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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用一个人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交流，他会记在脑子里；如果你用他自己的语言与他交流，他会记在心里。
——（南非）尼尔森·曼德拉
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对非洲四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李克强同前来迎接的埃塞俄比亚总理直接用英语交谈，而未使用任何翻译。国内外媒体和公众对这一细节颇感兴趣，“国家领导人秀英语”随即成为了网络热门搜索词。事实上，这已不是李克强总理第一次展示自己的外语实力。2013年首访印度期间，李克强在中印商务合作峰会上发表了英文演讲，这也是李总理的首次海外演讲。随后在同辛格首相共同会见媒体时，李克强又以英文幽默地问道：“It will be a headline of your newspaper？（这张照片能够成为你们报纸的头条吗？）”调节现场氛围之余，中国领导人与印度媒体的距离更加拉近了。
讲对方国家语言有助于拉近关系
领导人用全球通用语言直接沟通、互动，不仅省去了翻译时间，延长了实际对话期限，而且用“个人特色”的语言表述问题、阐述观点，有助于增进领导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和相互信任，谈话也容易取得成果。1973年毛泽东接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时，曾风趣地使用英语单词“Paper tiger（纸老虎）”一词来形容早前中国对美国的认识。而一国领导人在出访时，讲对方国家语言还有助于拉近关系。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位德语达人，他经常用德语同德国人交流。一次在会见梵蒂冈教皇本笃十六世时，普京使用了教皇的母语——德语与之交谈，令教皇感到十分亲切。克林顿也对德语情有独钟。早在学生时代，克林顿就因“德语表达清晰、明确”而选修过德语。在柏林勃兰登堡门演讲中，克林顿用德语讲了一句“美国现在和未来都永远支持德国”，博得了在场五万名德国听众的热烈掌声。克林顿至今都被认为是“最受德国人欢迎的美国总统”。
英国首相布莱尔访问法国时，曾在法国议会以法语发表演说，不仅赢得了法国政治家们青睐，还取得了非常好的公众反应。萨科齐当选法国总统时，布莱尔还特别录制了法语贺词，令法国人十分感动。韩国总统朴槿惠也是位外语高手，通晓五国语言。她在学生时期就曾学习法语、苦读法国史，甚至计划留学法国。2013年11月访问法国时，她以流利的法语发表了近20分钟的演讲，赢得了法国听众的热烈掌声。今年5月，朴槿惠在访问美国时再次“秀英语”，不仅与奥巴马直接交谈，而且不带任何翻译就在美国参众两院同时使用英语演讲。朴槿惠对中文也有特别喜好，她曾透露经常随身携带汉语磁带，甚至每天会收听中文广播。2013年访华期间，朴槿惠不仅讲中文、写汉字，还能时常引用《论语》中的名言。出席“中韩商务合作论坛”时，她用“先做朋友，后做生意”来总结中韩关系的发展历程；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访问时，又亲笔写下自己的座右铭：“人生在世，心安理得就好了。”朴实的中文表达不仅令其赢得了中方高层和媒体的好感，也令中国公众对这位韩国女总统赞赏有加。难怪连习主席都夸她“在中国有很多粉丝”。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时常抱怨自己蹩脚的外语“令人尴尬”，但他并不吝啬对外语的使用。《雅加达邮报》援引印尼总统苏西洛的发言称，奥巴马在2009年同苏西洛的一次会谈中曾经使用流利的印尼语问候道：“你好吗，总统？”
对中国而言，使用外语能极大地促进中国声音的传播度，掌握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增进外国公众对华认识，拉近与外国公众的距离。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奉命前往美国进行外交活动。此次外交活动异常成功，美国四大广播公司甚至全程直播了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其带有一丝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发音颇受美国公众喜爱。访美期间，宋美龄每天都会收到三四千封美国各界人士的来信，连罗斯福夫人都亲切地称她为“我的侄女”。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接受《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国外媒体专访时使用过大段英文表述，其中最著名的一段当属江泽民在接受CNN专访中脱口而出的《葛底斯堡演说》（美国总统林肯最著名的演说），展示了中国领导人开放、包容的形象，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曾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改写克林顿的发言来解释中美关系的出路：“我看这个应该改为‘there must be a shift from threat to dialogue across the Pacific’（太平洋两端需要把威胁转化为对话）”，铿锵有力地传递了中国的声音。
语言无国界，影响力才能无国界
对于英文流利的外国领导人，英美公众和媒体向来都很青睐。美国多家电视台都曾专访过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却对世界经济强国之一的日本首相兴趣不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比起英文流利的卡尔扎伊，鲜有日本首相能以英文与外国公众直接交流。中国媒体也偏好采访中文水平突出的外国政要，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曾因出众的普通话水平颇受国内媒体关注。陆克文本人也不时更新新浪微博，甚至用中文同中国网民直接对话，取得了不错的宣传效果。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国领导人懂外语、讲外语是本国社会开放姿态的表现，有助于推动对外交流与合作。对外交往中使用外语还能展现政治自信及大国风度。语言终究是沟通媒介，无论讲母语或是外语，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仍是人与人、国与国的思想交流和情感联系。固化语言边界，或以语言之名行封闭之实既背离了全球化发展趋势，也背离了语言本身的价值。多学几门外语并不会湮没民族传统文化，更不会降低一国的国际影响力。
