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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看来，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托马斯·曼的确属于那类纯粹的文人，他总是以“精神贵族”自居，不屑于涉足政治。但将他的心路历程和人生经历放大来看，曼对于政治生活，对于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命运的看法和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从“一战”开始时的文化沙文主义，以及“一战”结束前后“不问政治”的自由保守主义，到法西斯兴起之后的积极反纳粹主义。
“德国的历史就像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面一层乘客极目远眺，饱览旖旎风光，但不能影响汽车的方向，因为下层掌握方向盘的司机根本无暇顾及他们。”当德国传记之王埃米尔·路德维希于1941年写下这段反思文字的时候，他在思考托马斯·曼是否属于上层乘客的一员，不久前他们还围绕能否将歌德的传记资料用进小说中而吵了一架。
混乱及早期的痛苦（1875—1900）
托马斯·曼，全名保罗·托马斯·曼，于1875年6月6日出生，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据说是个很好的兆头，占星卜命的结果显示：吉星当位，一生幸福、长寿，并将安详地死去。
托马斯·曼的曾祖在1794年来到吕贝克市定居，靠经营粮食生意发了财，祖父和父亲将这一家庭产业发扬光大，并且在当地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殷实的家产保证了曼从小到大都衣食无忧，而他的母亲尤利娅·曼多才多艺，一身的艺术细胞，是她讲述的传奇故事和《格林童话》开发了曼对文学及音乐的兴趣：“从前，有一头年老的毛驴打算去不来梅当音乐家……”在德国，连牲畜都想爱好文艺，何况人呢。
当托马斯·曼7岁进入学校时，幸福的童年就终止了。总是爱发呆、幻想的曼发现白日梦一旦开始就会耽于其中，甚至演变成注意力缺陷，根本没法听老师讲课。这样造成的学业结果便是：小学三年，他留了一级；中学七年，他留了两级，而且第七年还没上完，也就是说连中学都没能正常结业。由是之故，在数学方面，曼终其一生遇到两位数的加减法都必须在纸上演算；至于外语也不怎么样，经常闹笑话，在成名之后致谢美国出版商诺普夫的时候说：“诺普夫不仅是出版家，还是个动物（creature）。”其实他想夸赞人家是个创造者（creator）；甚至这个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语文方面也不尽如人意，中学毕业考试只能勉强及格。老师和父母都认为这个孩子没得治了，但事实却是，曼是个很有想法的学生，他之所以不爱上学是因为听课占用了“愉快的阅读时光”，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就越发认为学校是培养奴才的地方。这个叛逆者在15岁时接触了席勒的诗歌，深为其文字之美所吸引，决心成为一个文学家。在给女同学和男同学的情书中 （他是个双性恋）落款总是：“诗人兼剧作家”。但是他后来既没有成为诗人也没成为剧作家。
在他19岁时，也就是上学的最后一年，父亲因病去世，去世前将公司解散了，因为他的儿子不愿意经商。托马斯·曼在父亲死后终于把自己从家庭责任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在母亲移居慕尼黑一年之后也跟着过去。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对未来并不抱有十足的把握，于是在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做了一年的实习生，负责誊写保险物品，趁人不注意时，他就偷偷练习写作。这个时期的他受法国作家保罗·布尔热的影响甚深。之所以提到这个不甚闻名的布尔热，是因为他不仅影响了曼的写作，而且影响了其日后对“一战”的态度。布尔热极端保守，在宗教上推崇天主教，在政治上拥护君主制。在这样的道学先生的感召下，曼写下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堕落》，其中一句名言得以流传下来：“一个女人，如果她今天因为爱情而堕落（婚前性关系的委婉语），那么明天就会为金钱而堕落。”当时正值妇女解放运动，他这种立场倒是让男人感到安心。在受到另一位从事保险行业的文人理查德·戴默尔的鼓励之后，曼决定辞掉实习工作，专心从事文字事业。
