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日下午，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楼第二会议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种子法》）座谈会，讨论激烈。
　　争论主要集中在品种审定和知识产权保护两方面，前者分歧较大。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玉米系主任、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玉米分会副主任张世煌，在这次关乎品种审定命运的座谈会上发言。
　　他后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觉得我都蒙了，一些发言人说，全世界都在搞种子审定制，但其实欧洲国家实行的是登记制而非审定制。
　　而支持品种审定制度者，则强调其在种子流入市场前的“把关”和“指挥棒”功能，以及加入WTO之后作为“保护屏障”的重要性。
　　如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秘书长李立秋认为，之所以要在主要农作物品种上保留审定制度，“一是种业市场的诚信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很多种子企业不守规矩，不负责任;二是大部分种子企业没有自己完成品种试验的能力;三是用种农民对种子没有辨别力，受广告宣传影响大，一旦出事就找政府。”
　　“通过审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品种的安全性。”他对本刊记者说。
　　作为全球第一农业大国，自2011年以来国务院已连续三次发文扶持国内种业，明确种业是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
　　新《种子法》被期望正本清源，对抗“种业危机”。而品种审定存废之争，更将影响“中国良种”的未来。

　　种子为什么要审定
　　目前种子品种审定制度规定，一家企业研发的农作物品种，必须先获得参与品种审定的资格，进行数年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并通过审定委员会审定之后，才能获得市场化生产和推广的许可。而在新版《种子法》草案中，上述审定制度拟将继续施行。
　　中国的种子品种审定制度始于上世纪60年代，源自苏联。张世煌介绍说，这套体系被作为“科学研究的后续环节”，对一些有利品种和不利品种进行评价和评估，尝试区域试验等。截至目前，中国共审定农作物品种2.1万多个。
　　“最初种子审定由科研机构组织实施，时间是从1962年至1996年。”张世煌对本刊记者说，“在历史上，种子审定是好的，对这一点，业内普遍认同。”
　　1996年以后，品种审定从技术人员为主改成了以管理人员为主，形成了从县、乡到市、省的一整套审查体系。正是这之后，中国种子产业发展缓慢，种业研发投入热情没有提高。
　　现在中国种子市场规模约占全球的20%，但大部分企业每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到5%，远远低于国外10%的水平。
　　2011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把种业上升到战略地位，给足了商业化育种的政策条件。但时至今日，中国良种商品化率也还不到50%。
　　业内人士质疑，“唯产量选拔体系”是否已经出了问题，但种子行业“创新难”“研发投入低”已是共识，而且出现了“黑种子”市场乱象。
　　“15年前，技术人员都反对种子品种审定。但现在他们都不发声了。这说明是否终止审议制，已经不是观念分歧，而是涉及利益。”张世煌对本刊记者说。
　　谁占了指标
　　一家号称“种业航母”的上市企业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希望取消审定制，建立备案登记制度，如果要保留的话，希望流程越简化越好。”
　　这家企业通过审核的种子品种数量占全国企业的6%到7%，但每年能拿到的指标却非常有限。他举了个例子，如果每年研发了5个新品种，只能拿到2个指标，层层审核，最后往往只剩下1个能够通过，进入市场。
　　相关部门对外公布的数据是，该审核通过率约10%。但业界估计其中至少有50%被科研院所获得。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种子品种审定至少需要两三年。首先要有指标，不管企业育出了多少种子，指标总是有限的。然后还要跑数据，直到通过预试、初试再到最后的专家审定，排名好的才能层层晋级，最后还要经受专家一票否决制的考验。
　　这位业内人士认为，如果采取登记制度——企业育了5个种子，只需放到测试点去测试质量，然后到主管部门对新种子备案，5个种子就都能马上推广，有效率而且鼓励创新。
　　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有能力为我们的种子负责。一些专家说审定是为了把关，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的指标太简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产量指标，这样怎么把关？”
　　“能通过审核的，是能在全国各地不受地域限制都有很好产量、有很强抗病性的品种。如果我有一种产品在湖南产量很高，但在江西却不行，那么这个品种就没法通过审定。”这位企业负责人无奈地说。
　　湖南活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勇对本刊记者说：“品种审定是一种评比，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产品，放到一起去种，会有不同的表现。在全国各地不同的评比点不可能每个结果都一样。但是只有前几名才能通过审定，所以如果人为作一些更改是看不出来的，因此就产生了上下打点的费用。”
　　他说，如果某些评审专家在企业任职，就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
　　在“国务院8号文件”出台后，种子企业数量不增反减，从8700余家减少到目前的5000家。 　　不过，李立秋认为：“有人说审定制度阻碍了科技进步，我不认同这个说法。我调研的结果是，反对审定的人，主要是质疑品种审定中区试的公正性。我们的区试人员很多，确实有人不负责，甚至有腐败行为。”
　　在他看来，主张废除审定制度的人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小企业，自己没有研发能力，希望打乱仗;二是部分科研人员，十几年都没有品种通过审定。“大的科研单位希望审定标准越严越好。”
　　绕行办法
　　张世煌对本刊记者说，品种审定已经带来两个问题：投资者望而却步，种子行业创新受限。
　　比如，一些上市企业“不敢把股票上虚高的市值转变成有效资产，不敢扩大再生产。如果能拿出10%研发产品，会有怎样的成绩？我们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在行业里算多的，也才七八千万元。”前述企业负责人说。
　　近年来，通过审定的缺陷品种给农民带来重大损失的案例非常普遍，“审定证书”已经成为部分种子企业推卸责任的挡箭牌。
　　张世煌举例，玉米种子为了通过审定，只能选用高秆、晚熟、细枝繁茂的品种。但现在市场需要的、能够适应机械化生产的，恰恰是低秆、早熟的玉米品种。“农民不明白，他们大量投入化肥、农药和手工劳作，为什么依然换不回好的收益。”
　　农民们对产量没有太高要求，他们追求的是安全、稳定、可以卖到好价钱的产品。因为没有新种子符合市场需求，他们只能想些办法绕过审定。“黑种子”现象应运而生。
　　吴勇向本刊记者介绍了普遍存在的“绕行办法”。
　　第一招是“偷梁换柱”。一些农民和种子经销商，在检查时换个包装，把种子放到审定通过的种子包装袋里。因为拿去做DNA鉴定需要很长的周期，一般的执法部门也不具备DNA检验设备，因此成为农民和商贩的绕行方法。
　　第二招是倒逼。比如曾有一个品种，在没有通过审定之前，已经栽培了上千万亩。“最后官方没有办法了，农民倒逼审定部门通过审定。”吴勇说。
　　对于一些国家采用的注册登记制度，吴勇认为：“对于大企业来说是利好，但对于小企业来说是灭顶之灾。因为如果完全由市场决定，小企业推出的产品，消费者没有那么信任，企业规模不大，赔付能力有限。特别在经销商这个环节，小企业的产品肯定不会再经销。”
　　李立秋则表示：“世界上主要国家，美国是登记制，企业自己做试验;德国和法国与我们类似，审查严格。从长远看，我们要向登记制过渡，但要渐进。这次草案有个绿色通道的设计，就是出于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