事实证明，成功的政治家同样是成功的外语应用者。“欧洲宰相”梅特涅和“铁血宰相”俾斯麦都精通法语，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在留学欧洲期间曾特地学习了法语和英语。精通法语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常年同伏尔泰、狄德罗等最声名显赫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保持书信往来。在治国理念上，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伏尔泰都认同只要君主本人有启蒙思想，君主制就是惟一理性的政治体制。伏尔泰本人十分欣赏叶卡捷琳娜二世，称其为“北方最明亮的星斗”，甚至宣称“要是我还年轻，我真想当俄国人”。难怪有评论家称叶卡捷琳娜二世“拥有全欧洲最炙手可热的笔友，想不影响欧洲都难”。
恰到好处才能“润物细无声”
当然，秀外语最好做到量体裁衣、量力而行、恰到好处，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争议。例如布莱尔曾在一次法国记者招待会上，不慎误将“贵国总统的许多立场都令我钦佩”说成了“贵国总统的许多姿势都令我想要”，引得全场媒体哄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前不久有媒体报道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用韩语向韩国总统朴槿惠打招呼，却没有得到对方回应，场面十分尴尬。事后得知是安倍的韩语发音太糟糕，对方根本没听懂。可见，讲外语要准确无误、恰到好处才能“润物细无声”，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外语是种软性力量，也是一门艺术。中国领导人对外语的选择是谨慎和务实的。周恩来虽通晓多门外语，却坚持在重要场合以中文发言；邓小平更是从未在外交场合讲过外语。这与当时中国需要凸显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觉醒的国内需求分不开。世易时移，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提升，对外交流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正视中外语言文化差异，还要以平和心态存异求同；对外交往不仅要重实效，还要讲感情。如此说来，适时地借全球通用语言准确阐明中国立场、塑造良好的中外交流氛围，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系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南非）尼尔森·曼德拉
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对非洲四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李克强同前来迎接的埃塞俄比亚总理直接用英语交谈，而未使用任何翻译。国内外媒体和公众对这一细节颇感兴趣，“国家领导人秀英语”随即成为了网络热门搜索词。事实上，这已不是李克强总理第一次展示自己的外语实力。2013年首访印度期间，李克强在中印商务合作峰会上发表了英文演讲，这也是李总理的首次海外演讲。随后在同辛格首相共同会见媒体时，李克强又以英文幽默地问道：“It will be a headline of your newspaper？（这张照片能够成为你们报纸的头条吗？）”调节现场氛围之余，中国领导人与印度媒体的距离更加拉近了。
讲对方国家语言有助于拉近关系
领导人用全球通用语言直接沟通、互动，不仅省去了翻译时间，延长了实际对话期限，而且用“个人特色”的语言表述问题、阐述观点，有助于增进领导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和相互信任，谈话也容易取得成果。1973年毛泽东接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时，曾风趣地使用英语单词“Paper tiger（纸老虎）”一词来形容早前中国对美国的认识。而一国领导人在出访时，讲对方国家语言还有助于拉近关系。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位德语达人，他经常用德语同德国人交流。一次在会见梵蒂冈教皇本笃十六世时，普京使用了教皇的母语——德语与之交谈，令教皇感到十分亲切。克林顿也对德语情有独钟。早在学生时代，克林顿就因“德语表达清晰、明确”而选修过德语。在柏林勃兰登堡门演讲中，克林顿用德语讲了一句“美国现在和未来都永远支持德国”，博得了在场五万名德国听众的热烈掌声。克林顿至今都被认为是“最受德国人欢迎的美国总统”。
英国首相布莱尔访问法国时，曾在法国议会以法语发表演说，不仅赢得了法国政治家们青睐，还取得了非常好的公众反应。萨科齐当选法国总统时，布莱尔还特别录制了法语贺词，令法国人十分感动。韩国总统朴槿惠也是位外语高手，通晓五国语言。她在学生时期就曾学习法语、苦读法国史，甚至计划留学法国。2013年11月访问法国时，她以流利的法语发表了近20分钟的演讲，赢得了法国听众的热烈掌声。今年5月，朴槿惠在访问美国时再次“秀英语”，不仅与奥巴马直接交谈，而且不带任何翻译就在美国参众两院同时使用英语演讲。朴槿惠对中文也有特别喜好，她曾透露经常随身携带汉语磁带，甚至每天会收听中文广播。2013年访华期间，朴槿惠不仅讲中文、写汉字，还能时常引用《论语》中的名言。出席“中韩商务合作论坛”时，她用“先做朋友，后做生意”来总结中韩关系的发展历程；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访问时，又亲笔写下自己的座右铭：“人生在世，心安理得就好了。”朴实的中文表达不仅令其赢得了中方高层和媒体的好感，也令中国公众对这位韩国女总统赞赏有加。难怪连习主席都夸她“在中国有很多粉丝”。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时常抱怨自己蹩脚的外语“令人尴尬”，但他并不吝啬对外语的使用。《雅加达邮报》援引印尼总统苏西洛的发言称，奥巴马在2009年同苏西洛的一次会谈中曾经使用流利的印尼语问候道：“你好吗，总统？”
