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的走红，隐藏在幕后的文物修复师等职业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有人称他们为“一群戴着历史‘镣铐’跳舞的工匠”。
　　在这些“不起眼”的工作背后，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普通民众看到的大多是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如何巧夺天工，却并不知晓它从出土时的残损到最终完美的亮相经历过怎样的艰辛。”在大多数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人眼中，修复文物的过程更像是一项“妙手回春”的精细“手术”。首先要对它们进行全面诊断，然后“对症下药”，对那些比较脆弱的文物还要定期“体检”，并反复进行修补。
　　在文物修复的工作台上，通常铺满了手术刀、镊子、钢锯、缝衣针、化妆毛刷乃至电钻等多个行业的各类工具。这是因为，目前文物修复在中国还是一项新兴行业，没有专门的工具，刚开始时多借鉴医生使用的手术刀等，随后才根据需要陆续加入了一些其他行业的实用工具。
　　例如，故宫博物院内的书画修护工作室、纺织品保护工作室、综合艺术品修护工作室等都配了三维视频显微镜，若同治皇帝穿过的单褂在库房里生霉了，通过三维视频检测，文物“医生”可以清晰地看到纤维缝隙内的菌丝，他们根据不同的菌类，研究配制不同配方体系的保护液，对其进行保护处理。
　　根据“伤势”不同，文物修复工作需经过从数周、数月乃至数年不等的漫长修复过程。尽管如此，工作人员在“手术台”上也丝毫急不得，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崇敬之心，以尽可能地减少干预，保持文物的原貌。
　　有些博物馆的文物不允许送出去修，别的地方也修不了，所以要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具有很强修护实力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故宫“文物医院”。
　　故宫“文物医院”是花了十年时间在故宫博物院里复建的古建筑，南北总长361米，建筑总面积为1.3万多平方米，里面现有23个实验室和16个修复工作室。
　　故宫博物院要求每一件文物进入“文物医院”都要建档，记录它们得了什么病、用什么材料、用什么方法、如何修，修好以后还要建议如何保存，就像医生给病人看好病后建议其生活方式如何改变一样。
　　此外，故宫博物院还建立了文物修复病害标准，如古书画的霉斑应用向上的箭头表示。文物“医生”做文物修复档案时，把文物上出现的所有病害都画在一张病害图上，这样即使几十年、上百年后，后人也可清晰了解它曾得过什么病。
　　在修复文物的过程中，科学检测是确定修复工艺的基础。如一幅乾隆四十年的唐卡送进文物“医院”后先要进行全面检测分析，若确认脱落的线是桑蚕丝，修复用线时一定要用桑蚕丝，确认底层的布是棉布，修复时也要用同样的材料。对所有颜料也要检测分析，确定颜料的不同种类，修复时要选择同样的颜料。
　　最后，在对这幅唐卡的装帧材料及金线进行检测分析后发现，它的金线为四层：第一层为金箔，第二层是含铁氧化物，第三层为纸，第四层为桑蚕丝，这些都是肉眼看不到的。
　　在众多文物修复类别中，古籍修复是其中之一。不少人认为古籍就是一本书，而在专家眼中，古籍是“会说话”的文物。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书籍无一不向社会传播着文明、传递着知识。如研究于阗地区税制的最好文书就是贞元六年全年的税账，它足有一米多长。过去日本学者声称西域没有税粮制度，但在我国的文书上用汉字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收税的一笔笔账。这类文书展现了西域地区多民族、多文化的状态。
　　史料记载，唐代以来中央藏书机构就已有书籍修复人员。宋代时，书籍的装订人员被称为“裱褙匠”或“装背匠”。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仅有几家图书馆有专门的修复部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部门就是一家“百年老店”，从1918年组建古籍修复室至今，古籍修复工作已有近百年历史。
　　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图书馆已经完成了四次大规模古籍修复工作，包括1991年启动的“敦煌遗书”的大规模修复工作、2002年初启动的《永乐大典》修复与保护工程、2004年开始的对120多册（件）西夏文献的修复工作和2013年启动的“天禄琳琅”的修复工程。
　　有数据显示，中国已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 29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 831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8 371处。全国馆藏文物3 000万件（套），半数以上需要修复。
　　而目前中国文化遗产行业从业人员约为11万人，即便全员上岗，按每人年均修复50件计，至少需要150年才能完成，且行业内存在学历层次整体偏低、专业技术力量不足、专业知识更新缓慢、队伍素养和业务能力亟待提高等问题。
　　为此，今年3月1日，旨在培养“科班出身”的文物修复师的“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揭牌成立。它是在该校原有的陶瓷、油画和纸本保护与修复专业基础上设立的，2017年计划招收45名新生，未来该学院还将设立金属（青铜器）、古家具、古建筑、壁画和纺织品修复等新的专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