青年时期的曼既要面临择业的难题，还要受到欲望的双重侵袭：不仅要面对性成熟带来的迷惘和混乱，而且还得压抑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曼将之视为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疾病，他不得不掩盖对一些男性朋友的好感，因为对方不可能予以爱的回报。曼想到了自杀，但在哥哥的劝阻下决定“先不做蠢事”。这种痛苦在日后渐渐平息下去，因为他意识到艺术创作可以让一切经验都升华为美，把自己由利害攸关的参与者变为冷笑的旁观者。他的哲学先师叔本华用这样诗意的语言劝慰那些想自杀的人：“人应该将自己置于生命之上，他应该认识到，一切的过程和事件、喜悦和痛苦都无法触动他那优良的、内在的自己——所有一切不过游戏而已。”
到了20世纪初，由叔本华照亮的悲观浪漫主义的天空中已经有了两颗弟子星：音乐家瓦格纳 （曼15岁时接触他的音乐），哲学家尼采（曼21岁时接触其哲学）。文学家托马斯·曼的出现补齐了四星的宏伟局面。他在23岁时感慨“斜躺在沙发上读叔本华是人生中最惬意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曼跟他的老师有着太多相似之处：二人都来自汉萨同盟（叔本华在吕贝克西邻的汉堡长大）；艺术气质都来自母亲；家族世代从商，但不能担起父亲的厚望，在父亲死后从继承家业的重担下解脱出来；都有过学商的经历，一个在账簿底下藏着闲书，一个在账单上写小说；都是一天只工作三四个小时，并且到老年都保持了旺盛的创造力；都在25岁完成天才的奠基之作——对于叔本华，是他的《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而对于托马斯·曼，则是那部日后为他赢得诺奖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布登勃洛克一家》与“一战”（1914—1918）
被誉为“欧洲《红楼梦》”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是这样产生的：在断断续续发表了几部短篇小说之后，出版商塞缪尔·费舍尔问曼能不能写长一些的东西。他答应了下来，并着手准备素材。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他确立了一生的写作模式：作息方面，每天只在上午工作，从9点到12点或12点半，下午和晚上用来读书和搜集素材；就写作内容而言，他倾向于使用真实的而非凭空虚构的素材，比如日记、传记、亲身经历等等。为了写作《布登勃洛克一家》，除了向母亲学习如何做鱼等琐事之外，他还专门回吕贝克考察一番，顺便看看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声誉是否传到家乡人这儿来了：不过还没有，而且由于他长得像某个通缉犯，警察把他抓了起来。 不过，“老弟希特勒”对兄长并不友善。从1922年到1930年间，曼在国内发表了一系列反对狂热民族主义的演讲，纳粹分子打来匿名电话进行威胁，寄来烧毁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及匿名信，声称如果他继续反对民族的振兴，就要干掉他。不过惮于作家的名声，他们不敢轻举妄动。1933年，当曼在荷兰、比利时等国进行关于瓦格纳的讲演，以免这个音乐家受到纳粹的利用时，纳粹没收了他在慕尼黑的财产，并且下了追杀的通缉令。托马斯·曼的流亡生涯从此开始。
流亡与《浮士德博士》（1933—1955）
1938年，63岁的曼在辗转瑞士、捷克等地之后定居美国。此时的他从一个“不问政治者”脱胎换骨为民主斗士，主动担任起流亡者的领袖：借助自己的名声，他写信给好莱坞的导演，希望他们能跟以写电影剧本糊口的德国作家续约；他写信给捷克政府，希望不要驱逐德国难民；他为BBC进行了近80次的对德广播讲话，挣下的钱悉数捐给英国战争救济协会；他甚至加入了罗斯福总统的竞选班子，为这位致力于世界和平的总统的第四次当选出了不少力。当美国对轴心国宣战时，大批的日裔美国人被赶进集中营监视起来，德国人却不必受此待遇，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曼的努力。