对中国而言，使用外语能极大地促进中国声音的传播度，掌握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增进外国公众对华认识，拉近与外国公众的距离。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奉命前往美国进行外交活动。此次外交活动异常成功，美国四大广播公司甚至全程直播了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其带有一丝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发音颇受美国公众喜爱。访美期间，宋美龄每天都会收到三四千封美国各界人士的来信，连罗斯福夫人都亲切地称她为“我的侄女”。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接受《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国外媒体专访时使用过大段英文表述，其中最著名的一段当属江泽民在接受CNN专访中脱口而出的《葛底斯堡演说》（美国总统林肯最著名的演说），展示了中国领导人开放、包容的形象，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曾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改写克林顿的发言来解释中美关系的出路：“我看这个应该改为‘there must be a shift from threat to dialogue across the Pacific’（太平洋两端需要把威胁转化为对话）”，铿锵有力地传递了中国的声音。
语言无国界，影响力才能无国界
对于英文流利的外国领导人，英美公众和媒体向来都很青睐。美国多家电视台都曾专访过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却对世界经济强国之一的日本首相兴趣不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比起英文流利的卡尔扎伊，鲜有日本首相能以英文与外国公众直接交流。中国媒体也偏好采访中文水平突出的外国政要，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曾因出众的普通话水平颇受国内媒体关注。陆克文本人也不时更新新浪微博，甚至用中文同中国网民直接对话，取得了不错的宣传效果。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国领导人懂外语、讲外语是本国社会开放姿态的表现，有助于推动对外交流与合作。对外交往中使用外语还能展现政治自信及大国风度。语言终究是沟通媒介，无论讲母语或是外语，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仍是人与人、国与国的思想交流和情感联系。固化语言边界，或以语言之名行封闭之实既背离了全球化发展趋势，也背离了语言本身的价值。多学几门外语并不会湮没民族传统文化，更不会降低一国的国际影响力。
事实证明，成功的政治家同样是成功的外语应用者。“欧洲宰相”梅特涅和“铁血宰相”俾斯麦都精通法语，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在留学欧洲期间曾特地学习了法语和英语。精通法语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常年同伏尔泰、狄德罗等最声名显赫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保持书信往来。在治国理念上，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伏尔泰都认同只要君主本人有启蒙思想，君主制就是惟一理性的政治体制。伏尔泰本人十分欣赏叶卡捷琳娜二世，称其为“北方最明亮的星斗”，甚至宣称“要是我还年轻，我真想当俄国人”。难怪有评论家称叶卡捷琳娜二世“拥有全欧洲最炙手可热的笔友，想不影响欧洲都难”。
恰到好处才能“润物细无声”
当然，秀外语最好做到量体裁衣、量力而行、恰到好处，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争议。例如布莱尔曾在一次法国记者招待会上，不慎误将“贵国总统的许多立场都令我钦佩”说成了“贵国总统的许多姿势都令我想要”，引得全场媒体哄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前不久有媒体报道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用韩语向韩国总统朴槿惠打招呼，却没有得到对方回应，场面十分尴尬。事后得知是安倍的韩语发音太糟糕，对方根本没听懂。可见，讲外语要准确无误、恰到好处才能“润物细无声”，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外语是种软性力量，也是一门艺术。中国领导人对外语的选择是谨慎和务实的。周恩来虽通晓多门外语，却坚持在重要场合以中文发言；邓小平更是从未在外交场合讲过外语。这与当时中国需要凸显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觉醒的国内需求分不开。世易时移，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提升，对外交流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正视中外语言文化差异，还要以平和心态存异求同；对外交往不仅要重实效，还要讲感情。如此说来，适时地借全球通用语言准确阐明中国立场、塑造良好的中外交流氛围，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系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