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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都是税收史。
这是肉唐僧关于《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一书的书评标题。在这本书中，查尔斯· 亚当斯断言：王朝兴替政权更迭，原因只有一个：税收制度的好与坏。
在他的笔下，历史被新的角度剖析，熟悉的情节被解读出不一样的逻辑。种种史实指向：
税收是推动文明进步的燃料。我们是如何征税和用税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是繁荣还是贫穷，是自由还是奴役，以及最重要的，是正义还是邪恶。
财政收入增速目标高于经济增速
在“曹德旺跑了”的新闻事件中，其实曹德旺跑与不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造业的成本是否已经让企业不堪重负，税负是否高到不可承受的程度。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所规定的GDP增速大约为7.5%，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却定位8%。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规定的GDP增速大约为7%，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却是7.5%。在地方，2015年山东省生产总值比2014年增长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0%。而2016年的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是增长7.5%—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8.5%。
所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认为，近两年，政府所指定的财政收入增速目标均高于经济增速，因而政府的税收不是在减，而是实际上在增加。所以，韦森认为中国供给侧改革应该把给企业减税放在第一位，而且，减税应该是总量的，而不是“结构性”的，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所长刘德军认为，和从前财政收入增长是GDP增长的2倍相比，我们的减税是有相当成效的，当然，减税还有相当空间。我们的税重不重， GDP与财政收入的增速比较只是一方面。还要看一看我们制造业的利润率、抗风险能力、生存环境等等。假如企业的外部环境良好、自身抗压能力较高、利润率较高，稍高的税率也不会导致出走。问题在于，我们制造业的大环境和内在机能也不容乐观。
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已经接近40%，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把这么高的税率称作 “死亡税率”，并提出：我们不要把企业逼死了才要减税。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的总税率中，中国的总税率居于68%的高位。对于中国企业的税负，除了曹德旺提出的增值税之外，所得税、劳务税、流转税等等都存在一定的不合理。2016年劳务税的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而我们的劳务税是48.8%，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很多数据证明营改增之后，企业的负担轻了，但李炜光发现，其实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在美国，企业亏损是不用交税的，但在国内，企业亏损，税却照样得交。
一块冰传递多次后只剩下一只湿手
在西方的传统中，税收制度被看做是社会自由的晴雨表，任意的税收被看作是自由最危险的敌人。《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一书中，查尔斯 亚当斯探讨了税收是如何有利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他从古埃及说到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20世界末，一再指出：所有的税收制度都倾向于变坏，除非人民能够约束政府，因为政府通常倾向于不断调整开支来满足他天生具有的贪婪欲望。他以历史警醒今人，在面对税收时应当多一份审慎与敬畏。他的观点在社会各界与各国政府的博弈中一再被引用：一块冰传递多次后只剩下一只湿手。税收也是这样，它大部分被官僚机构本身消耗了。
在农民纳税时代，曾有地方基层官员在酒桌上笑言：别喝了，你再喝，你家老妈得多交2斤麦子。言論或有偏颇，但却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维度。在《穷爸爸 富爸爸》里，富爸爸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政府预算和开支总是趋于扩大。每到年底，各政府机关突击花钱的盛况很能证明这个观点。
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各级政府在最后一个月花掉了近1.2万亿元，超过全年财政支出金额的1/4。2008年12月，政府的财政支出金额为超过1.5万亿，2009年为两万亿。2010-2012年，12月份突击花掉的财政支出往往是其他月份的2-3倍。这3年中，11月和12月的财政支出达到全年的31.92%、28.83%、25.42%。2011年财政部门在余下的近两个月中确定超过3.5万亿财政资金的去向——这相当于瑞士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这些数据面前，归咎于“钱款集中拨付”显然无法说服公众，大家更愿意相信现行财政预算体系的“不花白不花，花的越多给的越多。”
