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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差距，找出追赶的方向和勇气
本刊从第８期开设“精心打好‘直辖牌’”栏目，并刊登《重庆直辖：英明的国家战略决策》和《把重庆打造成“西部最大的特区”》两篇文章，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本期，我们特别约请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同志撰写了这篇《正视重庆与京津沪的差距》。文章用翔实的数据，客观地分析了重庆与北京、天津、上海３个直辖市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读后令人深思。坦白地说，重庆与其他直辖市的差距远不止这些，比如，在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方面，在城市的知名度方面，在市民的文明程度方面，等等。要打好“直辖牌”，我们就必须找出并正视这些差距。
知耻而后勇，知弱而后强。找差距决不能找得妄自菲薄，而是为了奋起直追，只有找准差距，才能找出追赶的方向和勇气。为了打好“直辖牌”，希望广大读者积极参与讨论，从不同的角度寻找我们与其他直辖市的差距，并针对这些差距出谋划策。
本刊编辑部
直辖９年来，重庆经济社会取得的长足发展举世瞩目，但我们不能为阶段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我们在进步，其他直辖市也并没有止步不前。鉴于各方面的原因，重庆与其他直辖市的差距是天然存在的，也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赶上的。但是，面对差距，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只有正视差距，在新世纪特殊的经济时空中准确定位自己，精心打好“直辖牌”，才能迎头赶上。
重庆与北京、天津、上海的比较分析
数字也许是枯燥的，但数字最能说明重庆与其他直辖市的差距。
整体经济实力方面。整体经济实力是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经济“吨位”，意味着其在国家宏观经济中的分量和贡献。直辖以来，重庆经济较快发展，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２００５年经济总量比直辖初期翻了一番。但与其他３个直辖市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且有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从经济规模看，１９９７年重庆直辖时ＧＤＰ总量为４个直辖市总和的１７％，２００５年则已降到１４％。
从反映地区综合实力和富裕程度的人均ＧＤＰ来看，直辖后的２００４年重庆跨越１０００美元小康关口，２００５年达到１３４２美元，但总体水平仍较低，仅为北 京、上海、天津的２４％、２１％和３１％。
此外，重庆地方财力、投资强度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等提升的程度与其他３个直辖市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
对于造成重庆与其他３个直辖市差距的成因，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才能真正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从而找到迎头赶上的道路，制定行之有效的追赶对策。
一是区位条件存在明显差异。区位先决条件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各地区与主要出海口和经济核心区的相对位置关系显得越发重要。４个直辖市中，京、津、沪地处东部沿海，紧靠海岸线，离最近的出海港口距离分别为１７７公里、４０公里、１公里，而重庆地处西部内陆，远离海岸线，离最近的出海港口距离为１４８６公里，区位劣势决定了重庆承接世界产业转移、接受海外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辐射的方便程度大大低于京、津、沪，制约了重庆经济发展。
二是历史原因导致重庆快速发展的基础薄弱。首先，行政区划调整形成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严重。改革开放以后重庆经历了两次大的区划调整，一次是１９８０年代成为计划单列市，区划扩大到９区１２县；另一次是１９９７年直辖，原属四川省管辖的万、涪、黔三个市（地）整体纳入重庆。这两次区划调整，使重庆市域面积大幅增加，形成目前有别于京、津、沪的特殊省级构架的直辖市。直辖后，相对集聚的主城发达经济区与相对分散的三峡库区、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等大面积贫困落后地区，共同构成重庆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区域发展协调难度大。尤其是三峡库区生态建设与产业空虚问题成为需重点破解的难题，严重制约着重庆经济的发展。其次，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东部地区地势平坦，容易实现集中开发建设，西部地区多山地、丘陵，连片开发难度大且成本高，城市整体规划建设落后，同时，过去在城市开发建设的过程中不够重视相关的配套建设，造成重庆基础设施建设的欠账较多，交通设施、通信设施、能源供应、供水保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发达程度明显低于京、津、沪。再次，重庆直辖市设立时间短，使其在制度创新、区域发展话语权以及经济基础等软硬件发展条件的建立和完善上明显滞后。京、津、沪在建国初期即成为中央直辖市，国家在各种政策方面支持较多，而重庆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被列为计划单列市、沿江开放城市，直到１９９７年直辖才加快发展，发展的基础条件较其他直辖市薄弱。
三是东、中、西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导向对重庆发展形成制约。改革开放以后，得益于国家东、中、西部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处于东部沿海、国家政策重点支持地区的京、津、沪实行内外结合型的发展战略，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而地处西部内陆的重庆缺乏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条件，基本以内向型的单一发展战略为主。这一政策导向的差异，加快了京、津、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速度，使京、津、沪在较短时期内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实现了工业化由初期向中后期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连片城市群的形成，反过来推动了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京、津、沪经济的迅猛发展。相比之下，重庆与京、津、沪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四是不同发展阶段产生投入产出效益差别，使重庆对各类要素的吸引和积累能力偏弱。