政治活动如此繁忙，老当益壮的曼居然能在72岁高龄时写成《浮士德博士》，实在令人惊叹。上了年纪的人生育的孩子会有瑕疵，脑力劳动的产品亦然，但《浮士德博士》是绝对的上乘之作，花费了曼“最多的心血”，是他“一生的忏悔”，“最大胆和最阴森的作品”，“是对我自己的模仿”，他甚至淘气地说“谁不喜欢它，我就立刻不喜欢谁”。
这本书处理的是另一种高贵病——号称“艺术家身份证”的梅毒。1492年，当哥伦布给美洲大陆带去水稻、小麦、朗姆酒、感冒和天花时，为了表示友好，印第安人还以玉米、红辣椒、西红柿、马铃薯和梅毒。这种体液传播的病分三期发作：一期长疮，二期发烧、出疹子，经过从几个月到几年的潜伏期之后，一部分人会进入第三期，症状是幻觉、莫名的兴奋，感知力提高和创造力的爆发，伴随着各种内部器官的损害：耳聋、失明、发疯和瘫痪……最后凄惨死去。19世纪下半叶时，关于梅毒造就天才的说法已经盛行不衰，莫泊桑就曾在诊断之后到处夸耀“我得了梅毒”。
小说的主人公阿德里安·莱维屈恩主要以尼采、雨果·沃尔夫、贝多芬以及曼本人为原型。这位资质平平的音乐家20岁时在莱比锡的一家妓院故意染上梅毒（尼采的经历，但尼采在自传中坚称自己在妓院中只弹奏了钢琴），5年后在意大利帕莱斯特里纳的一家旅店里（曼22岁住的地方），出现魔鬼的幻觉。他们订立了血的契约（喻指梅毒的传播方式）：魔鬼许诺给他24年的灵感，条件是24年后灵魂归其所有，并且“你的生活应该是冷冰冰的，因此你不可以去爱任何人”。果然，这个音乐家写就了《人物启示录》和《浮士德哀歌》那样泣鬼神的交响曲，却越来越成为“冰冷的绝缘体”，不能正常地爱人，身边的朋友也被人杀死或自杀。当最爱的小外甥也被病魔夺去生命后，阿德里安身心崩溃，被母亲接回故乡之后，在疯癫中度过了毫无意义的10年（回归尼采的经历）。
既然是曼“一生的忏悔”，这一定揭示了他最深处的秘密：阿德里安不正是他自己的写照吗？他的哥哥曾说兄弟两人在青年时代便对文学“签了字画了押，须交出其整个一生”。当年在意大利，22岁的托马斯·曼雄心勃勃要写出最完美的艺术作品，他在自身周围建筑了栏杆，不爱别人也不许别人爱自己，准备长久地忍受寂寞。托马斯自己也说过“只愿拿自己当艺术家看，对于作为人的自己则不以为然”。甚至给妻子写信时他就大胆地表明：“不想做人，只做一个艺术家。”
而另一方面，《浮士德博士》也是整个德意志的寓言。为了摆脱危机，振兴自己的民族，德国人一再委身于魔鬼。而且，“二战”结束后，关于希特勒生平的揭示使得这部梅毒小说有了更多的象征层面：在1910年4月的维也纳，21岁梦想成为画家的文艺青年希特勒从一名犹太妓女那儿染上了梅毒。为了健康，他采用禁欲疗法，不碰女性和酒肉；成为帝国元首之后，为了保护形象，他追杀知情人士，进行保密治疗；他迁怒于犹太民族，要把“血液有毒”的犹太人完全消除。希特勒那夸张的行为举止、对外宣称是“帕金森综合征”的手颤以及后期的疯狂政策与梅毒息息相关。
1943年，在轴心国败局已定时，曼在日记中写道，“与德国作战不是为了‘二战’，而是在准备下一场战争”。随着冷战的开始，由反布尔什维克触发的麦卡锡主义使得美国不再具有罗斯福时代的人道和自由，“非美调查委员会”不肯让曼这样的外来人士得到安宁，尤其是当他说出“不能因为国家制度不同就把对方掐死”这样的话。出于反感，他离开美国迁居瑞士，并每年都访问故乡德国。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托马斯·曼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精力，而且越来越富有幽默精神，继续进行他最轻松的作品《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每天3小时的创作雷打不动，即使动了肺癌手术，他也坚持坐在沙发一角，垫着硬纸板写作。他拟好了许多新的创作计划，宣布要写到120岁。1955年8月12日，在80岁生日过后，托马斯·曼在睡梦中去世，结束了他那充实圆满的一生。