所以，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质造的过程中，专家们不约而同地为企业背书，希望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减少财政赤字，减少不必要的投资，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支出，给企业更多的减税空间，把资源更多地留给供给侧——企业和实体部门。如此，才能有效遏制企业主“脱实向虚”“弃厂上楼”。
“文明在重税的压力之下会逐渐自我毁灭”
最近，“2017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或调整，月入万元下个税税率有望调低”的新闻引起广泛注意。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卞江教授在采访中提到，我们的纳税主体已覆盖到中等收入，甚至蔓延到低收入人群。在企业家当众因税负而失控流泪的新闻之下，还有更多的工薪阶层为庞大的财政支出而勉力支撑。
所以，李炜光教授的“轻税”理念格外深入人心。他认为，减税只是一个政策，而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长效的“轻税机制”。特别是经济衰退的时候，尤其需要减税甚至退税。这一点，对企业，对个人，都非常重要。查尔斯·亚当斯认为，文明在重税的压力之下会逐渐自我毁灭，而适度是一切优良税收制度的公分母。政府不仅要关注人民能负担多少税收，而且要关注人民愿意负担多少，以及他们愿意接受的纳税方式。
今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降低宏观税率”。这表明，降低税负在政策层面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在执行层面，地王频出证明地方政府的预算胃口尚未闻风而动。
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者可以向清朝刑部尚书李化熙学习。痛感于周村大街市集苛捐杂税，他把顺治帝的口谕“一日免税”树成“今日无税”石碑，成就周村“旱码头”的地位。之后，李氏家族更是代完市税长达7代200余年。
这样的公务员，当然不会炮制出“5 30”事件，不会半夜三更调高印花税，能够切实做到《预算法》中“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
贡、赋、租、税、捐……中国税收史几千年，从“初税亩”到“一条鞭法”，每次调整，都伴随着血泪和肮脏。但对“什一而税”、“十五税一”、“三十税一”的不同选择，是“与民休息、轻徭薄役”还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体现了执政者的格局、吏治的清浊。
在封建社会，衙役们来收租，要把好好的一斗粮踹上一脚，散落在地的是“火耗归公”。这一踹虽然没了，但基因还在。
这是肉唐僧关于《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一书的书评标题。在这本书中，查尔斯· 亚当斯断言：王朝兴替政权更迭，原因只有一个：税收制度的好与坏。
在他的笔下，历史被新的角度剖析，熟悉的情节被解读出不一样的逻辑。种种史实指向：
税收是推动文明进步的燃料。我们是如何征税和用税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是繁荣还是贫穷，是自由还是奴役，以及最重要的，是正义还是邪恶。
财政收入增速目标高于经济增速
在“曹德旺跑了”的新闻事件中，其实曹德旺跑与不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造业的成本是否已经让企业不堪重负，税负是否高到不可承受的程度。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所规定的GDP增速大约为7.5%，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却定位8%。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规定的GDP增速大约为7%，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却是7.5%。在地方，2015年山东省生产总值比2014年增长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0%。而2016年的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是增长7.5%—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8.5%。
所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认为，近两年，政府所指定的财政收入增速目标均高于经济增速，因而政府的税收不是在减，而是实际上在增加。所以，韦森认为中国供给侧改革应该把给企业减税放在第一位，而且，减税应该是总量的，而不是“结构性”的，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所长刘德军认为，和从前财政收入增长是GDP增长的2倍相比，我们的减税是有相当成效的，当然，减税还有相当空间。我们的税重不重， GDP与财政收入的增速比较只是一方面。还要看一看我们制造业的利润率、抗风险能力、生存环境等等。假如企业的外部环境良好、自身抗压能力较高、利润率较高，稍高的税率也不会导致出走。问题在于，我们制造业的大环境和内在机能也不容乐观。
