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回家又见到了老姜，我高中时的历史老师。想请他到茶楼小坐，被断然拒绝：“何必花那个冤枉钱？”他开车拉我到市郊一处有花有水的地方，变魔术般地从后备箱里搬出折叠帐篷、地毯，一会儿工夫，便安置好一个“天然茶座”。
　　“老姜，最近在忙什么？”“驴行天下。没看到我这些专业的装备吗？”我认为他是在开玩笑。10年前我念书那会儿，老姜可是省级优秀教师，学校的业务骨干，一说起教学改革和素质教育就激情满怀，恨不能侃上三天三夜、大干一百天，哪有闲工夫去游山玩水？又问他：“还跟学生们侃人生吗？”老姜苦笑：“现在的孩子，哪有兴趣听这些……”秋风吹起他头顶的几根白发，有些颓然。
　　曾经的老姜，是学生们的“精神偶像”。虽“海拔”不高，但戴墨镜、打领带，风度翩翩；天生一张圆脸，但眼神凌厉、语调铿锵。
　　他是我们的老师，却让我们叫他“老姜”；他比我们大20岁，却知道我们中流行的一切新鲜词汇和作弊方法；他教历史，却总“越俎代庖”当起班主任。给我们开班会时，他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总是宣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是问：“在座的诸君请思考，‘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把学生看成对等的成人，因此也乐于同我们讨论哲学问题。他说：“这类问题想起来极费脑子，却对你们今后的成长有益。”
　　对于小城市里“一心只读高考书”的我们来说，每次老姜开“班会”无疑是一场“启蒙运动”。而我们对老姜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手一个小本子，一字不落地记下“姜君语录”，比如，“事事想在前，手握主动权”；再如，“此刻你最不想做的事情，恰恰是最需要做的”；又如，“人生可以犯错，但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每一句我们都倒背如流。
　　老姜在学校还是团委书记，写报告洋洋洒洒，文笔了得；开会坐在第一排，升国旗时昂首挺胸地带领我们唱国歌。老姜跟班里个头最矮的男生是球友，课间10分钟一起去操场投篮；老姜跟成绩倒数第一的学生是哥们儿，常跟他讨论炒股窍门；老姜对最羞怯的女生建议：“你的声音很好，可以去学民族唱法。”晚自习时发现学生在看漫画书，老姜当场收缴，却不罚站，只眯着眼睛说一句：“回去就自己对日本动漫的看法写一篇论文，写得好就放你一马。”后来这名学生顺利过关，高考时去了北大，这篇小论文也成为老姜教育学生时津津乐道的话题。
　　临毕业前的最后一堂课，老姜在黑板上留下手机号，还有当时很时髦的“QQ”：“你们出去了，有事情随时联系我，但别给我丢脸。”他骄傲地说，“我教的学生，学问未必出色，但一定有些追求。”
　　可10年过去，眼前的老姜，对学生的要求像是变低了。他更愿意聊自己在乡下吃的农家乐菜肴，在山间安营扎寨的帐篷，评论最近看的电影，说说也快上高中的儿子。
　　“儿子‘十一’有太多作业，看着心疼。”老姜摇头。曾经“迷恋文史哲、影视、音乐”的他，对儿子的期许已成了：学理科、读工程系、出国留学。这位当年中学教改的先锋，救不了自己儿子，显然也没能救更多的孩子。“时代变化太快，社会在催熟这帮学生们，他们比你们那时更加浮躁，管不了。”老姜叹气。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一呼百应的老姜。
　　我忍不住问他：“你不愿意兼济天下了？我们曾经把你看作大侠！”他沉默了一秒，说：“我老了。”
　　老姜现在的愿望就是做一个旅行家，寄情山水，走一程，写一段。但我相信他仍有一颗“侠心”。他在自己的一篇博文中写道：“真正的侠者，不是行走江湖、死认正义等冰冷规则的人，而是心留侠念、过好日子的普通人；不是黎民百姓的救世主，而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编辑：王晶晶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