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一位引领中国北宋教育改革之人，作为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毕生从事着教师这一职业，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被誉为“白衣而为天下师”，是“宋初三先生”中教育成就最为卓著，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位学者。几次科考未中之后，胡瑗在40岁时放弃科考，创办安定书院，聚徒讲学。因其学识渊博、教学有法、人品端正，深得当时知州范仲淹赏识。苏州郡学创建时，被聘为教授，后又出任湖州州学教授。在苏湖执教的20余年间，本着忧国忧民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胡瑗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实施诸多改革，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办学体制、课业章程等方面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模式，被称为“苏湖教法”。朝廷将此立为太学的法度，胡瑗的教育改革得以在全国推广，引领着当时及此后的教育改革。在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胡瑗将教学思想、实践和改革融为一体，确立了培养“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纠正了当时社会唯科考取仕而学的弊病，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
　　哲学思想：天人合一
　　胡瑗独特的教育理论和丰富的教育改革实践皆源于其哲学思想的深厚造诣。胡瑗对《周易》的深入研究，体现出大胆疑经、自立新解、纠正不合理的注解等特点。
　　胡瑗从义理的角度出发，扬弃了玄学家思维模式，明确提出“天地为乾坤之象，乾坤为天地之用”，反对脱离人事而言天道，也反对脱离天道而言人事，倡导天人合一。胡瑗从宇宙发生论的角度思考天地万物的形成，并将万物形成的根源看成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万物是气化的结果，气化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胡瑗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性质不同的两类事物，各自遵循着不同的变易法则。在自然界是自然而然，在人类社会是积极有为。胡瑗在肯定事物变易的绝对性的同时，又承认在变易过程中，事物具有稳定性。就人事而言，社会的伦常等级制度具有一定的永恒性。
　　人性观：善性与习得
　　胡瑗对于人性的论述是独特的，他从易学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把人性和元善之气联系起来，分别论证了天地之性、人之善性和圣人之性。强调“天地之性”不是先验存在于天地之外的善性，而是天地生成万物的自然生成之道。“人之善性”，是元善之气聚于人而形成的道德本能，所以，人性就其本源来说，是善的。天道之所以善，乃在于天有元善之气。此元善之气聚于人，则形成至善的人性。胡瑗将人之善性与元善之气相联系摆脱了用天赋观念解释人性的先验性。
　　胡瑗强调，圣人之性并不是圣人先天具有的善性，它也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人性就其本质而言是先天的善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性却表现出不同的等级，有拥有“天性之全”的圣人，有“天性之偏”的贤人，还有“天性之少者”的百姓。原因是唯有圣人注重后天的学习和思考，所以才能保持先天固有的善性。小人因为不学习、不思考，则使天生的善性流失于恶。胡瑗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善恶归结为后天的努力，不赞成人性的等级划分是先天确定的，从而论证了教育的功能和学习的价值。
　　教育价值：成天下之才
　　胡瑗极其注重教育的价值，将教育和学校看成培养人才的根本。他从“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发，揭示了人才、教化、学校之间的内在联系，“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人才，而人才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学校是实施教育的根本所在。
　　面对宋初“轻教育”、学风不正的状况，胡瑗以忧国忧民之情，强调“师儒”和“兴校”的重要性。他认为，办好教育首先需要“师儒”，以孔、孟之道管理和从事教育；其次，需要普及教育于“民”；再次，需要地方行政长官兴办学校。为了培养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认为，必须建立学校，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
　　教育宗旨：明体达用
　　“明体达用”是胡瑗创立的苏湖教法的宗旨。自唐代以来，科举以诗赋取士，忽略了圣人之道及修己治人的经旨和伦理之学。胡瑗倡导的明体达用之学，正是为了改造这种旧学之习气，开创新的学风。“明体”，指包括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纲常伦理在内的圣人之道；“达用”，就是将圣人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胡瑗办学和教育实践的宗旨就在于阐明六经原理，并将这种原理推广应用到治国安民的实践中去。
　　在胡瑗看来，儒家的纲常礼教是万世不变的“体”，而儒家的诗书典籍是垂法后世的“文”。把体、文付诸实际，可以达到民安国治 、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这是“用”。其明体达用的思想在其教育改革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是胡瑗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重要思想基础。