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已经接近40%，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把这么高的税率称作 “死亡税率”，并提出：我们不要把企业逼死了才要减税。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的总税率中，中国的总税率居于68%的高位。对于中国企业的税负，除了曹德旺提出的增值税之外，所得税、劳务税、流转税等等都存在一定的不合理。2016年劳务税的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而我们的劳务税是48.8%，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很多数据证明营改增之后，企业的负担轻了，但李炜光发现，其实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在美国，企业亏损是不用交税的，但在国内，企业亏损，税却照样得交。
一块冰传递多次后只剩下一只湿手
在西方的传统中，税收制度被看做是社会自由的晴雨表，任意的税收被看作是自由最危险的敌人。《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一书中，查尔斯 亚当斯探讨了税收是如何有利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他从古埃及说到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20世界末，一再指出：所有的税收制度都倾向于变坏，除非人民能够约束政府，因为政府通常倾向于不断调整开支来满足他天生具有的贪婪欲望。他以历史警醒今人，在面对税收时应当多一份审慎与敬畏。他的观点在社会各界与各国政府的博弈中一再被引用：一块冰传递多次后只剩下一只湿手。税收也是这样，它大部分被官僚机构本身消耗了。
在农民纳税时代，曾有地方基层官员在酒桌上笑言：别喝了，你再喝，你家老妈得多交2斤麦子。言論或有偏颇，但却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维度。在《穷爸爸 富爸爸》里，富爸爸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政府预算和开支总是趋于扩大。每到年底，各政府机关突击花钱的盛况很能证明这个观点。
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各级政府在最后一个月花掉了近1.2万亿元，超过全年财政支出金额的1/4。2008年12月，政府的财政支出金额为超过1.5万亿，2009年为两万亿。2010-2012年，12月份突击花掉的财政支出往往是其他月份的2-3倍。这3年中，11月和12月的财政支出达到全年的31.92%、28.83%、25.42%。2011年财政部门在余下的近两个月中确定超过3.5万亿财政资金的去向——这相当于瑞士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这些数据面前，归咎于“钱款集中拨付”显然无法说服公众，大家更愿意相信现行财政预算体系的“不花白不花，花的越多给的越多。”
所以，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质造的过程中，专家们不约而同地为企业背书，希望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减少财政赤字，减少不必要的投资，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支出，给企业更多的减税空间，把资源更多地留给供给侧——企业和实体部门。如此，才能有效遏制企业主“脱实向虚”“弃厂上楼”。
“文明在重税的压力之下会逐渐自我毁灭”
最近，“2017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或调整，月入万元下个税税率有望调低”的新闻引起广泛注意。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卞江教授在采访中提到，我们的纳税主体已覆盖到中等收入，甚至蔓延到低收入人群。在企业家当众因税负而失控流泪的新闻之下，还有更多的工薪阶层为庞大的财政支出而勉力支撑。
所以，李炜光教授的“轻税”理念格外深入人心。他认为，减税只是一个政策，而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长效的“轻税机制”。特别是经济衰退的时候，尤其需要减税甚至退税。这一点，对企业，对个人，都非常重要。查尔斯·亚当斯认为，文明在重税的压力之下会逐渐自我毁灭，而适度是一切优良税收制度的公分母。政府不仅要关注人民能负担多少税收，而且要关注人民愿意负担多少，以及他们愿意接受的纳税方式。
今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降低宏观税率”。这表明，降低税负在政策层面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在执行层面，地王频出证明地方政府的预算胃口尚未闻风而动。
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者可以向清朝刑部尚书李化熙学习。痛感于周村大街市集苛捐杂税，他把顺治帝的口谕“一日免税”树成“今日无税”石碑，成就周村“旱码头”的地位。之后，李氏家族更是代完市税长达7代200余年。
这样的公务员，当然不会炮制出“5 30”事件，不会半夜三更调高印花税，能够切实做到《预算法》中“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
贡、赋、租、税、捐……中国税收史几千年，从“初税亩”到“一条鞭法”，每次调整，都伴随着血泪和肮脏。但对“什一而税”、“十五税一”、“三十税一”的不同选择，是“与民休息、轻徭薄役”还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体现了执政者的格局、吏治的清浊。
在封建社会，衙役们来收租，要把好好的一斗粮踹上一脚，散落在地的是“火耗归公”。这一踹虽然没了，但基因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