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满18岁的玛丽亚·奥巴马是美国精英高中塞维尔友谊学校的毕业班学生，作为曾经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掌上明珠、美国“第一女儿”，她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高考生”，不过，日前白宫新闻官宣布她高中毕业后会度过一年的“间隔年”，于2017年秋季到哈佛大学报到。玛丽亚的选择将人们的视线吸引到了“间隔年”和“哈佛大学”两个关键词上。
　　 四十年来第一个上哈佛的“第一女儿”
　　 到今年7月就年满18岁的玛丽亚·奥巴马是精英高中塞维尔友谊学校的毕业班学生，这所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高中是克林顿、罗斯福、拜登、戈尔等多名总统和副总统为子女选择的中学。
　　 玛丽亚于今年6月毕业。疼爱女儿的奥巴马透露，虽然他还没有准备好让女儿这么快就离开自己，但玛丽亚已经迫不及待去探索新的世界。作为“深情”的父亲，奥巴马已经拒绝了在女儿毕业典礼上进行主题演讲的邀约，打算坐在观众席“戴着墨镜默默流泪”。今年早些时候，他在《艾伦秀》上告诉主持人艾伦·德杰尼勒斯，“我肯定会哭。”
　　 《纽约时报》称，玛丽亚打定了主意要进入常春藤盟校，尽管奥巴马曾经建议她“不要太有压力”，进入一所普通大学也能获得很好的教育。过去一年里，玛丽亚参观了十几所大学，其中包括她的父母接受本科教育的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最终，她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那里也是她父母的母校。
　　 哈佛大学今年的录取率是5.2%，创下了历史新低。在哈佛大学的校友名单上，能够找到一长串美国总统及其子女的名字，比如：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哈佛的政府管理学院甚至以肯尼迪家族命名。而美国最高法院的8位大法官中，有5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
　　 描写总统生活的《美国的皇室》一书称，历史上，有22位美国总统的子女进入哈佛大学读书。不过《人物》杂志指出，美国总统后裔有进哈佛的传统，但玛丽亚是近年来第一个选择这所名校的白宫孩子。在她之前选择哈佛的“第一女儿”是上世纪70年代的卡洛琳·肯尼迪。
　　 玛丽亚推迟入学为自由？
　　 作为今年最引人瞩目的新生，玛丽亚推迟一年入学意味着不必带着“第一女儿”的压力和安保措施入学，并且有更多时间丰富履历。
　　 米歇尔·奥巴马曾经透露，玛丽亚希望成为电影制作人，上个暑假，她在HBO台播剧的拍摄现场当实习生。之前的暑假，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制作助理。此前，她的实习地点还包括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
　　 无论玛丽亚选择“间隔年”的决定是否有“群众基础”，多数人对她打算在奥巴马卸任后再进入大学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因为切尔西·克林顿在父亲任期中进入斯坦福大学读书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
　　 1997年9月开学之前，斯坦福大学已经和联邦特勤局协调了好长时间，只为保护“第一女儿”的人身安全。据媒体报道，当时切尔西虽然住在学生宿舍，但窗子早早换成了防弹玻璃，24名特工每天轮流陪伴在她左右。
　　 切尔西在斯坦福大学的同学约翰尼在“Quora”网站上回忆，那些跟在切尔西身边的特工不像电影中那样穿着黑色套装，而是身着短裤和夏威夷衬衫，目的是不要暴露在人群中。不过他们都带着耳麦和对讲机，夏威夷衬衫里无疑藏着武器。
　　 这些特工占据了新生宿舍的一间。学生宿舍的门口通常会有名字，但是特工住的房间没有。当“第一女儿”去参加学生派对时，总有一两个人守在门外。约翰尼试过和他们搭讪，说起“这周的天气真不错”，特工会报以礼貌的微笑。
　　 另一名学生托里·库兹涅茨透露，当有人试图在舞会上靠近切尔西跳贴身舞时，几名肌肉健硕的“新生”就会一边跳舞一边把“第一女儿”保护起来，让所有想贴近的人呆在一臂之外。
　　 按照美国联邦特勤局的惯例，卸任总统的子女可以申请人身保护，而现任美国总统的子女必须接受特工的贴身保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推迟入学的玛丽亚无疑将享受到比切尔西·克林顿更加正常的大学生活。
