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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是中共领袖人物中与蒋介石打交道最多的人，并因此为人们所熟知。除多次与蒋介石见面外，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书信往来也颇为频繁。从1936年9月至1941年1月，为建立合作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曾八次致信蒋介石。笔者通过阅读有关这八封信以及蒋介石以不同方式回复的史料，深感这是周恩来运用书信方式进行的一种特殊的“劝蒋”“逼蒋”团结抗日的“笔战”，从中也能感受到蒋介石被劝被逼而“应战”的态度。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劝蒋”“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写于1936年9月22日。“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和红军“向全国国民党的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这一号召先后得到了察北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响应，他们纷纷和中共与红军合作。而蒋介石却逆历史潮流而动，一面对红军“不断的‘围剿’”，进行“更加猖狂的内战”；一面对那些与红军合作的友军进行进攻、解散或消灭，并对他自己的嫡系军队，专发一个“侈言抗日者，杀无赦”的严令。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共公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1936年8月25日，中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申明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全国人民积极响应，不断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救亡运动形成了高潮。在这种形势的推动和压力下，国民党先后两次派代表到瓦窑堡传递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信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一面与国民党代表谈判，一面于1936年9月22日，以“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为主旨，亲笔写信给蒋介石和对蒋有影响的人，并派潘汉年携信先后到上海、南京与蒋介石的代表谈判。
对于蒋介石这时的真实想法，周恩来掌握得一清二楚。他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中说：“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的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这就是周恩来所写的“劝蒋”“逼蒋”抗日亲笔信之有的放矢之“的”。因此，他在信的一开头就以铁的事实、血的教训以劝相逼说：“自先生楬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已攫取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有好感。唯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
笔锋一转，周恩来从民族大义的高度，直接阐明：“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己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进而深刻叙述蒋介石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两种政策的两种结果，严肃正告：“先生抚今追昔，其亦有感于内战之不可再长而抗日之不容再缓乎？”“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周恩来指出：“自相砍伐，非但胜之不武，抑且遗患无穷。若先生以十年仇隙，不易言欢，停战议和，未可骤信，则先生不妨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必知红军力守信誓，只愿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一定防线，以全力献之于民族解放，他则一无所求也。”周恩来坚定地表示：“先生如决心改变自己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此共产党、红军确定之策，将于千回百折以赴，不达目的不止者也。”最后，周恩来在信中指出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刻蒋介石应该做出的抉择：“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祈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政党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第二封信：“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冒险到西安，按照中共一直坚持的“逼蒋抗日”的方针，主导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在放蒋的方式问题上，张学良不顾周恩来的忠言劝阻，独自决定12月25日下午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来，周恩来曾叹息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蒋介石一回到南京，便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同时蒋介石又调重兵威逼驻在陕甘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
在这种政治和军事都很严峻的紧张情况下，1937年1月11日，周恩来写信给蒋介石，主旨就是专为营救张学良而劝蒋：“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
信的一开头就指出蒋介石背信弃义、不守诺言的事实：“自汉卿先生陪送先生回都（指南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先生实践诺言，完成和平统一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使大家认识先生顾全大局之心，钦佩无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请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针对蒋介石“请假归里”的假把戏，周恩来严正指出他不应回避责任，强烈要求他：“现先生虽在假中，但战机危迫，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放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前进，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为了“逼蒋”“撤兵释张、实践诺言”，周恩来进一步“劝蒋”认清违背诺言的严重危害：“一部分主战之将士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痛，除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称快外，不特为全国同胞所反对，想亦为先生所不忍见不愿为也。”最后，周恩来再次表明他个人和中共的坚定立场与明确态度，“逼蒋”说：“来（即周恩来自称）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先生及汉卿先生均知之审，必能辨其诬。凡来为先生及夫人与张、宋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保证实践。且为外交计，来及党人在此遵先生约，均守秘密，更无向外广播之可能。盖凡能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举全力为先生助也。” 蒋介石对周恩来的这封信没有直接答复，但在调集25个师作为所谓的“讨逆军”部署于陕甘的高压态势下，转达了他和谈的甲、乙两种方案：甲案是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返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乙案是东北军调豫皖，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第三、四、五封由中共代表转达的电报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要求蒋介石执行的条件”“与蒋介石交涉红军驻地等事项”及再次“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抚慰东北军”