一方面，与京、沪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天津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相比，当前重庆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由于产业结构中农业比重较大，工业重型结构偏重，以及技术实力弱、经营管理水平低等因素影响，重庆经济呈现出明显的速度效益型增长特征，即大量的资本投入引起经济快速增长，但增长质量不高。同时，重庆仍属于基础设施加快完善的时期，投入产业发展的资金相对较少，经济整体的投入产出效益明显低于京、津、沪，进而对资金的吸引和积累能力偏弱。２００５年，重庆全社会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９３８．８亿元，仅实现ＧＤＰ产出３０６９．１亿元，投入产出比为１．５８，远低于北京（２．４１）、上海（２．４４）与天津（２．６４）。另一方面，人力资源开发与引进使用机制落后，尤其是体现人才价值的激励、报酬体系差别较大，如２００５年，重庆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为１６６３０元，远低于北京（３４１９１元）、上海（３１９４０元）、天津（２５２７１元），使重庆在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方面落后于京、津、沪，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较小。
五是思想观念差异形成制约。由于重庆地处西部内陆，长期以来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观念相对保守落后，在一些重大发展时期，受传统观念束缚，失去了很多发展机遇。相反，京、津、沪与海外在信息流、人流、物流上交往较多，思想观念较开放，抓住了许多重大的发展机遇，不但将不利的资源劣势转化成有利的资源优势，也较好地适应了国际国内环境变化。
重庆如何尽快缩小与其他直辖市的差距
换一种眼光看重庆和其他直辖市的差距，我们就会发现，差距既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追赶的战略空间，也为我们提供了追赶的“路径依赖”，借鉴兄弟直辖市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避免少走弯路。
“十一五”是重庆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应深刻理解中央在中西部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战略意图，认清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所肩负的带动长江上游地区发展的历史重任，抓住机遇做好“西部开发、直辖效应、库区发展”三篇大文章。
一要明确重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区域合作和竞争中寻求机遇，加快发展步伐。
首先要立足长江上游经济区，以实力求合作，努力谋求成为区域经济核心区的共识，担负起整合本区域内部各省市力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任务；同时要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流域），密切与“长三角”的合作，积极主动地融入长江流域经济带，推动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开发和建设；还要充分利用地处长江上游、中西部结合地带的独特区位，加强与“珠三角”核心区的合作，谋求在未来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沪—港—渝大三角板块”中成为关键一极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要实施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缓解本市区域内几大经济板块发展不平衡局面，形成分工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针对特殊市情，选择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向重点开发区和重点产业倾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下决心推动“重庆大都市区”建设，使之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重点承接地。同时应当注意保持倾斜政策合适的“度”，使全市各区域和各产业之间保持协调发展，形成合理的发展格局。
二要争取中央在重庆设立国家级综合改革试验区，为重庆带动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
重庆要努力争取中央在重庆设立西部开发的综合改革试验区，赋予重庆市在试验区进行制度创新的试点权。根据重庆的现实情况和作为西部惟一直辖市，重庆理应领军西部大开发的发展需要，实施特殊的开发政策，如制定倾斜性的差别税收政策、特殊的金融政策；设立专门的政策性银行；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等。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重庆才能大胆推进改革创新，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整合各种资源，进而带动西部地区共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培育、壮大微观经济主体，为早日实现经济起飞夯实发展基础。
当前，投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态势已经显现，我市应以积极的姿态做好承接工作，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来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内外资参与重庆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培育并逐渐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与之配套的产业集群；通过引进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加快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市场经济主体（企业）的发展，形成经济发展的“自生能力”，进而提升我市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当前我市应当突出发展重点，大力扶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扶持能在较短时期内做到自立发展的产业，加强企业的造血机能和自我发展能力，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投资重庆，参与重庆的建设，争取以一大批产业基础好、竞争能力强的微观经济主体来支撑全市宏观经济的全面发展。
四是加快发展劳务经济，通过有效转移富余劳动力来减轻社会压力，增强发展的动力。向东部地区输送富余劳动力，是缩小重庆与其他直辖市差距的有效途径。
