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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钱学森问题”的本质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高等教育“行政化“、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宽松化”以及高等教育“功利化”、缺乏理想主义是导致钱学森问题的原因。因此，教育体制“去行政化”，严格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强化培养教育理想主义，淡化功利化思想就成为解答“钱学森问题”的必选答案。
关键词：钱学森问题；高等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209-02
中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问题，实质上是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直接导致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方向迷失。如何解决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既是求解“钱学森问题”的根本，也是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路径选择。
一、“钱学森问题”：中国高等教育之痛与高层次人才培养之惑
2005年3月29日，钱学森在生前最后一次与涂元季等的谈话时讲道：“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1]钱学森同志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方法缺少创新，办学模式缺乏创新，因此培养不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而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与症结。同时这也是钱老晚年最为关注并反复提及的问题之一，也因此被称为教育界中的“钱学森问题”。
创新人才的培养是表征，而中国高等教育本身才是“钱学森问题”的本质所在。没有良好的高等教育，追求创新人才只能是本末倒置，期盼良好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
二、“钱学森问题”之因：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障碍
（一）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及其教育管理制度的“贫困化”扼杀高层次人才
1.行政化的高校教育管理方式制约优秀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高校教育管理的行政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与我国《高等教育法》“大学是独立法人，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的规定相悖。政府行政干预不仅限于高校硬件建设领域，而且延伸至内部管理，而高校也由实际的独立法人蜕变为政府下属机关单位，行政权力大行其道，学术权力的位置被撼动，民主管理与学术研究日益弱化。过于行政化的现状导致高等教育官本位价值取向严重，高校办学自主权减小，高校学术氛围恶化，严重制约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政治权力对于高校的影响和统领通过不断强化高校的行政化来实现，必将有损于高等教育的持续良性发展，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国家和所有公民的利益。”[2]
教育本身需要行政加以管理，我们讲的“行政化”实质是“官僚化”，这种实质意义上是“官僚化”的“行政化”对我们的高等教育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构成了严重的妨碍，严重制约了我国大陆地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第一，行政机构过度干预高等教育机构的正常教学管理工作。《高等教育法》对高校管理有严格规定，“但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很多省区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改革中并未执行《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规定，未将机构设置以及人员聘任、评定权力下放，而选择集中管理。第二，高等教育机构正在异化为以官僚机构模式运转的另类机构，“各类学术机构却没有常设机构或者日常管理机构，似乎只能象征性地‘挂靠’在行政机构之下，这种现象更加剧了学术权力的行政化倾向” [3] 。
2.高校教育管理制度的“宽松化”妨害高层次人才培养教育质量
所谓高校教育管理制度的“宽松化”，主要是指现在我国大陆高等教育毕业条件相对宽松，学生毕业几乎毫不费力，形成学生高考入学艰难毕业易，毕业无压力的局面。如此，学生在校园里对于知识的追求并不像入学前那样对知识的渴求程度，而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教室上课也没有极大的动力和热情。
自1992年以来，为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我国逐年加大扩招力度。然而，扩大招生的高等教育机构并没有为扩大招生提供足够的硬件和软件支持，教育管理制度一再放松，“教育产品合格线”一再降低。高学历的人增加了，但高层次人才却并没有增多，相反因为总体教育质量的下降而减少。
（二）教育功利化严重，丧失教育理想主义
教育的目的包括工具性或者说功利性的一面，但更多是教育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教化、知识传播等非功利化的作用或者具有理想主义情愫。教育的目的既有功利性的一面又有非功利性的一面，是两者的和谐统一。功利性是实现教育非功利性的工具和手段，非功利性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教育的非功利性决定了其功利性的表现形式必须是善的、符合人性的。教育的功利性教会人们如何生存的问题，而功利性又回答了人们为何而生的问题，懂得了人们生存的意义及价值。教育既推动、服务着社会的发展，同时又独立于社会的发展，形成自身的理想体系。“康德指出：非功利性是一切终极价值的条件，大学和学者不能以功利性的态度来从事学术研究。在他看来，大学的‘非功利性’，指‘求真’是大学的核心，大学要‘为真理而真理’，反对‘为功用而学术’的功利主义，更要反对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4]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日趋膨胀的功利性追求已经让教育忘掉了自我。池田大作在与汤因比的对话录中指出：“就教育来说，确实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实利效果，但这终归是作为结果而自然形成的。若把实利作为动机和目的，这不是教育应有的状况。在现代技术文明的社会中，不能不令人感到教育已成了实利的下贱侍女，成了追逐欲望的工具。”[5]在這种功利化的影响下，追求知识和真理。