1951年，距离曼去世还有4年的时候，他在 《艺术家与社会》中审视了自己一生的“变化”。当他谈到自己在20年代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时，他解释说是法西斯把他“逼到左派社会哲学”中，归根结底，“艺术家原本不是一种道德存在，而是一种审美存在”。他在内心中对政治始终是不屑的，不过，在紧要关头他确实有25年的时间跑到公交车的下层去看风景，跟纳粹作战，还写出了《浮士德博士》这样的作品。然而，从文人出发的单方面学习的效果是有限的，掌握方向盘的政客们如果一味地藐视文化或者操控文化，只会再三地重复历史上的悲剧。“在开始焚书的地方，他们最后会焚人。”海涅于1821年做出的预言，100年后被纳粹实现了。
“德国的历史就像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面一层乘客极目远眺，饱览旖旎风光，但不能影响汽车的方向，因为下层掌握方向盘的司机根本无暇顾及他们。”当德国传记之王埃米尔·路德维希于1941年写下这段反思文字的时候，他在思考托马斯·曼是否属于上层乘客的一员，不久前他们还围绕能否将歌德的传记资料用进小说中而吵了一架。
混乱及早期的痛苦（1875—1900）
托马斯·曼，全名保罗·托马斯·曼，于1875年6月6日出生，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据说是个很好的兆头，占星卜命的结果显示：吉星当位，一生幸福、长寿，并将安详地死去。
托马斯·曼的曾祖在1794年来到吕贝克市定居，靠经营粮食生意发了财，祖父和父亲将这一家庭产业发扬光大，并且在当地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殷实的家产保证了曼从小到大都衣食无忧，而他的母亲尤利娅·曼多才多艺，一身的艺术细胞，是她讲述的传奇故事和《格林童话》开发了曼对文学及音乐的兴趣：“从前，有一头年老的毛驴打算去不来梅当音乐家……”在德国，连牲畜都想爱好文艺，何况人呢。
当托马斯·曼7岁进入学校时，幸福的童年就终止了。总是爱发呆、幻想的曼发现白日梦一旦开始就会耽于其中，甚至演变成注意力缺陷，根本没法听老师讲课。这样造成的学业结果便是：小学三年，他留了一级；中学七年，他留了两级，而且第七年还没上完，也就是说连中学都没能正常结业。由是之故，在数学方面，曼终其一生遇到两位数的加减法都必须在纸上演算；至于外语也不怎么样，经常闹笑话，在成名之后致谢美国出版商诺普夫的时候说：“诺普夫不仅是出版家，还是个动物（creature）。”其实他想夸赞人家是个创造者（creator）；甚至这个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语文方面也不尽如人意，中学毕业考试只能勉强及格。老师和父母都认为这个孩子没得治了，但事实却是，曼是个很有想法的学生，他之所以不爱上学是因为听课占用了“愉快的阅读时光”，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就越发认为学校是培养奴才的地方。这个叛逆者在15岁时接触了席勒的诗歌，深为其文字之美所吸引，决心成为一个文学家。在给女同学和男同学的情书中 （他是个双性恋）落款总是：“诗人兼剧作家”。但是他后来既没有成为诗人也没成为剧作家。
在他19岁时，也就是上学的最后一年，父亲因病去世，去世前将公司解散了，因为他的儿子不愿意经商。托马斯·曼在父亲死后终于把自己从家庭责任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在母亲移居慕尼黑一年之后也跟着过去。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对未来并不抱有十足的把握，于是在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做了一年的实习生，负责誊写保险物品，趁人不注意时，他就偷偷练习写作。这个时期的他受法国作家保罗·布尔热的影响甚深。之所以提到这个不甚闻名的布尔热，是因为他不仅影响了曼的写作，而且影响了其日后对“一战”的态度。布尔热极端保守，在宗教上推崇天主教，在政治上拥护君主制。在这样的道学先生的感召下，曼写下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堕落》，其中一句名言得以流传下来：“一个女人，如果她今天因为爱情而堕落（婚前性关系的委婉语），那么明天就会为金钱而堕落。”当时正值妇女解放运动，他这种立场倒是让男人感到安心。在受到另一位从事保险行业的文人理查德·戴默尔的鼓励之后，曼决定辞掉实习工作，专心从事文字事业。