针对蒋介石的调兵行动和他的两个解决方案，周恩来特以他和毛泽东两人的名义于1937年1月21日，发电报信给驻南京负责和国民党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转告蒋介石中共明确而坚定地“要求蒋介石执行的条件”是：“甲、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学良）、杨（虎城）以宽大，以安其心。乙、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三）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可不驻商洛。因为合水、庆阳、正宁、淳化、富县、肤施等地粮食十分缺乏，以后可移驻别处。（四）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军费，以便很好地准备抗日，要蒋亲笔答复恩来一信，我们可保证绝对保密。因红军干部尚有许多怀疑者。丙、西安没有什么变化，红军亦未宣传与张、杨联合。西安供了一个月军费，因此红军停止了打土豪。亲日派的谣，蒋不应相信。”潘汉年接到电报信后，立即转告蒋介石。当天，蒋介石即托宋子文答复说“同意联合抗日”。潘汉年立即把蒋介石的答复电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在收到潘汉年复电转告蒋介石答复的第二天11时，周恩来即发出第四封电报信，要潘汉年立即转达“与蒋介石交涉红军驻地等事项”“对张、杨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确定爱护政策”“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将与蒋一道反对之”等事项。
潘汉年向蒋介石转达了这封电报信后，由于全国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士的一致要求，由于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做了对付国民党军“讨逆军”的充分准备，由蒋介石一手造成的西安事变后重新爆发内战的危险得以制止，蒋介石派代表和中共代表谈判，基本上解决了合作抗日、红军驻地及给养等问题。
在第四封电报信发出的几天后，1937年1月28日，周恩来发电报信给潘汉年要其即转蒋介石，再次“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抚慰东北军”。2月9日，潘汉年汇报了蒋介石的答复，周恩来判断蒋介石能否停止“剿共”的方针须看情势发展，目前只是准备抗战。接着周恩来等人就先和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张冲等人，后来又和蒋介石本人，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进行了五次合作抗日的谈判。
周恩来致蒋介石的第六封信：“逼蒋”对“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
在“劝蒋”“逼蒋”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庐山谈话会期间，中共中央为争取会谈取得进展，于1937年7月14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后又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周恩来起草）提交蒋介石，但蒋的态度十分冷淡。
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我们还客气，同意他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
在第一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曾表示，三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并说：“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次谈判，蒋介石不守信用，一改第一次庐山谈判时的承诺，通过谈判代表张冲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国民党军事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蒋介石的这一内心的盘算在其日记中所记是：“共产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率，此决不能允许，应严拒之。”
对此要害问题，周恩来特在第二天写信给蒋介石，言简意赅地阐明紧迫的形势：“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义正词严地指出蒋介石的答复：“唯关于军队统率问题，与前次庐山所示又有出入，实使来惶惑，无以自解党中同志。”最后再次指明蒋通过张冲转达的意见“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周恩来立即把蒋介石的答复和自己的处置意见发电与洛甫、毛泽东交换意见，并写成国共双方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12条，通过宋美龄交给蒋介石。蒋的答复仍然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直属国民党军队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
由于谈判陷于僵局，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7月21日，周恩来等人电告毛泽东、洛甫等：“在庐山，我们力争无效，遂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宣言》即可发表。”
势态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8月13日，日军突然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这才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急转直下地得到改变。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日即发布了正式命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也在9月22日，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同时，蒋介石发表公开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由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开始显现。 针对蒋介石的谈话，周恩来立即在第二天发电向中共中央紧急报告说：“我对蒋的挑拨及攻击我们的话，均当场答复了。”周恩来指出：蒋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张冲回去，认为出意外的满意。我倒认为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周恩来确实把蒋介石看得很透。这次谈话后，周恩来立即发电告诉叶挺和项英：“新四军皖南部队在无为以东北渡为宜。”而蒋介石正如周恩来所料，在会见周恩来说了那么多“好话”之后不到十天，就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针对蒋介石的两面派手法，周恩来在信中紧急而又严厉地要求他：“伏念北移既为定议，则取道苏南或直接北渡，自应视敌情如何而定。现直接北渡之路久断，而宁国、茂林所处境地亦只有转向东北，取道苏南过江为便。设其附近友军仍不容假道东进，且以歼灭之为快，则该军北上无路，后退不许，非拼至最后一人，亦必将散之民间，以求生存。果如是，不仅无以负钧座爱护盛意，且江南糜烂势必影响江北。瞻望前途，曷胜忧虑。爰再专函上达，务恳钧座迅令新四军周围部队立即停止攻击，并让出道路，以便该军转入苏南过江。务使此一隅之变得以早日消除，不使有碍大局，诚不胜企求之至。”
紧接着这封信发出后，周恩来得知新四军处境危急、损失惨重的情况时，先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后又直接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接着又发抗议电，要求蒋介石“严令江南各军立即停战，让出新四军北移道路”。但蒋介石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手应允已“令停止进攻，撤围让路”；一面指挥“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包围袭击”新四军。经过七昼夜血战，被包围的9000余名新四军，终因弹尽粮绝，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遇难。这样一来，蒋介石“更加蛮横起来，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但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来了一个反击，他不承认我们承认。从此新四军变成只受共产党领导、指挥的军队，不受蒋介石领导了，于是就麻雀满天飞，从10万人发展到30万人，从三个省地区发展到现在七八个省。这就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结果”。
