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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里，突然便想念起自己在南京大学时的宿舍来：放了书就没法好好地写字的桌子、常常会钻进帐子来的蚊子、每天晚上11点半的准时停电……现在的我，坐在宽敞的房间里，灯光温暖柔和，枣子有南大的三倍宽，没有帐子也不曾被蚊子骚扰，永远不用担心下一分钟会停电……而我住的，不过是香港大学的一幢相对有些年纪的传统“舍堂”而已。
“舍堂”这称呼，从香港大学建校初就有了，当年的张爱玲便是出入舍堂的学生之一。至于“舍堂教育”的概忿就更源远流长了，它源自英国剑桥牛津等大学的学院制……嘿，有点儿玄了，其实这舍堂就是脱离了“学”的“院”罢了。我所在的舍堂，名叫利希慎堂(Lee Hysan Hall)。她依山傍海，拥有开阔的无敌海景，若有幸分到海景房，每天看看海上的日出日落，想必相当惬意。可惜，我拥有的只是临街的窗口。常常在凌晨时分，伴着偶尔呼啸而过的车声，以及敲打着窗户的海风，疲倦却安然地睡去。
然而港大的舍堂，不仅仅是给你安睡的。有一种说法，通常内地校友见面会问毕业几年了，而港大毕业生却会问“你住哪个舍堂”。对舍堂的归属感可见一斑。在我到达香港之前，港大学生还发起了一次罕见的游行，人数约二百，由大学堂出发，途经十三个舍堂，终抵主校区内的钮鲁诗楼，抗议校方“国际化”步伐过速，破坏了港大独有的“舍堂文化”。在这次反扩招非本地生的游行之后一个月，我这个非本地生便在幕个夜晚，拖着一个巨大的箱子，来到利希慎堂门前。
刚把赴港的琐事处理完，舍堂“迎新”便开始了。它是“为了令新生融入舍堂、更主动及活跃地参加舍堂活动”而由舍堂学生会负责筹备的、连续10天以上的统一活动。在整个迎新过程中，我们连续11天每天只能睡一小时，这实在是对体能和意志的一次重大考验。这期间，我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多项活动：第一次和几百人一起穿着正装在食堂里面一南正经地吃早餐；穿着西装高跟鞋在舞台上疯狂地甩手跺脚，和大家进行“骑马打仗”之类的比赛，输掉了被罚在布满各种食物和饮料残渣的地板上装蠕动的毛毛虫；练Hall Cheer大声喊叫一个下午还要接受学生会内阁的训骂，我可从来没试过在四个多小时内不停地被人狂骂。开眼界了……大家一起爬“断脚山”(其实没有走到断脚这么恐怖)，一起玩“荒失失奇兵”(对我来说就是穿越香港的一日游)，一起围坐在凌晨的校园里听鬼故事，一起从学校跑回几公里之外的舍堂，一起在沙滩上唱歌打滚……看似轻松的11天背后，是很多的疲惫、焦灼、泪水以及随之而来的成长。
迎新之后，紧随着便是RoomVisit，若是直译，恐怕就成了“探房”，也是持续10天，是给新生一个去年长舍友房间访问的机会。每个新生被要求至少访问70个堂友，有时候可能是没话找话，但我的广东话因此进步神速，而且也确实认识了不少朋友。比方说鸣，病得厉害还是很认真地和我倾谈。这样一聊时间便刷刷地飞走了，凌晨4点肚子饿了，跑到pantry，大叔给我煮面吃，真的很香……问题是第二天早晨还要上课，恐怖吧。在Room Visit过程中，我从很多当地学生那里了解到他们对政治、对文化、对学习、对未来的看法，获益匪浅。
舍堂总怖的活动告一段落以后，堂友们便安顿在自己的“村”里了。利希慎堂保留着由原“明原堂”遗留的传统村制，一个楼层称为一个村，楼友称为村民，楼长称为村长，搞得跟原始部落似的。每个村都村都会有自己的标志，如村服、村Cheer等。我住五楼，英文名为Fever Five／Fefian。因此中文名为“非凡轩”。在村里，我们每周一起煮一次“村汤”喝、做一次水果宴吃，在有“村民”生日的时候一定会在零点举办生日会；我们在节日的时候聚在一起，中秋节的夜晚爬到楼顶去看月亮、点灯笼、放烟火，圣诞节的时候一起观赏灯饰一起吃圣诞大餐互相送礼物；临近期末，我们就互相打气一起温书……其乐融融。
每个舍堂都有自己的学生会，学生会下面还有许多附属的委员会，以完成舍堂的许多功能。比如我参加的出版附属委员会，就是由14人组成，负责本舍堂三本年度刊物：《希刊》《Hysanian》以及Farewell booklet。每一次委员会会议之前都会有议程的通知，简洁明了，因此开会时效率非常高。每个舍堂还会有许多自己的社团，分为体育类和文艺类，各有十来种。体育类除了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还有曲棍球、壁球、手球等内地不常见的运动。训练时大家都会非常投入，因为体育队要参加舍堂之间的竞赛，可以给自己的舍堂增添荣誉。文艺类则有书法、乐队、舞蹈团等，每学期也会有大汇演。我参加了舍堂的羽毛球队，队里每周安排两次训练，有校队成员的专业指导，我的球技进步很快。