青年时期的曼既要面临择业的难题，还要受到欲望的双重侵袭：不仅要面对性成熟带来的迷惘和混乱，而且还得压抑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曼将之视为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疾病，他不得不掩盖对一些男性朋友的好感，因为对方不可能予以爱的回报。曼想到了自杀，但在哥哥的劝阻下决定“先不做蠢事”。这种痛苦在日后渐渐平息下去，因为他意识到艺术创作可以让一切经验都升华为美，把自己由利害攸关的参与者变为冷笑的旁观者。他的哲学先师叔本华用这样诗意的语言劝慰那些想自杀的人：“人应该将自己置于生命之上，他应该认识到，一切的过程和事件、喜悦和痛苦都无法触动他那优良的、内在的自己——所有一切不过游戏而已。”
到了20世纪初，由叔本华照亮的悲观浪漫主义的天空中已经有了两颗弟子星：音乐家瓦格纳 （曼15岁时接触他的音乐），哲学家尼采（曼21岁时接触其哲学）。文学家托马斯·曼的出现补齐了四星的宏伟局面。他在23岁时感慨“斜躺在沙发上读叔本华是人生中最惬意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曼跟他的老师有着太多相似之处：二人都来自汉萨同盟（叔本华在吕贝克西邻的汉堡长大）；艺术气质都来自母亲；家族世代从商，但不能担起父亲的厚望，在父亲死后从继承家业的重担下解脱出来；都有过学商的经历，一个在账簿底下藏着闲书，一个在账单上写小说；都是一天只工作三四个小时，并且到老年都保持了旺盛的创造力；都在25岁完成天才的奠基之作——对于叔本华，是他的《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而对于托马斯·曼，则是那部日后为他赢得诺奖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布登勃洛克一家》与“一战”（1914—1918）
被誉为“欧洲《红楼梦》”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是这样产生的：在断断续续发表了几部短篇小说之后，出版商塞缪尔·费舍尔问曼能不能写长一些的东西。他答应了下来，并着手准备素材。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他确立了一生的写作模式：作息方面，每天只在上午工作，从9点到12点或12点半，下午和晚上用来读书和搜集素材；就写作内容而言，他倾向于使用真实的而非凭空虚构的素材，比如日记、传记、亲身经历等等。为了写作《布登勃洛克一家》，除了向母亲学习如何做鱼等琐事之外，他还专门回吕贝克考察一番，顺便看看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声誉是否传到家乡人这儿来了：不过还没有，而且由于他长得像某个通缉犯，警察把他抓了起来。 不过，“老弟希特勒”对兄长并不友善。从1922年到1930年间，曼在国内发表了一系列反对狂热民族主义的演讲，纳粹分子打来匿名电话进行威胁，寄来烧毁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及匿名信，声称如果他继续反对民族的振兴，就要干掉他。不过惮于作家的名声，他们不敢轻举妄动。1933年，当曼在荷兰、比利时等国进行关于瓦格纳的讲演，以免这个音乐家受到纳粹的利用时，纳粹没收了他在慕尼黑的财产，并且下了追杀的通缉令。托马斯·曼的流亡生涯从此开始。
流亡与《浮士德博士》（1933—1955）
1938年，63岁的曼在辗转瑞士、捷克等地之后定居美国。此时的他从一个“不问政治者”脱胎换骨为民主斗士，主动担任起流亡者的领袖：借助自己的名声，他写信给好莱坞的导演，希望他们能跟以写电影剧本糊口的德国作家续约；他写信给捷克政府，希望不要驱逐德国难民；他为BBC进行了近80次的对德广播讲话，挣下的钱悉数捐给英国战争救济协会；他甚至加入了罗斯福总统的竞选班子，为这位致力于世界和平的总统的第四次当选出了不少力。当美国对轴心国宣战时，大批的日裔美国人被赶进集中营监视起来，德国人却不必受此待遇，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曼的努力。
政治活动如此繁忙，老当益壮的曼居然能在72岁高龄时写成《浮士德博士》，实在令人惊叹。上了年纪的人生育的孩子会有瑕疵，脑力劳动的产品亦然，但《浮士德博士》是绝对的上乘之作，花费了曼“最多的心血”，是他“一生的忏悔”，“最大胆和最阴森的作品”，“是对我自己的模仿”，他甚至淘气地说“谁不喜欢它，我就立刻不喜欢谁”。