　　课程改革：分斋教学制度
　　胡瑗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率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分斋教学”是苏湖教法的核心内容，是将学校的课程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两个部分。经义斋选择具备“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条件的学生，修习六经经义，培养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道德修养的高级治国人材。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选“欲明治道”的学生就读其中，学生可各治一事，兼习一事，以培养具有一技之长或几种专长的专业技术、管理人材。“分斋教学”制度体现了文、理分科培养人才的特点，既继承和深化了中国先秦时代六艺设教的课程传统，也改变了宋初学校专以诗赋或儒经设教的单一状态，确立了自然科学技术在学校课程中的合法地位。
　　这种大胆的课程改革，使得学生既能领悟圣人的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社会各项专门性工作，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
　　教学方法：多样与直观
　　胡瑗对传统的注入式、死记硬背及体罚等教学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发挥讲授法的优势，以直观、例证等方法辅助讲授；在教学中很重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常常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及特长来组织教学，因材施教；重视劳逸结合，通过运动、游戏、奏乐、歌诗等娱乐活动来调节学生的身心状态，避免枯燥的学习生活。
　　讲授教学法是古代教学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由于胡瑗精通儒家经书，尤长于《易》《春秋》，因此，他向学生讲经时，能抓住要领，重点突出，着重阐明儒家经典的要义——忠孝仁义礼乐之道，循循诱导学生掌握修己、治人的道理，很受学生欢迎。胡瑗讲经还重在通经致用，他往往联系实际，运用当时典型事例说明经义。在讲课时，胡瑗要求学生既要认真听，也要认真做笔记。 　　在讲授中结合直观形象和实地考察，也是胡瑗教学的特色之一。胡瑗在湖州州学讲授三礼时，采用直观教学的方式，将三礼所载的礼仪器物绘制成图，悬于讲堂之上，使学生"朝夕对之，皆若素习"。以此来深化学生对古代礼制的认识，并形成具体直观的印象。在课堂之外，胡瑗提倡学生周游四方，广泛地考察各地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以开阔学生眼界。只有亲临其境，方才有资格与学生谈论山川。胡瑗提倡的这种在实地考察游历中学习的方式，对于改造旧式教育中死记硬背、教条呆板的教学方法具有积极的作用。
　　立师道：爱生与身体力行
　　胡瑗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在苏湖和太学执教达30余年，践行着“尊师爱生”的思想，“视诸生如子弟，诸生亦爱敬如父兄”。
　　爱护学生。胡瑗把学生视为自己的子弟，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成长。对勤奋好学的学生关爱有加，如有学生病了，他会像慈父一般关怀。
　　爱惜人才。对于那些在人生道路一度走过弯路的青年学生，他也同样满腔热忱，寄于希望。他不是一味苛责他们的过失，而是重在开导，启发他们自觉“洗心向道”。因为，在胡瑗看来，“圣人不贵无过，而贵改过，而是勉勤事业”。
　　为学生着想。胡瑗改革“火禁”制度，实行“寄宿制”，显示了他为学生着想，方便学生的爱生情结，为“远方孤寒之士”来京就学开了方便之门。
　　身体力行。胡瑗教学生，不仅以理明之，而且还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胡瑗在苏、湖、太学执教的三十年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如作息制度：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500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100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300遍。胡瑗制定的学规详细而完备，所有规定他都能以身作则、作出榜样。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意言传身教，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自己常常“以身先之”，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来感化教育学生。
　　作为教师，胡瑗为北宋王朝培养了一大批博古通今、明体达用的人才，其弟子多达1700余人。在其执教太学之时，虽身为朝廷命官，却始终坚持师生平等，常与学生切磋交流，在太学中形成一种“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深得学生与朝中上下的敬重，被视为一代宗师，被誉为自景佑、明道以来“学徒最盛”“教学之法最备”的学者人师。胡瑗之所以能成为一位教育大师，与其具有自强不息、以苦为乐、淡泊名利的敬业奉献精神密切相关，与其勤勉好学、求真务实、力纠时弊、锐意改革的创新勇气密切相关，与其忧国忧民、躬行力践、诲人不倦的高尚师道密切相关。因为，在胡瑗看来，教师必须先刻苦学习，勤劳恭谨，成为有德有识之人，才能教育他人。
　　钟文芳，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初等教育系副系主任，教育学博士。长期从事比较教育、教育史、课程与教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致力于探索学校课程与教学的改革，对课堂教学观察研究、教师专业发展、学校课程开发和建设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