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新加坡成功举办了两次大型的年轻科学家和学生的国际大会，即第二届“全球青年科学家峰会”（GYSS 2014）和第六届国际青年科学家大会（ISYF）。前者邀请的是19岁至30岁的年轻人，他们是研究生或博士后年轻科学家；后者邀请的是14岁至18岁的学生。前者来自亚、欧、美的青年科学家多达350人；后者除本地的中学外，有10多所国外的中学派教师和学生代表出席。
　　这两个国际大会邀请了18名世界顶尖科学家前来发表演讲，他们涉足的科研领域包括生物、医学、物理、化学、数学、工程学以及电脑科学等，其中13人是诺贝尔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阿达·约纳特（Yonath）、哈特穆特·米歇尔（Hartmut Michel）、库尔特·维特里希（Kurt Wüthrich）、罗伯特·格拉布教授 （Robert H. Grubbs）、安东尼·莱格特（Anthony Leggett）安德烈·海姆（Andre Geim）、戴维·格娄斯（David Gross）、罗宾·沃伦（Robin Warren）、马丁·查尔菲（Martin Chalfie）、哈拉尔德·豪森（Harald zur Hausen）、杰尔姆·弗里德曼（Jerome Friedman）、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John Roberts），还有三位菲尔兹数学奖得主。
　　可以说这两次大会是亚洲最大规模的由诺贝尔奖获得者主讲、听众以学生或年轻人为主的科学大会。前者是由总理公署属下的国立研究基金会主办，后者是由华侨中学在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和教育部的支持下举办。我在这两个大会中都担任主席。这两个大会都很圆满，除了诺贝尔奖得主的专题演讲外，还有很多分组讨论和交流。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要着重讨论在亚洲如何发展科研和教育问题。
　　两次大会中，有一些亚洲的年轻人提出为什么亚洲国家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远远少于欧美国家，这是本文要探讨的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之一。
　　从历史角度来看，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科学的发展主要在欧洲。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一直是在文学、艺术和科学上占据领先的地位。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奖，之后四十多年几乎都是欧洲人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杰出的科学家移民去了北美，使美国渐渐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之一，目前顶尖科学家大都集中在欧洲和美国。
　　虽然日本、印度和中国也有一些诺贝尔奖得主，但人数并不多。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的经济起飞，科技也在神速发展，亚洲国家的科学如何迎头赶上是一件非常紧迫的大事。我想关键是教育，亚洲的教育进步很快，我们从2013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评可以看出，15岁在校学生能力评估成绩，亚洲国家名列前茅，这说明亚洲教育在不断进步。
　　从这个趋势看，亚洲的科技一定会迎头赶上，杨振宁教授曾提到，诺贝尔获奖者大致有两类：第一类是比较咄咄逼人，具有领袖作风的顶尖科学家，比如理查德·费曼（Feynman）、盖尔曼（Gell-Mann）或苏联科学家朗道（Lev D. Landau）等；另外一类是爱因斯坦、费米、杨振宁、南部阳一郎等，他们是具有儒家思想，没有强势态度，深具东方的人文精神。不少人认为要获得诺贝尔奖必须具有第一类型的作风，不应该太谦虚或中庸之道，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当然能获得诺贝尔奖是需要具有不同的条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过具备东方人文传统，的确是一个潜在的优势。
　　因为亚洲人取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不多，这让人误以为具有东方传统的研究风格并不太重要，显然，这有待商榷。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或印度学者都是土生土长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获奖人都是在本土接受教育的，只接受东方传统的教育熏陶。尤其是日本的科学家，不管是上一代的汤川（Yukawa），还是南部阳一郎、小林诚和益川敏英，他们都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有一部分是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的经验是在研究方面绝不一切听命西方，而是立足本国土壤。
　　近20年在亚洲的中小学，数学和科学的教育比欧洲、美国领先，这些因素都很好地说明东方的教育和思维方式是有它的优势，值得我们推崇。
　　2013年国际组织PISA对全球一些15岁的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三个项目的调查，他们发现中国上海是名列第一的，第二至第五是新加坡、香港、台北和韩国。这个调查引起欧美政府的关注，纷纷寻找对策，最近英国还特意邀请了中国大陆的数学教师前往英国指导他们的中学数学老师，亚洲中庸之道的教育制度是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
　　新加坡在教育方面，有令人钦佩的成果，无论是大学排名，还是中学的表现都可喜可贺，但有一点必须注意：我们的教育体系对东方的传统价值观重视程度不够深入、对亚洲历史的认识也不够深入。我们应该认真向中国、印度、日本学习，树立并加深东方传统思想。
　　总之，没有好好结合东方和西方的优良传统是没有办法培养顶尖人材，单靠外来人才或仅仅学习欧美是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