三、解答“钱学森问题”：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索
（一）教育体制“去行政化”，革新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1.教育体制“去行政化”，营造学术自由氛围
高等教育体制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而是去除官僚思想在高等教育学术范围的干预。当然，“高校‘去行政化’也并不是要消除高校政治权力的客观存在，而是要重新思考高校政治权力应该以什么方式存在并影响高校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方向。”[2] 第一，政府理清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关系，淡化行政权力对高校的规约。
政府首先要严格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依据政校分离、官办独立的原则，打破原有的高校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建立全新的监管格局，政府充分行使监督职能，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利的同时接受政府监督。政府转变原有管理下属行政机构的管理方式，而将高校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管理。首先，政府依据相关法规及规章明确高校管理中需要政府参与的领域，并采用政策、财政等多种手段形成高校监管的具体措施，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以有效管理为最终目标，但需要充分保证高校独立性。其次，制定统一、合理的资源分配原则与方式，按学校的规模以及实际需求状况制定拨款预算，保证财政支持的公平性，为高校独立办学创造条件。
第二，实现学术民主管理，营造学术自由的氛围。
创造自由的学术氛围，需要民主的学术管理方式。学术民主管理是指由学者组成的学术机构对各项学术事务进行决策、管理，而行政管理主要由行政管理人员参与，两者最大的区别在学术民主管理中充分贯彻民主精神，而行政管理仅仅是行政命令的产生与传递。实现学术民主管理需要高校完善管理机制及监管机制，一方面完善校长负责制，另一方面学术人士参与学校监管组织，并赋予监管组织相应的权利。
2.严格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提高教学质量
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必须制定严格的教育管理制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必须有良好的教学环境和良好的学习环境。高等教育机构如果只注重教育数量的培养，只能使教育质量下降。因为，高等教育的能力在相应的时间里如果跟不上扩张的数量带来的压力，那么高等教育就不可能有质量上的提升。而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过于注重“严进宽出”的制度“思想依赖”，认为只要学生能考进来就基本让毕业，也对高等教育的质量造成威胁。
（二）培养教育理想主义，淡化功利化思想
高等教育需要理想主义，如果教育功利化严重而丢失了教育的理想主义，教育就失去其最终的意义。长此以往也会损害教育的最终发展。
培养教育理想主义，必须尊重学术，梁启超先生曾经说“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学术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使其脱离社会束缚，对社会发展发挥引导作用，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均出于人类的好奇心以及兴趣，并非利益驱动。知识展现给人们的是诸多客观事物本质的规律，探索、发现它们的根本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它会给人类社会发展创造的使用价值，而是人们对知识的渴望，知识的本质也在于此。大学作为知识创新以及传播的基地，创新与传承知识是其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因此高校应培养教育的理想主义精神，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高教育水平，要防止急功近利倾向扼杀大学在知识创新、提高知识理性化能力方面的潜能。针对当前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工业化”，应该适度减轻教育学者的科研论文数量，相应看重科研论文的质量，建立更加科学的科研评价体系。
四、结论
钱学森问题直指中国高等教育之痛，教育“行政化”是制约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魔咒，去除教育體制“行政化”实质是克服教育体制“官僚化”。而中国教育制度“宽松化”管理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再者，我国高等教育“功利化”思想大大超过了对学生理想主义的培养。这“三化”制约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就影响了中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解答“钱学森问题”，必须解决“三化”问题，如此，中国高等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参考文献：
[1]涂元季，等. 钱学森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N].咸阳日报，2005-12-23（8）.
[2]赵峰.论大学的支配力量、职能与“去行政化”改革[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213.
[3]方耀楣，张瑞平.去行政化：回归大学教育本位[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6）：3.