全国团结抗日的大潮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蒋介石不接受周恩来多次的忠言“劝”“逼”，一次又一次地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劝蒋”“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写于1936年9月22日。“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和红军“向全国国民党的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这一号召先后得到了察北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响应，他们纷纷和中共与红军合作。而蒋介石却逆历史潮流而动，一面对红军“不断的‘围剿’”，进行“更加猖狂的内战”；一面对那些与红军合作的友军进行进攻、解散或消灭，并对他自己的嫡系军队，专发一个“侈言抗日者，杀无赦”的严令。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共公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1936年8月25日，中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申明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全国人民积极响应，不断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救亡运动形成了高潮。在这种形势的推动和压力下，国民党先后两次派代表到瓦窑堡传递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信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一面与国民党代表谈判，一面于1936年9月22日，以“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为主旨，亲笔写信给蒋介石和对蒋有影响的人，并派潘汉年携信先后到上海、南京与蒋介石的代表谈判。
对于蒋介石这时的真实想法，周恩来掌握得一清二楚。他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中说：“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的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这就是周恩来所写的“劝蒋”“逼蒋”抗日亲笔信之有的放矢之“的”。因此，他在信的一开头就以铁的事实、血的教训以劝相逼说：“自先生楬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已攫取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有好感。唯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
笔锋一转，周恩来从民族大义的高度，直接阐明：“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己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进而深刻叙述蒋介石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两种政策的两种结果，严肃正告：“先生抚今追昔，其亦有感于内战之不可再长而抗日之不容再缓乎？”“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周恩来指出：“自相砍伐，非但胜之不武，抑且遗患无穷。若先生以十年仇隙，不易言欢，停战议和，未可骤信，则先生不妨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必知红军力守信誓，只愿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一定防线，以全力献之于民族解放，他则一无所求也。”周恩来坚定地表示：“先生如决心改变自己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此共产党、红军确定之策，将于千回百折以赴，不达目的不止者也。”最后，周恩来在信中指出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刻蒋介石应该做出的抉择：“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祈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政党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第二封信：“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冒险到西安，按照中共一直坚持的“逼蒋抗日”的方针，主导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在放蒋的方式问题上，张学良不顾周恩来的忠言劝阻，独自决定12月25日下午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来，周恩来曾叹息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蒋介石一回到南京，便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同时蒋介石又调重兵威逼驻在陕甘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
在这种政治和军事都很严峻的紧张情况下，1937年1月11日，周恩来写信给蒋介石，主旨就是专为营救张学良而劝蒋：“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
信的一开头就指出蒋介石背信弃义、不守诺言的事实：“自汉卿先生陪送先生回都（指南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先生实践诺言，完成和平统一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使大家认识先生顾全大局之心，钦佩无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请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针对蒋介石“请假归里”的假把戏，周恩来严正指出他不应回避责任，强烈要求他：“现先生虽在假中，但战机危迫，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放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前进，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为了“逼蒋”“撤兵释张、实践诺言”，周恩来进一步“劝蒋”认清违背诺言的严重危害：“一部分主战之将士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痛，除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称快外，不特为全国同胞所反对，想亦为先生所不忍见不愿为也。”最后，周恩来再次表明他个人和中共的坚定立场与明确态度，“逼蒋”说：“来（即周恩来自称）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先生及汉卿先生均知之审，必能辨其诬。凡来为先生及夫人与张、宋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保证实践。且为外交计，来及党人在此遵先生约，均守秘密，更无向外广播之可能。盖凡能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举全力为先生助也。” 蒋介石对周恩来的这封信没有直接答复，但在调集25个师作为所谓的“讨逆军”部署于陕甘的高压态势下，转达了他和谈的甲、乙两种方案：甲案是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返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乙案是东北军调豫皖，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第三、四、五封由中共代表转达的电报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要求蒋介石执行的条件”“与蒋介石交涉红军驻地等事项”及再次“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抚慰东北军”
