否帮助他们最终解决经济需求。对于贫困人口，满足其基本的经济需要，显然应作为首要的自由权予以考虑。
四、扩展自由价值观
(一)阿马蒂亚·森对三种价值观的批判 依据森的观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优点在于着眼于社会机制的后果，其后果被描述为人们福利的变化(效用最大化)，强调结果的公正性。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一是在同等福利水平下，人们的利益分享形式不止一种，难以判断不同利益分享形式的优劣；二是其信息基础单一化，即仅仅将福利(或效用)当做唯一的判断标准，忽略了个人权利、自由以及其他影响福利测度的重要因素。公平主义价值观将某些价值要素“优先”于其他一些价值评判要素，往往由于在价值判断上的信息基础不够系统和完整，最终导致价值评判上的缺失与不足。而自由至上主义价值标准则将某些价值要素“绝对优先”，过于程式化，强调程序先于后果，并且不计后果如何，均强调程序上的绝对优先。
综合森的看法，显然，上述三种价值观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以结果作为评判价值的依据(功利主义价值观)，要么以起点作为评判价值的依据(公平主义价值观和自由至上主义价值观)。单纯从结果和起点，分别以福利大小和程序优先评价价值显然存在信息基础的单一化和片面化，他进而提出：扩大价值评判的信息基础，以构成实质自由的功能性活动为评价标准，并且对各种价值要素共同考虑，区别对待。
(二)阿马蒂亚·森的扩展自由价值观框架
1．森的发展观与自由观
森认为，“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显然，森是站在人类自由扩展的高度，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发展的终极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即扩展自由。这一观点与传统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传统的发展观尽管着眼于人的生活状况的改善，但仍旧局限于经济或物质层面，缺少一种广阔而深远的视野，往往导致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或物质水平的提高，事实上奉行的是以物为本的价值观。
森所倡导的“自由”是实质意义上的自由，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实质自由的内涵广泛，“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它不局限于法定意义上的自由，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自由域，包含了人们应该享有的有尊严生活的基本自由。
什么是“可行能力”?森首先引出了一个概念，即功能性活动，“功能性活动的概念(很明显它源自亚里士多德)，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很多，从很初级的要求，如有足够的营养和不受可以避免的疾病之害，到非常复杂的活动或个人的状态，如参与社区生活和拥有自尊。”功能性活动建立在人自我判断和选择的基础之上，包括人的吃、穿、住、用、行等基本功能性活动以及参政议政、自我实现等较高层次的功能性活动。“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实质自由。”可行能力对于此人是不仅是可行的，也是有价值、值得珍视的，它是一种自由。
2．森的扩展自由观
森认为，“扩展自由是发展的(1)首要目的，(2)主要手段。它们可分别称作自由在发展中的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建构性作用强调的是实质自由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因此，发展的目标在于扩展人的实质性自由，发展的过程即是扩展人类自由的过程。工具性作用则突出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是如何扩展人类一般自由，从而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机制。他重点考察了五种类型的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
依照森的解释，政治自由，可理解为人们拥有选择执政主体和执政规则的机会，以及对执政者进行监督、批评等参政议政的各种政治权利；经济条件是指个人分别享有的为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目的而运用经济资源的机会；社会机会是指一国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制度安排，它对于个人享受更高质量生活的实质自由影响更为直接；透明性保证所涉及的是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要，即在保证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自由地交易；防护性保障即通过提供社会安全网，以防止受到经济体系运行影响的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失去基本的生存发展可行能力。
分析森的工具性自由观，容易发现，他所强调的是一公正社会应具备的平等条件：起点平等(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过程平等(透明性保证)、结果平等(防护性保障)。
3．森的政策主张