[4]朱庆葆.大学需要理想主义[N] .文汇报，2009-12-14（5）.
[5]池田大作.21世纪与教育[J].东方文化，2001，（3）.
关键词：钱学森问题；高等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209-02
中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问题，实质上是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直接导致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方向迷失。如何解决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既是求解“钱学森问题”的根本，也是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路径选择。
一、“钱学森问题”：中国高等教育之痛与高层次人才培养之惑
2005年3月29日，钱学森在生前最后一次与涂元季等的谈话时讲道：“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1]钱学森同志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方法缺少创新，办学模式缺乏创新，因此培养不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而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与症结。同时这也是钱老晚年最为关注并反复提及的问题之一，也因此被称为教育界中的“钱学森问题”。
创新人才的培养是表征，而中国高等教育本身才是“钱学森问题”的本质所在。没有良好的高等教育，追求创新人才只能是本末倒置，期盼良好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
二、“钱学森问题”之因：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障碍
（一）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及其教育管理制度的“贫困化”扼杀高层次人才
1.行政化的高校教育管理方式制约优秀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高校教育管理的行政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与我国《高等教育法》“大学是独立法人，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的规定相悖。政府行政干预不仅限于高校硬件建设领域，而且延伸至内部管理，而高校也由实际的独立法人蜕变为政府下属机关单位，行政权力大行其道，学术权力的位置被撼动，民主管理与学术研究日益弱化。过于行政化的现状导致高等教育官本位价值取向严重，高校办学自主权减小，高校学术氛围恶化，严重制约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政治权力对于高校的影响和统领通过不断强化高校的行政化来实现，必将有损于高等教育的持续良性发展，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国家和所有公民的利益。”[2]
教育本身需要行政加以管理，我们讲的“行政化”实质是“官僚化”，这种实质意义上是“官僚化”的“行政化”对我们的高等教育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构成了严重的妨碍，严重制约了我国大陆地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第一，行政机构过度干预高等教育机构的正常教学管理工作。《高等教育法》对高校管理有严格规定，“但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很多省区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改革中并未执行《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规定，未将机构设置以及人员聘任、评定权力下放，而选择集中管理。第二，高等教育机构正在异化为以官僚机构模式运转的另类机构，“各类学术机构却没有常设机构或者日常管理机构，似乎只能象征性地‘挂靠’在行政机构之下，这种现象更加剧了学术权力的行政化倾向” [3] 。
2.高校教育管理制度的“宽松化”妨害高层次人才培养教育质量
所谓高校教育管理制度的“宽松化”，主要是指现在我国大陆高等教育毕业条件相对宽松，学生毕业几乎毫不费力，形成学生高考入学艰难毕业易，毕业无压力的局面。如此，学生在校园里对于知识的追求并不像入学前那样对知识的渴求程度，而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教室上课也没有极大的动力和热情。
自1992年以来，为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我国逐年加大扩招力度。然而，扩大招生的高等教育机构并没有为扩大招生提供足够的硬件和软件支持，教育管理制度一再放松，“教育产品合格线”一再降低。高学历的人增加了，但高层次人才却并没有增多，相反因为总体教育质量的下降而减少。
（二）教育功利化严重，丧失教育理想主义
教育的目的包括工具性或者说功利性的一面，但更多是教育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教化、知识传播等非功利化的作用或者具有理想主义情愫。教育的目的既有功利性的一面又有非功利性的一面，是两者的和谐统一。功利性是实现教育非功利性的工具和手段，非功利性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教育的非功利性决定了其功利性的表现形式必须是善的、符合人性的。教育的功利性教会人们如何生存的问题，而功利性又回答了人们为何而生的问题，懂得了人们生存的意义及价值。教育既推动、服务着社会的发展，同时又独立于社会的发展，形成自身的理想体系。“康德指出：非功利性是一切终极价值的条件，大学和学者不能以功利性的态度来从事学术研究。在他看来，大学的‘非功利性’，指‘求真’是大学的核心，大学要‘为真理而真理’，反对‘为功用而学术’的功利主义，更要反对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4]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日趋膨胀的功利性追求已经让教育忘掉了自我。池田大作在与汤因比的对话录中指出：“就教育来说，确实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实利效果，但这终归是作为结果而自然形成的。若把实利作为动机和目的，这不是教育应有的状况。在现代技术文明的社会中，不能不令人感到教育已成了实利的下贱侍女，成了追逐欲望的工具。”[5]在這种功利化的影响下，追求知识和真理。