虽然校长在内地进行招生宣传的时候依然引“舍堂教育”为豪，但它是否还能够承担起“全人教育”的重任，却越来越遭受质疑。但至少，当出入电梯时，无论熟悉不熟悉大家都会主动打招呼，当清晨有课时会有村民来叫你起床(虽然有时候进来的是男生)；当临近考试时，房门上贴满大家祝你考试“劲过”的红纸条……舍堂的的确确给了我安睡之外的温馨。
“舍堂”这称呼，从香港大学建校初就有了，当年的张爱玲便是出入舍堂的学生之一。至于“舍堂教育”的概忿就更源远流长了，它源自英国剑桥牛津等大学的学院制……嘿，有点儿玄了，其实这舍堂就是脱离了“学”的“院”罢了。我所在的舍堂，名叫利希慎堂(Lee Hysan Hall)。她依山傍海，拥有开阔的无敌海景，若有幸分到海景房，每天看看海上的日出日落，想必相当惬意。可惜，我拥有的只是临街的窗口。常常在凌晨时分，伴着偶尔呼啸而过的车声，以及敲打着窗户的海风，疲倦却安然地睡去。
然而港大的舍堂，不仅仅是给你安睡的。有一种说法，通常内地校友见面会问毕业几年了，而港大毕业生却会问“你住哪个舍堂”。对舍堂的归属感可见一斑。在我到达香港之前，港大学生还发起了一次罕见的游行，人数约二百，由大学堂出发，途经十三个舍堂，终抵主校区内的钮鲁诗楼，抗议校方“国际化”步伐过速，破坏了港大独有的“舍堂文化”。在这次反扩招非本地生的游行之后一个月，我这个非本地生便在幕个夜晚，拖着一个巨大的箱子，来到利希慎堂门前。
刚把赴港的琐事处理完，舍堂“迎新”便开始了。它是“为了令新生融入舍堂、更主动及活跃地参加舍堂活动”而由舍堂学生会负责筹备的、连续10天以上的统一活动。在整个迎新过程中，我们连续11天每天只能睡一小时，这实在是对体能和意志的一次重大考验。这期间，我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多项活动：第一次和几百人一起穿着正装在食堂里面一南正经地吃早餐；穿着西装高跟鞋在舞台上疯狂地甩手跺脚，和大家进行“骑马打仗”之类的比赛，输掉了被罚在布满各种食物和饮料残渣的地板上装蠕动的毛毛虫；练Hall Cheer大声喊叫一个下午还要接受学生会内阁的训骂，我可从来没试过在四个多小时内不停地被人狂骂。开眼界了……大家一起爬“断脚山”(其实没有走到断脚这么恐怖)，一起玩“荒失失奇兵”(对我来说就是穿越香港的一日游)，一起围坐在凌晨的校园里听鬼故事，一起从学校跑回几公里之外的舍堂，一起在沙滩上唱歌打滚……看似轻松的11天背后，是很多的疲惫、焦灼、泪水以及随之而来的成长。
迎新之后，紧随着便是RoomVisit，若是直译，恐怕就成了“探房”，也是持续10天，是给新生一个去年长舍友房间访问的机会。每个新生被要求至少访问70个堂友，有时候可能是没话找话，但我的广东话因此进步神速，而且也确实认识了不少朋友。比方说鸣，病得厉害还是很认真地和我倾谈。这样一聊时间便刷刷地飞走了，凌晨4点肚子饿了，跑到pantry，大叔给我煮面吃，真的很香……问题是第二天早晨还要上课，恐怖吧。在Room Visit过程中，我从很多当地学生那里了解到他们对政治、对文化、对学习、对未来的看法，获益匪浅。
舍堂总怖的活动告一段落以后，堂友们便安顿在自己的“村”里了。利希慎堂保留着由原“明原堂”遗留的传统村制，一个楼层称为一个村，楼友称为村民，楼长称为村长，搞得跟原始部落似的。每个村都村都会有自己的标志，如村服、村Cheer等。我住五楼，英文名为Fever Five／Fefian。因此中文名为“非凡轩”。在村里，我们每周一起煮一次“村汤”喝、做一次水果宴吃，在有“村民”生日的时候一定会在零点举办生日会；我们在节日的时候聚在一起，中秋节的夜晚爬到楼顶去看月亮、点灯笼、放烟火，圣诞节的时候一起观赏灯饰一起吃圣诞大餐互相送礼物；临近期末，我们就互相打气一起温书……其乐融融。
每个舍堂都有自己的学生会，学生会下面还有许多附属的委员会，以完成舍堂的许多功能。比如我参加的出版附属委员会，就是由14人组成，负责本舍堂三本年度刊物：《希刊》《Hysanian》以及Farewell booklet。每一次委员会会议之前都会有议程的通知，简洁明了，因此开会时效率非常高。每个舍堂还会有许多自己的社团，分为体育类和文艺类，各有十来种。体育类除了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还有曲棍球、壁球、手球等内地不常见的运动。训练时大家都会非常投入，因为体育队要参加舍堂之间的竞赛，可以给自己的舍堂增添荣誉。文艺类则有书法、乐队、舞蹈团等，每学期也会有大汇演。我参加了舍堂的羽毛球队，队里每周安排两次训练，有校队成员的专业指导，我的球技进步很快。
虽然校长在内地进行招生宣传的时候依然引“舍堂教育”为豪，但它是否还能够承担起“全人教育”的重任，却越来越遭受质疑。但至少，当出入电梯时，无论熟悉不熟悉大家都会主动打招呼，当清晨有课时会有村民来叫你起床(虽然有时候进来的是男生)；当临近考试时，房门上贴满大家祝你考试“劲过”的红纸条……舍堂的的确确给了我安睡之外的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