（作者系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本刊从第８期开设“精心打好‘直辖牌’”栏目，并刊登《重庆直辖：英明的国家战略决策》和《把重庆打造成“西部最大的特区”》两篇文章，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本期，我们特别约请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同志撰写了这篇《正视重庆与京津沪的差距》。文章用翔实的数据，客观地分析了重庆与北京、天津、上海３个直辖市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读后令人深思。坦白地说，重庆与其他直辖市的差距远不止这些，比如，在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方面，在城市的知名度方面，在市民的文明程度方面，等等。要打好“直辖牌”，我们就必须找出并正视这些差距。
知耻而后勇，知弱而后强。找差距决不能找得妄自菲薄，而是为了奋起直追，只有找准差距，才能找出追赶的方向和勇气。为了打好“直辖牌”，希望广大读者积极参与讨论，从不同的角度寻找我们与其他直辖市的差距，并针对这些差距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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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９年来，重庆经济社会取得的长足发展举世瞩目，但我们不能为阶段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我们在进步，其他直辖市也并没有止步不前。鉴于各方面的原因，重庆与其他直辖市的差距是天然存在的，也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赶上的。但是，面对差距，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只有正视差距，在新世纪特殊的经济时空中准确定位自己，精心打好“直辖牌”，才能迎头赶上。
重庆与北京、天津、上海的比较分析
数字也许是枯燥的，但数字最能说明重庆与其他直辖市的差距。
整体经济实力方面。整体经济实力是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经济“吨位”，意味着其在国家宏观经济中的分量和贡献。直辖以来，重庆经济较快发展，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２００５年经济总量比直辖初期翻了一番。但与其他３个直辖市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且有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从经济规模看，１９９７年重庆直辖时ＧＤＰ总量为４个直辖市总和的１７％，２００５年则已降到１４％。
从反映地区综合实力和富裕程度的人均ＧＤＰ来看，直辖后的２００４年重庆跨越１０００美元小康关口，２００５年达到１３４２美元，但总体水平仍较低，仅为北 京、上海、天津的２４％、２１％和３１％。
此外，重庆地方财力、投资强度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等提升的程度与其他３个直辖市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
对于造成重庆与其他３个直辖市差距的成因，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才能真正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从而找到迎头赶上的道路，制定行之有效的追赶对策。
一是区位条件存在明显差异。区位先决条件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各地区与主要出海口和经济核心区的相对位置关系显得越发重要。４个直辖市中，京、津、沪地处东部沿海，紧靠海岸线，离最近的出海港口距离分别为１７７公里、４０公里、１公里，而重庆地处西部内陆，远离海岸线，离最近的出海港口距离为１４８６公里，区位劣势决定了重庆承接世界产业转移、接受海外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辐射的方便程度大大低于京、津、沪，制约了重庆经济发展。
二是历史原因导致重庆快速发展的基础薄弱。首先，行政区划调整形成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严重。改革开放以后重庆经历了两次大的区划调整，一次是１９８０年代成为计划单列市，区划扩大到９区１２县；另一次是１９９７年直辖，原属四川省管辖的万、涪、黔三个市（地）整体纳入重庆。这两次区划调整，使重庆市域面积大幅增加，形成目前有别于京、津、沪的特殊省级构架的直辖市。直辖后，相对集聚的主城发达经济区与相对分散的三峡库区、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等大面积贫困落后地区，共同构成重庆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区域发展协调难度大。尤其是三峡库区生态建设与产业空虚问题成为需重点破解的难题，严重制约着重庆经济的发展。其次，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东部地区地势平坦，容易实现集中开发建设，西部地区多山地、丘陵，连片开发难度大且成本高，城市整体规划建设落后，同时，过去在城市开发建设的过程中不够重视相关的配套建设，造成重庆基础设施建设的欠账较多，交通设施、通信设施、能源供应、供水保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发达程度明显低于京、津、沪。再次，重庆直辖市设立时间短，使其在制度创新、区域发展话语权以及经济基础等软硬件发展条件的建立和完善上明显滞后。京、津、沪在建国初期即成为中央直辖市，国家在各种政策方面支持较多，而重庆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被列为计划单列市、沿江开放城市，直到１９９７年直辖才加快发展，发展的基础条件较其他直辖市薄弱。
三是东、中、西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导向对重庆发展形成制约。改革开放以后，得益于国家东、中、西部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处于东部沿海、国家政策重点支持地区的京、津、沪实行内外结合型的发展战略，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而地处西部内陆的重庆缺乏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条件，基本以内向型的单一发展战略为主。这一政策导向的差异，加快了京、津、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速度，使京、津、沪在较短时期内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实现了工业化由初期向中后期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连片城市群的形成，反过来推动了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京、津、沪经济的迅猛发展。相比之下，重庆与京、津、沪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四是不同发展阶段产生投入产出效益差别，使重庆对各类要素的吸引和积累能力偏弱。