(1)发展自由和民主，以此为基础进行社会选择。他以传统文化的存废为例，认为发展可能导致传统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的改变，它涉及到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他提出“应该由那个社会来决定它是否要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保存1日的生活方式……为了对这样的选择做出理性评价，最重要的是，人们要能够参加对这个问题的公共讨论……为了社会正义——让人民能够参加这样的社会决策……要重视下述基本的可行能力要素：阅读和写作(通过基本教育)，得到充分的信息和通报(通过自由传播媒体)，拥有现实的机会，自由地参与机会(通过选举、公决以及公民权利的普遍实施)。”森在强调社会自由、民主决策的同时，提出了实现自由民主社会决策的路径，即必须重视教育、传媒和人权等人的基本可行能力培养。
(2)进行公共政策设计，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森认为，发展的过程基本上是自由市场取代传统社会对人、资源、经济活动的束缚、限制和干预的过程。他引用福格尔和恩格曼关于美国南方奴隶制的经济史著作中的相关论证(美国南方使用黑奴的庄园经济是有效率的，而且黑奴所得的实物报酬高于(至少不低于)自由农业工人的收入，其寿命期望值几乎等同于法国和荷兰等发达国家，远高于美国和欧洲自由的城市工业工人。但是，黑奴还是逃跑。而且，在奴隶制废止之后，庄园主试图用高薪(超过黑奴所得的实物报酬百分之百)引诱自由了的黑人按奴隶庄园的方式去做同样的工作，这种努力完全失败了。)来说明白由有超越效率、经济利益的意义，发展就是自由的扩展。对于自由在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也与森持类似的观点：“自由而不是效率，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尽管这两个目标在大多数运用过程中是互补的。”“一个人寻求由他人施加的对自己的福利的影响的最小化，无论这种影响表现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从被他人的行为所强加的影响当中独立出来，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最佳目标。”
为此，在关于自由和市场的关系分析中，森强调要以公共行动来创造条件，即通过适当的公共政策，来提供基本教育、普及初级医疗设施、使对于某些经济活动至关重要的资源可被利用。
(3)建立健全社会规范，提高社会经济预期。森强调，“资本主义，常常被看做只是在每个人贪欲的基础上运行的一种制度安排。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必须有健全的法治基础来保障经济交易所涉及的各种权利，有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来保证协议的履行。他认为，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中之所以经历各种困难，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相应的体制结构和行为准则。
(4)让个人自由成为社会的承诺。在论证了“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这一重要命题之后，森最后论证了个人自由与社会承诺之间的关系。自由的一个特征是，它具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分别与各种各样的活动以及机构和制度有关。从自由出发，并不能产生出一种可以直接转化为某个简单“公式”的发展观……把所有不同的要素放在一个整体性框架之内的组建原则是，对扩展个人自由的过程和对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承诺的关注。”整个社会要形成以扩展个人自由为目标，形成通过系统的社会制度设计，调整发展模式和经济社会政策，不断扩展个人自由、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社会共识和共同承诺。
综上所述，森的扩展自由价值观综合了前三种价值观的长处，弥补了其突出的不足。正如森所说：“以自由为基础的视角能够顾及功利主义对人类福利的兴趣，自由至上主义对选择过程和行动自由的关切，以及罗尔斯理论对个人自由权、对实质自由所需的资源的集中注意，等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扩展自由价值观坚持“以人为本”，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全局性和根本性利益，应作为人类的基本共识予以坚持和贯彻。目前，我国正处于从“GDP崇拜”价值观向“科学发展观”转变时期。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如何对其价值标准进行考量、如何进行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制度设计，森的扩展自由价值观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责任编辑 冯胜利]
关键词：社会公正观；扩展自由；实质自由；可行能力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9-0024-03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手段的探索史，这一历史过程勾画出了支配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核心价值观的演进轨迹。从已有的现代社会研究文献来看，社会公正问题是人类普遍关心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社会各个层面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上升到理论层面，形成了不同的现代价值观，即社会公正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从价值判断的依据——信息基础出发，对功利主义、公平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价值观进行了比较，提出了扩展自由价值观，对我们认识、分析和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很有启发。
