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中期，有一个中兴的国王叫武丁，对外拓展疆土，对内治理国家。今天能发现的甲骨文最多的时期，也就是那个时期。一个国王身材虽然魁梧，但面对没有扬声器和高音喇叭的万民，如何让大家瞻仰呢？好在那个时期有了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王武丁的后妃的国之重器。这件800多公斤的重器在台阶上一摆，万民跪拜。“鬷假无言，时靡有争”，诗经《商颂·烈祖》中，讲的就是类似的国王教育万民的一幕。
　　新技术不断进步，古人远远不如今人。掌握了新技术“物件”的国王，往往就掌握了权力，玉石、铜器、金器，每一种新技术所催生的新物件，往往也重新焕发出万民心中的好奇感和敬仰心，仪仗感也由此诞生。历代的王往往利用新技术的稀缺性来达成仪式的庄重作用。
　　虽然，当新技术消失后，仪仗成了一种纯粹的形式，但仍然能够起到威严和惊醒大众的作用。例如，大炮的发明，早先的战场上大炮是用马车来拉的，一声炮响，马车旁边如果没有两个战士拉住缰绳，马就会受惊。后来，马车被机动车代替，而原本不需要的两个拉缰绳的士兵却作为仪仗一直保留了下来。再到今天，迎接国外元首，礼炮更不需要缰绳，炮不再重要，而仪仗兵却成为最重要的东西。
　　人的爱国主义，来源于族群中强壮的雄性为保护族群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族群被保护时所产生的依偎感。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三军仪仗队那位接收降旗的仪仗兵李本涛一声撼天动地的“敬礼”口令，让我身为男人，也感动于一位代表国家的男人形象。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是一个副师级建制，就如同武丁的鬷假一样，三军仪仗队虽仅仅只有仪仗感，但谁也不能说浪费钱财。
　　1924年，哈佛大学教授梅奥接手了一个心理学难题。从1924年开始，霍桑工厂管理学家们一直在做一个实验，大家预计的实验结果是增加对工人的照明会增产，这类实验是泰勒制“科学管理学派”实验的延伸。管理学家们试图将工人的每个动作、每个细节都管理得非常到位，以期管理效率的最大化，可是实验结果发生了偏离，无数次实验发现，无论是增加照明还是减少照明，工人的生产效率都比对照组远远提升。梅奥接手后，实验又做了6年，访谈了2万多位工人，直接诞生了另外一个学派“行为学派”。这个实验被称为霍桑实验，实验与预计的结果偏离的原因在今天看来也很简单，即参加实验的工人不再是机器，而是作为一种荣誉，因此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从那时候起，人们开始关注人和人的关系。梅奥教授在1933年和1945年出版了《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和《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两部名著。霍桑实验揭示出工业生产中的个体具有社会属性，生产率不仅同物质实体条件有关，而且同工人的心理、态度、動机有关，同群体中的人际关系以及领导者与被领导集体的关系密切相关，最后他得出“改变监督与控制的方法能改善人际关系，能改进工人的工作态度，促进产量的提高”的结论。
　　公元1560年，瑞士钟表匠布克在游览金字塔时，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推断——奴隶是造不出金字塔的，很长的时间，这个推论都被当作一个笑料。然而，2003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宣布：通过对吉萨附近600处墓葬的发掘考证，金字塔是由当地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而非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记载的由30万奴隶所建造。为什么奴隶造不出金字塔呢？其原因也在于霍桑实验所揭示的，对于一个复杂的人际配合的巨大而精密的工程，如果制造者不是使命感所支持而是被迫进行的，它是不会太精细的。这就如很多家庭主妇抱怨保姆打扫卫生不尽心一样，对于打扫卫生如此简单的工作都是如此，更不用说更为复杂的事情了。
　　小时候爸爸带我们专程去北京看球形的太空馆，兄弟们长大以后都从事了工程学科，这种仪式感是父亲在我们小时候就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97年香港回归，敬礼的李本涛给全国人民留下深深的烙印。2016年12月10日，我来到北京101中学，在学校等级最高的一间会议室中看到了一套3D的带有仪式感的教学设施。当灯光暗下来，学生带上眼镜时，如临其境的3D生物课让孩子们印象深刻。客观地说，如果从泰勒管理的角度看，这么贵的一套设备对于提高成绩来说是没有什么效益的。然而，学习是复杂的，目标更为复杂，一个复杂的人类社会工程一定要有信息的仪式感。3D事实上也毁眼，不能多看，但如果将其作为对未来科技的一种仪式感，作为爱校爱国的一种仪式感，作为课程结业时总结关键理论要领的一种仪式感，那么这种被重视的感觉，则不仅仅是3D，而更是人。
　　我们回头看80年前的霍桑实验的两本书，如果用到教育，改为《教育业文明的人类问题》和《教育文明的社会问题》，是不是依然适用？
　　用一个文物结束今天的文章，来启示今天的教育，它是如今仅存的河北鬷假楼所呈现的对联——“唱几出忠孝节义歌无非劝世，演几场奸淫邪盗事只为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