这本书处理的是另一种高贵病——号称“艺术家身份证”的梅毒。1492年，当哥伦布给美洲大陆带去水稻、小麦、朗姆酒、感冒和天花时，为了表示友好，印第安人还以玉米、红辣椒、西红柿、马铃薯和梅毒。这种体液传播的病分三期发作：一期长疮，二期发烧、出疹子，经过从几个月到几年的潜伏期之后，一部分人会进入第三期，症状是幻觉、莫名的兴奋，感知力提高和创造力的爆发，伴随着各种内部器官的损害：耳聋、失明、发疯和瘫痪……最后凄惨死去。19世纪下半叶时，关于梅毒造就天才的说法已经盛行不衰，莫泊桑就曾在诊断之后到处夸耀“我得了梅毒”。
小说的主人公阿德里安·莱维屈恩主要以尼采、雨果·沃尔夫、贝多芬以及曼本人为原型。这位资质平平的音乐家20岁时在莱比锡的一家妓院故意染上梅毒（尼采的经历，但尼采在自传中坚称自己在妓院中只弹奏了钢琴），5年后在意大利帕莱斯特里纳的一家旅店里（曼22岁住的地方），出现魔鬼的幻觉。他们订立了血的契约（喻指梅毒的传播方式）：魔鬼许诺给他24年的灵感，条件是24年后灵魂归其所有，并且“你的生活应该是冷冰冰的，因此你不可以去爱任何人”。果然，这个音乐家写就了《人物启示录》和《浮士德哀歌》那样泣鬼神的交响曲，却越来越成为“冰冷的绝缘体”，不能正常地爱人，身边的朋友也被人杀死或自杀。当最爱的小外甥也被病魔夺去生命后，阿德里安身心崩溃，被母亲接回故乡之后，在疯癫中度过了毫无意义的10年（回归尼采的经历）。
既然是曼“一生的忏悔”，这一定揭示了他最深处的秘密：阿德里安不正是他自己的写照吗？他的哥哥曾说兄弟两人在青年时代便对文学“签了字画了押，须交出其整个一生”。当年在意大利，22岁的托马斯·曼雄心勃勃要写出最完美的艺术作品，他在自身周围建筑了栏杆，不爱别人也不许别人爱自己，准备长久地忍受寂寞。托马斯自己也说过“只愿拿自己当艺术家看，对于作为人的自己则不以为然”。甚至给妻子写信时他就大胆地表明：“不想做人，只做一个艺术家。”
而另一方面，《浮士德博士》也是整个德意志的寓言。为了摆脱危机，振兴自己的民族，德国人一再委身于魔鬼。而且，“二战”结束后，关于希特勒生平的揭示使得这部梅毒小说有了更多的象征层面：在1910年4月的维也纳，21岁梦想成为画家的文艺青年希特勒从一名犹太妓女那儿染上了梅毒。为了健康，他采用禁欲疗法，不碰女性和酒肉；成为帝国元首之后，为了保护形象，他追杀知情人士，进行保密治疗；他迁怒于犹太民族，要把“血液有毒”的犹太人完全消除。希特勒那夸张的行为举止、对外宣称是“帕金森综合征”的手颤以及后期的疯狂政策与梅毒息息相关。
1943年，在轴心国败局已定时，曼在日记中写道，“与德国作战不是为了‘二战’，而是在准备下一场战争”。随着冷战的开始，由反布尔什维克触发的麦卡锡主义使得美国不再具有罗斯福时代的人道和自由，“非美调查委员会”不肯让曼这样的外来人士得到安宁，尤其是当他说出“不能因为国家制度不同就把对方掐死”这样的话。出于反感，他离开美国迁居瑞士，并每年都访问故乡德国。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托马斯·曼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精力，而且越来越富有幽默精神，继续进行他最轻松的作品《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每天3小时的创作雷打不动，即使动了肺癌手术，他也坚持坐在沙发一角，垫着硬纸板写作。他拟好了许多新的创作计划，宣布要写到120岁。1955年8月12日，在80岁生日过后，托马斯·曼在睡梦中去世，结束了他那充实圆满的一生。
1951年，距离曼去世还有4年的时候，他在 《艺术家与社会》中审视了自己一生的“变化”。当他谈到自己在20年代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时，他解释说是法西斯把他“逼到左派社会哲学”中，归根结底，“艺术家原本不是一种道德存在，而是一种审美存在”。他在内心中对政治始终是不屑的，不过，在紧要关头他确实有25年的时间跑到公交车的下层去看风景，跟纳粹作战，还写出了《浮士德博士》这样的作品。然而，从文人出发的单方面学习的效果是有限的，掌握方向盘的政客们如果一味地藐视文化或者操控文化，只会再三地重复历史上的悲剧。“在开始焚书的地方，他们最后会焚人。”海涅于1821年做出的预言，100年后被纳粹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