一、功利主义价值观
(一)理论观点
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创始人是19世纪英国的边沁，其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评价经济社会发展价值观的信息基础是效用，按照边沁的解释，效用被定义为快乐、或幸福、或满意，一个人的效用是他或她的快乐或幸福的测度。这一观点被运用到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评价，即以效用为基准的整个社会快乐或幸福总量的最大化为依据。功利主义价值观最初作为一种社会伦理提出，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一直是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伦理理论，并且成为最有影响的社会公正理论之一。其理论观点对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很有启发，并成为传统福利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经济学的核心思想。
(二)功利主义评价的必要条件
一是“后果主义”。一切选择都必须根据其后果进行价值评判，即排除了后果以外的其他任何因素作为价值评判的依据，如某些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安排和行为规范等。二是“福利主义”。将对事物状态的评价限制在某种状态的效用上，而不关注个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履行状况。结合“后果主义”，则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判断要依其产生的后果进行评判，而对后果的具体评价须以其效用大小为依据。三是“总量排序”。要求将不同个体的效用直接加总得到社会效用总量，但并不在意效用总量在个人之间的分配状况。上述三个方面相结合，形成了古典功利主义的社会选择评价公式，即以每一选择的社会效用总量大小为尺度。
(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利与弊
功利主义为社会选择进行评价提供了实用主义的视角，主要表现在：一是按照社会结果来评价各种社会安排的重要性；二是评价各种社会安排时，十分关注人们福利的变化。但从其理论观点的实践性来看，则存在诸多明显的不足。首先，忽视社会分配的平等性。功利主义提出的社会效用总量测度方法在实践中，只考虑累加结果的大小，并不关注分配的平等性程度。实际上，公正的社会选择不仅使整个社会的幸福和快乐总量，从而效用总量增大，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社会平等分配基础上的社会成员普遍感受到的幸福和快乐增加，它是效用量的增加与生活质的改善的统一。其次，忽视非效用因素的作用。功利主义观点将社会选择的后果——效用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安排和行为规范，如权利、自由等因素在社会评价中的重要性，而后者恰恰是效用主观评价时所必须考虑的环境因素。富裕的奴隶和自由的乞丐是大家都不愿意选择的生活，因为前者缺少自由而后者缺少权利。最后，实践操作层面困难重重。效用作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本身难以确切测度。古典经济学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出发，试图通过构造社会福利函数来对社会效用最大化进行测度，但经济学家阿罗1951年在相当宽松的条件下证明了不可能从不同个人的偏好中合理地形成所谓的社会偏好，即社会福利函数，这即为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
理论根基上的缺陷和实践应用中的困难，导致了功利主义价值观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上难以形成共识，进而限制了其理论和应用的进一步发展。
二、公平主义价值观
(一)理论观点 公平主义价值观的倡导者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罗尔斯公平主义价值观标准是：立足于公平的一套优先于任何其他考虑的自由权。这一标准的提出以其正义论为基础，从社会公平出发，通过极其严密的逻辑分析，推导出罗尔斯称作“自由权优先”的一项要求：存在一组自由权利，不管任何其他考虑，必须保证这一自由权利的实现。这些享有优先地位的权利在数量上相对较少，主要由各种个人自由权组成，包括某些基本的政治和公民权利。
(二)理论的不足
罗尔斯的公平主义价值观尽管强调了一些自由权在程序上的优先地位，但并未对这些所谓的优先自由权的内容以及与其他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的界定，即回答“优先”的理由。对于一些个人自由权利的优先保障与其他一些权利，如与经济需求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看待和正确处理等缺少说明。森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人的自由权是否应该得到与其他类型的以收入、效用等形式表现的个人利益完全同等的重要性，事先将一些权利优先于其他权利的做法不大妥当。
三、自由至上主义价值观
(一)理论观点