　　 “间隔年”走俏美国
　　 哈佛大学鼓励新生在入学之前或者学习过程中申请“间隔年”，以便学生能在校园之外获得工作经验。每年约80～110名学生会响应学校的倡议。
　　 《大西洋月刊》称，“间隔年”在欧洲已经不是新鲜事，而在美国流行起来却是近些年的事情。如今，还没有官方数字统计具体有多少学生参与“间隔年”项目，但美联社估计，全美每年有3万～4万学生进行这样的尝试。
　　 美国“间隔年”协会称，2015年，选择“间隔年”的学生人数同比增长了22%。而“间隔年”的内容和效果因人而异，有些学生借机旅行认识世界，也有人在这一年中系统地向个人目标靠拢。
　　 在哈佛大学的网站上，哈佛的招生官威廉姆、马琳，以及心理学系的教师查尔斯发表文章称，对那些厌倦了进入“对的大学”、选择“对的专业”、申请“对的研究生院”、争取“对的工作”、进入“对的社区”的年轻人来说，“间隔年”可以成为很好的选择。
　　 在美国，把时间花在旅行、体验，或者只是放松休息上，可能被看作是懒散放纵。而在英国，同样的行为更被理解和期待。
　　 从表面上来说，英国的本科只需要3年，而美国需要4年。英国学生拥抱“间隔年”似乎更加顺理成章。对待“间隔年”态度的不同，体现的是英美大学赋予体验式学习的不同价值。
　　 目前，美国“间隔年”协会正在大力推广“间隔年”。但根据美联社统计，只有不到1%的大学新生会推迟入学时间，而做出这样选择的通常是高收入家庭的子女。
　　 美国“间隔年”协会的调查也发现，学生“间隔”的时间与父母的收入呈正相关，因为“间隔年”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父母的资助。1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选择“间隔年”，他们的父母年收入在2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0万元）以上。
　　 “间隔年”是富人的专利？
　　 美国专栏作家安德莉亚在《纽约邮报》撰文称，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玛丽亚·奥巴马的福气，手握哈佛的入场券，还能自由选择“间隔年”。在美国普通家庭子女眼中，这样奢侈的选择无异于在炫耀“我比你们富有”。
　　 弗罗里达州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都有政策和专门的项目，为想要选择“间隔年”的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资助。安德莉亚却表示，如果普通家庭的孩子想要在进入大学之前跑到非洲去研究濒临灭绝的树蛙，当然可以申请到各种各样的援助，但“间隔年”的平均支出高达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万元），社会援助只是杯水车薪。
　　 曼哈顿私立学校咨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曼达透露，多数情况下，“间隔年”相当于一份礼物，它的“售价”可以和一辆玛莎拉蒂相媲美。她的公司每年都会帮助约1250名富裕家庭的子女申请从精英学前班到精英大学的学位。她表示，在她的客户中，四成选择了“间隔年”的孩子放弃了大学入学资格。
　　 “他们的家长气疯了，但这些孩子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并且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充满热情，比如帮助盲童或者与儿童共同抗击癌症，这些都是伟大的事业。”阿曼达说。
　　 不过，阿曼达表示，选择这些公益事业度过“间隔年”的孩子并不多。有的家长安排子女用这一年去密克羅尼西亚保存贝壳，“那简直就是胡扯！那就是给富人孩子的带薪假期”。
　　 在阿曼达看来，穷人家的孩子基本不会考虑“间隔年”，因为大学的学费正在逐年攀升，他们无法承担晚一年入学的经济代价。
　　 哈佛大学招生官威廉姆认为，过大、过早的学术压力可能给年轻人带来危害，演变为抑郁、酗酒和其他自我毁灭的行为。出去看一看世界很可能是治愈这种情绪的良药。
　　 阿曼达对此并不同意，她认为这样的压力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进入精英大学的优秀学生已经在自我成长和同伴压力中拼搏了“几百年”，多数人没有“间隔年”的“疗伤”也挺过来了，成为社会栋梁。这些所谓的大学压力成为富裕学生逃离的借口，而没有经济实力的学生只能继续与自己的软弱斗争。 存入我的阅览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