针对蒋介石的调兵行动和他的两个解决方案，周恩来特以他和毛泽东两人的名义于1937年1月21日，发电报信给驻南京负责和国民党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转告蒋介石中共明确而坚定地“要求蒋介石执行的条件”是：“甲、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学良）、杨（虎城）以宽大，以安其心。乙、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三）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可不驻商洛。因为合水、庆阳、正宁、淳化、富县、肤施等地粮食十分缺乏，以后可移驻别处。（四）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军费，以便很好地准备抗日，要蒋亲笔答复恩来一信，我们可保证绝对保密。因红军干部尚有许多怀疑者。丙、西安没有什么变化，红军亦未宣传与张、杨联合。西安供了一个月军费，因此红军停止了打土豪。亲日派的谣，蒋不应相信。”潘汉年接到电报信后，立即转告蒋介石。当天，蒋介石即托宋子文答复说“同意联合抗日”。潘汉年立即把蒋介石的答复电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在收到潘汉年复电转告蒋介石答复的第二天11时，周恩来即发出第四封电报信，要潘汉年立即转达“与蒋介石交涉红军驻地等事项”“对张、杨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确定爱护政策”“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将与蒋一道反对之”等事项。
潘汉年向蒋介石转达了这封电报信后，由于全国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士的一致要求，由于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做了对付国民党军“讨逆军”的充分准备，由蒋介石一手造成的西安事变后重新爆发内战的危险得以制止，蒋介石派代表和中共代表谈判，基本上解决了合作抗日、红军驻地及给养等问题。
在第四封电报信发出的几天后，1937年1月28日，周恩来发电报信给潘汉年要其即转蒋介石，再次“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抚慰东北军”。2月9日，潘汉年汇报了蒋介石的答复，周恩来判断蒋介石能否停止“剿共”的方针须看情势发展，目前只是准备抗战。接着周恩来等人就先和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张冲等人，后来又和蒋介石本人，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进行了五次合作抗日的谈判。
周恩来致蒋介石的第六封信：“逼蒋”对“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
在“劝蒋”“逼蒋”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庐山谈话会期间，中共中央为争取会谈取得进展，于1937年7月14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后又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周恩来起草）提交蒋介石，但蒋的态度十分冷淡。
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我们还客气，同意他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
在第一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曾表示，三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并说：“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次谈判，蒋介石不守信用，一改第一次庐山谈判时的承诺，通过谈判代表张冲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国民党军事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蒋介石的这一内心的盘算在其日记中所记是：“共产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率，此决不能允许，应严拒之。”
对此要害问题，周恩来特在第二天写信给蒋介石，言简意赅地阐明紧迫的形势：“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义正词严地指出蒋介石的答复：“唯关于军队统率问题，与前次庐山所示又有出入，实使来惶惑，无以自解党中同志。”最后再次指明蒋通过张冲转达的意见“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周恩来立即把蒋介石的答复和自己的处置意见发电与洛甫、毛泽东交换意见，并写成国共双方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12条，通过宋美龄交给蒋介石。蒋的答复仍然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直属国民党军队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
由于谈判陷于僵局，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7月21日，周恩来等人电告毛泽东、洛甫等：“在庐山，我们力争无效，遂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宣言》即可发表。”
势态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8月13日，日军突然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这才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急转直下地得到改变。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日即发布了正式命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也在9月22日，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同时，蒋介石发表公开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由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开始显现。 针对蒋介石的谈话，周恩来立即在第二天发电向中共中央紧急报告说：“我对蒋的挑拨及攻击我们的话，均当场答复了。”周恩来指出：蒋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张冲回去，认为出意外的满意。我倒认为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周恩来确实把蒋介石看得很透。这次谈话后，周恩来立即发电告诉叶挺和项英：“新四军皖南部队在无为以东北渡为宜。”而蒋介石正如周恩来所料，在会见周恩来说了那么多“好话”之后不到十天，就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针对蒋介石的两面派手法，周恩来在信中紧急而又严厉地要求他：“伏念北移既为定议，则取道苏南或直接北渡，自应视敌情如何而定。现直接北渡之路久断，而宁国、茂林所处境地亦只有转向东北，取道苏南过江为便。设其附近友军仍不容假道东进，且以歼灭之为快，则该军北上无路，后退不许，非拼至最后一人，亦必将散之民间，以求生存。果如是，不仅无以负钧座爱护盛意，且江南糜烂势必影响江北。瞻望前途，曷胜忧虑。爰再专函上达，务恳钧座迅令新四军周围部队立即停止攻击，并让出道路，以便该军转入苏南过江。务使此一隅之变得以早日消除，不使有碍大局，诚不胜企求之至。”
紧接着这封信发出后，周恩来得知新四军处境危急、损失惨重的情况时，先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后又直接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接着又发抗议电，要求蒋介石“严令江南各军立即停战，让出新四军北移道路”。但蒋介石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手应允已“令停止进攻，撤围让路”；一面指挥“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包围袭击”新四军。经过七昼夜血战，被包围的9000余名新四军，终因弹尽粮绝，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遇难。这样一来，蒋介石“更加蛮横起来，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但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来了一个反击，他不承认我们承认。从此新四军变成只受共产党领导、指挥的军队，不受蒋介石领导了，于是就麻雀满天飞，从10万人发展到30万人，从三个省地区发展到现在七八个省。这就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结果”。
全国团结抗日的大潮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蒋介石不接受周恩来多次的忠言“劝”“逼”，一次又一次地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