自由至上主义价值观的倡导者是当代自由至上主义理论家诺齐克。他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自由权优先”要求，具有优先性的自由权利更广，优先性的要求更加绝对。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指出：“人们通过行使这些权利而享有的‘权益’，一般来说，不能由于后果而被否定，不管那后果是多么糟糕。”自由至上主义的价值标准是：由法治权利保证的、受最少限制的个人自由。这种法治意义的自由包括政治自由(主要表现在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经济自由(主要表现在所有权不可侵犯、交易自由、对契约关系的法律保护等)以及许多其他自由权。自由权利的价值观由于反对专制、提倡法治、保护人权，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价值观。
(二)理论的不足
自由至上主义价值观尽管强调了法治意义上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但偏向于部分政治经济规则或制度，强调其“绝对优先权”。因此，在面临实际问题时，往往陷入本末倒置的困境。例如，对于贫困人口，按照诺齐克的“自由权优先”要求，个人政治自由应该优先于其在经济上的需要，尽管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经济需求，但应优先考虑满足他们的政治自由权，不论其后果能否帮助他们最终解决经济需求。对于贫困人口，满足其基本的经济需要，显然应作为首要的自由权予以考虑。
四、扩展自由价值观
(一)阿马蒂亚·森对三种价值观的批判 依据森的观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优点在于着眼于社会机制的后果，其后果被描述为人们福利的变化(效用最大化)，强调结果的公正性。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一是在同等福利水平下，人们的利益分享形式不止一种，难以判断不同利益分享形式的优劣；二是其信息基础单一化，即仅仅将福利(或效用)当做唯一的判断标准，忽略了个人权利、自由以及其他影响福利测度的重要因素。公平主义价值观将某些价值要素“优先”于其他一些价值评判要素，往往由于在价值判断上的信息基础不够系统和完整，最终导致价值评判上的缺失与不足。而自由至上主义价值标准则将某些价值要素“绝对优先”，过于程式化，强调程序先于后果，并且不计后果如何，均强调程序上的绝对优先。
综合森的看法，显然，上述三种价值观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以结果作为评判价值的依据(功利主义价值观)，要么以起点作为评判价值的依据(公平主义价值观和自由至上主义价值观)。单纯从结果和起点，分别以福利大小和程序优先评价价值显然存在信息基础的单一化和片面化，他进而提出：扩大价值评判的信息基础，以构成实质自由的功能性活动为评价标准，并且对各种价值要素共同考虑，区别对待。
(二)阿马蒂亚·森的扩展自由价值观框架
1．森的发展观与自由观
森认为，“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显然，森是站在人类自由扩展的高度，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发展的终极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即扩展自由。这一观点与传统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传统的发展观尽管着眼于人的生活状况的改善，但仍旧局限于经济或物质层面，缺少一种广阔而深远的视野，往往导致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或物质水平的提高，事实上奉行的是以物为本的价值观。
森所倡导的“自由”是实质意义上的自由，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实质自由的内涵广泛，“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它不局限于法定意义上的自由，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自由域，包含了人们应该享有的有尊严生活的基本自由。
什么是“可行能力”?森首先引出了一个概念，即功能性活动，“功能性活动的概念(很明显它源自亚里士多德)，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很多，从很初级的要求，如有足够的营养和不受可以避免的疾病之害，到非常复杂的活动或个人的状态，如参与社区生活和拥有自尊。”功能性活动建立在人自我判断和选择的基础之上，包括人的吃、穿、住、用、行等基本功能性活动以及参政议政、自我实现等较高层次的功能性活动。“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实质自由。”可行能力对于此人是不仅是可行的，也是有价值、值得珍视的，它是一种自由。
2．森的扩展自由观
森认为，“扩展自由是发展的(1)首要目的，(2)主要手段。它们可分别称作自由在发展中的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建构性作用强调的是实质自由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因此，发展的目标在于扩展人的实质性自由，发展的过程即是扩展人类自由的过程。工具性作用则突出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是如何扩展人类一般自由，从而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机制。他重点考察了五种类型的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
依照森的解释，政治自由，可理解为人们拥有选择执政主体和执政规则的机会，以及对执政者进行监督、批评等参政议政的各种政治权利；经济条件是指个人分别享有的为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目的而运用经济资源的机会；社会机会是指一国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制度安排，它对于个人享受更高质量生活的实质自由影响更为直接；透明性保证所涉及的是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要，即在保证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自由地交易；防护性保障即通过提供社会安全网，以防止受到经济体系运行影响的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失去基本的生存发展可行能力。