三、解答“钱学森问题”：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索
（一）教育体制“去行政化”，革新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1.教育体制“去行政化”，营造学术自由氛围
高等教育体制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而是去除官僚思想在高等教育学术范围的干预。当然，“高校‘去行政化’也并不是要消除高校政治权力的客观存在，而是要重新思考高校政治权力应该以什么方式存在并影响高校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方向。”[2] 第一，政府理清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关系，淡化行政权力对高校的规约。
政府首先要严格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依据政校分离、官办独立的原则，打破原有的高校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建立全新的监管格局，政府充分行使监督职能，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利的同时接受政府监督。政府转变原有管理下属行政机构的管理方式，而将高校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管理。首先，政府依据相关法规及规章明确高校管理中需要政府参与的领域，并采用政策、财政等多种手段形成高校监管的具体措施，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以有效管理为最终目标，但需要充分保证高校独立性。其次，制定统一、合理的资源分配原则与方式，按学校的规模以及实际需求状况制定拨款预算，保证财政支持的公平性，为高校独立办学创造条件。
第二，实现学术民主管理，营造学术自由的氛围。
创造自由的学术氛围，需要民主的学术管理方式。学术民主管理是指由学者组成的学术机构对各项学术事务进行决策、管理，而行政管理主要由行政管理人员参与，两者最大的区别在学术民主管理中充分贯彻民主精神，而行政管理仅仅是行政命令的产生与传递。实现学术民主管理需要高校完善管理机制及监管机制，一方面完善校长负责制，另一方面学术人士参与学校监管组织，并赋予监管组织相应的权利。
2.严格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提高教学质量
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必须制定严格的教育管理制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必须有良好的教学环境和良好的学习环境。高等教育机构如果只注重教育数量的培养，只能使教育质量下降。因为，高等教育的能力在相应的时间里如果跟不上扩张的数量带来的压力，那么高等教育就不可能有质量上的提升。而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过于注重“严进宽出”的制度“思想依赖”，认为只要学生能考进来就基本让毕业，也对高等教育的质量造成威胁。
（二）培养教育理想主义，淡化功利化思想
高等教育需要理想主义，如果教育功利化严重而丢失了教育的理想主义，教育就失去其最终的意义。长此以往也会损害教育的最终发展。
培养教育理想主义，必须尊重学术，梁启超先生曾经说“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学术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使其脱离社会束缚，对社会发展发挥引导作用，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均出于人类的好奇心以及兴趣，并非利益驱动。知识展现给人们的是诸多客观事物本质的规律，探索、发现它们的根本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它会给人类社会发展创造的使用价值，而是人们对知识的渴望，知识的本质也在于此。大学作为知识创新以及传播的基地，创新与传承知识是其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因此高校应培养教育的理想主义精神，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高教育水平，要防止急功近利倾向扼杀大学在知识创新、提高知识理性化能力方面的潜能。针对当前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工业化”，应该适度减轻教育学者的科研论文数量，相应看重科研论文的质量，建立更加科学的科研评价体系。
四、结论
钱学森问题直指中国高等教育之痛，教育“行政化”是制约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魔咒，去除教育體制“行政化”实质是克服教育体制“官僚化”。而中国教育制度“宽松化”管理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再者，我国高等教育“功利化”思想大大超过了对学生理想主义的培养。这“三化”制约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就影响了中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解答“钱学森问题”，必须解决“三化”问题，如此，中国高等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参考文献：
[1]涂元季，等. 钱学森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N].咸阳日报，2005-12-23（8）.
[2]赵峰.论大学的支配力量、职能与“去行政化”改革[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213.
[3]方耀楣，张瑞平.去行政化：回归大学教育本位[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6）：3.
[4]朱庆葆.大学需要理想主义[N] .文汇报，2009-12-14（5）.
[5]池田大作.21世纪与教育[J].东方文化，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