一方面，与京、沪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天津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相比，当前重庆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由于产业结构中农业比重较大，工业重型结构偏重，以及技术实力弱、经营管理水平低等因素影响，重庆经济呈现出明显的速度效益型增长特征，即大量的资本投入引起经济快速增长，但增长质量不高。同时，重庆仍属于基础设施加快完善的时期，投入产业发展的资金相对较少，经济整体的投入产出效益明显低于京、津、沪，进而对资金的吸引和积累能力偏弱。２００５年，重庆全社会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９３８．８亿元，仅实现ＧＤＰ产出３０６９．１亿元，投入产出比为１．５８，远低于北京（２．４１）、上海（２．４４）与天津（２．６４）。另一方面，人力资源开发与引进使用机制落后，尤其是体现人才价值的激励、报酬体系差别较大，如２００５年，重庆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为１６６３０元，远低于北京（３４１９１元）、上海（３１９４０元）、天津（２５２７１元），使重庆在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方面落后于京、津、沪，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较小。
五是思想观念差异形成制约。由于重庆地处西部内陆，长期以来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观念相对保守落后，在一些重大发展时期，受传统观念束缚，失去了很多发展机遇。相反，京、津、沪与海外在信息流、人流、物流上交往较多，思想观念较开放，抓住了许多重大的发展机遇，不但将不利的资源劣势转化成有利的资源优势，也较好地适应了国际国内环境变化。
重庆如何尽快缩小与其他直辖市的差距
换一种眼光看重庆和其他直辖市的差距，我们就会发现，差距既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追赶的战略空间，也为我们提供了追赶的“路径依赖”，借鉴兄弟直辖市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避免少走弯路。
“十一五”是重庆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应深刻理解中央在中西部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战略意图，认清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所肩负的带动长江上游地区发展的历史重任，抓住机遇做好“西部开发、直辖效应、库区发展”三篇大文章。
一要明确重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区域合作和竞争中寻求机遇，加快发展步伐。
首先要立足长江上游经济区，以实力求合作，努力谋求成为区域经济核心区的共识，担负起整合本区域内部各省市力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任务；同时要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流域），密切与“长三角”的合作，积极主动地融入长江流域经济带，推动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开发和建设；还要充分利用地处长江上游、中西部结合地带的独特区位，加强与“珠三角”核心区的合作，谋求在未来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沪—港—渝大三角板块”中成为关键一极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要实施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缓解本市区域内几大经济板块发展不平衡局面，形成分工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针对特殊市情，选择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向重点开发区和重点产业倾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下决心推动“重庆大都市区”建设，使之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重点承接地。同时应当注意保持倾斜政策合适的“度”，使全市各区域和各产业之间保持协调发展，形成合理的发展格局。
二要争取中央在重庆设立国家级综合改革试验区，为重庆带动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
重庆要努力争取中央在重庆设立西部开发的综合改革试验区，赋予重庆市在试验区进行制度创新的试点权。根据重庆的现实情况和作为西部惟一直辖市，重庆理应领军西部大开发的发展需要，实施特殊的开发政策，如制定倾斜性的差别税收政策、特殊的金融政策；设立专门的政策性银行；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等。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重庆才能大胆推进改革创新，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整合各种资源，进而带动西部地区共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培育、壮大微观经济主体，为早日实现经济起飞夯实发展基础。
当前，投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态势已经显现，我市应以积极的姿态做好承接工作，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来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内外资参与重庆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培育并逐渐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与之配套的产业集群；通过引进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加快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市场经济主体（企业）的发展，形成经济发展的“自生能力”，进而提升我市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当前我市应当突出发展重点，大力扶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扶持能在较短时期内做到自立发展的产业，加强企业的造血机能和自我发展能力，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投资重庆，参与重庆的建设，争取以一大批产业基础好、竞争能力强的微观经济主体来支撑全市宏观经济的全面发展。
四是加快发展劳务经济，通过有效转移富余劳动力来减轻社会压力，增强发展的动力。向东部地区输送富余劳动力，是缩小重庆与其他直辖市差距的有效途径。
（作者系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