分析森的工具性自由观，容易发现，他所强调的是一公正社会应具备的平等条件：起点平等(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过程平等(透明性保证)、结果平等(防护性保障)。
3．森的政策主张
(1)发展自由和民主，以此为基础进行社会选择。他以传统文化的存废为例，认为发展可能导致传统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的改变，它涉及到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他提出“应该由那个社会来决定它是否要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保存1日的生活方式……为了对这样的选择做出理性评价，最重要的是，人们要能够参加对这个问题的公共讨论……为了社会正义——让人民能够参加这样的社会决策……要重视下述基本的可行能力要素：阅读和写作(通过基本教育)，得到充分的信息和通报(通过自由传播媒体)，拥有现实的机会，自由地参与机会(通过选举、公决以及公民权利的普遍实施)。”森在强调社会自由、民主决策的同时，提出了实现自由民主社会决策的路径，即必须重视教育、传媒和人权等人的基本可行能力培养。
(2)进行公共政策设计，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森认为，发展的过程基本上是自由市场取代传统社会对人、资源、经济活动的束缚、限制和干预的过程。他引用福格尔和恩格曼关于美国南方奴隶制的经济史著作中的相关论证(美国南方使用黑奴的庄园经济是有效率的，而且黑奴所得的实物报酬高于(至少不低于)自由农业工人的收入，其寿命期望值几乎等同于法国和荷兰等发达国家，远高于美国和欧洲自由的城市工业工人。但是，黑奴还是逃跑。而且，在奴隶制废止之后，庄园主试图用高薪(超过黑奴所得的实物报酬百分之百)引诱自由了的黑人按奴隶庄园的方式去做同样的工作，这种努力完全失败了。)来说明白由有超越效率、经济利益的意义，发展就是自由的扩展。对于自由在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也与森持类似的观点：“自由而不是效率，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尽管这两个目标在大多数运用过程中是互补的。”“一个人寻求由他人施加的对自己的福利的影响的最小化，无论这种影响表现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从被他人的行为所强加的影响当中独立出来，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最佳目标。”
为此，在关于自由和市场的关系分析中，森强调要以公共行动来创造条件，即通过适当的公共政策，来提供基本教育、普及初级医疗设施、使对于某些经济活动至关重要的资源可被利用。
(3)建立健全社会规范，提高社会经济预期。森强调，“资本主义，常常被看做只是在每个人贪欲的基础上运行的一种制度安排。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必须有健全的法治基础来保障经济交易所涉及的各种权利，有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来保证协议的履行。他认为，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中之所以经历各种困难，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相应的体制结构和行为准则。
(4)让个人自由成为社会的承诺。在论证了“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这一重要命题之后，森最后论证了个人自由与社会承诺之间的关系。自由的一个特征是，它具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分别与各种各样的活动以及机构和制度有关。从自由出发，并不能产生出一种可以直接转化为某个简单“公式”的发展观……把所有不同的要素放在一个整体性框架之内的组建原则是，对扩展个人自由的过程和对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承诺的关注。”整个社会要形成以扩展个人自由为目标，形成通过系统的社会制度设计，调整发展模式和经济社会政策，不断扩展个人自由、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社会共识和共同承诺。
综上所述，森的扩展自由价值观综合了前三种价值观的长处，弥补了其突出的不足。正如森所说：“以自由为基础的视角能够顾及功利主义对人类福利的兴趣，自由至上主义对选择过程和行动自由的关切，以及罗尔斯理论对个人自由权、对实质自由所需的资源的集中注意，等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扩展自由价值观坚持“以人为本”，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全局性和根本性利益，应作为人类的基本共识予以坚持和贯彻。目前，我国正处于从“GDP崇拜”价值观向“科学发展观”转变时期。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如何对其价值标准进行考量、如何进行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制度设计，森的扩展自由价值观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责任编辑 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