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官办电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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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洋务,电话局,天津官电局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4-0067-02
  
  晚清时期,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科技文化和生活方式为核心的近代文明源源不断地移植到天津、上海等一批通商口岸,遂使这里既成为半殖民地化的典型地区,又成为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基地和橱窗。而现代化的通讯系统,尤其是较电报更先进的电话的传人和推广,则成为通商口岸城市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南京是中国最早出现官办电话局的城市。笔者在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后,发现最早的官办电话局出现在天津。本文从电话传人中国和天津的时间,管理电话业务的机构以及该机构的性质等三方面人手,对中国最早的官办电话局进行考证。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电话是1876年由贝尔发明的并获得美国和英国的电话专利。1877年,贝尔电话机样品在英国科学促进会的普利茅斯会议上展出。此后,电话在英国和其他欧美国家逐渐推广。最初,电话只是被作为两个地点之间的私人对话的工具,及至1879年,第一台电话交换机在伦敦建成。此后,电话不断向国际市场推广。西方国家的电话推广为民用,大多在1900年之后。
  那么,电话究竟是何时传人中国的?最先使用电话的是哪个城市?《招商局史(近代卷)》出版后,学术界普遍认同该书的观点。该书认为,电话是在1875年传人中国上海的。由前文得知,这种观点存在着误差。有学者认为,第一条电话线路是在1879年修建的,地点为天津市内和大沽口之间,但却没有关于电话使用的记载。从《北华捷报》等英文文献来看,这条线路应为电报线,而非电话线。徐润在《上海杂记》里说:1882年“招商局已有设立,与各公事房及码头通话,为商场中用德律风之始”,学术界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商办电话局的开端。而笔者在翻阅了上海电信档案馆馆藏的丹麦大北公司档案来看,当时招商局仅仅是租用了外资电话公司的九部电话,而并非单独成立电话局。而此前一年,上海开始出现德律风公司,是为中国有外资企业设立电话局的开端,这个电话局起步时不仅交换机才一部,而且使用的范围也很小,通话也仅限于上海市内。
  一般认为,天津开始使用电话是在1900年以后。《天津政俗沿革记》就有这样的记载:电话在1900年以后“天津始盛行”。一些论者从这段文字记载得出了1900年以后天津才开始使用的电话的,实际上,这段文字是说电话开始大范围的使用是在“光绪庚子以后”。笔者在翻阅了晚清时期出版的《申报》后,发现了两条与天津电话业务相关的资料。其一为:“德律风之设,虽数百里殊面谈,天津自去冬仁记、宝实两洋行由紫竹林通线至天津,彼此传言,不殊一室,事为李傅相闻知,亦饬匠杆设线,就督辕接至津海新关等处,文报传递,诺形便捷。随又通至北塘唐元圃统领营中,大沽罗协副戎荣光署内。现又丈量地段,将迤逦接至保定府矣,考保定至天津三百余里。”上述这段文字提供了以下几方面的信息:1.电话出现在天津是在1884年冬天,最早由洋行引入。2.李鸿章得知此事后,先从直隶总督衙门接到天津海关,后又接到塘沽和大沽口。3.从天津到保定闯的长途电话线路已经开始修建,限于史志资料的缺乏,我们目前还不清楚这条线路的使用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天津至保定的电话线是中国第一条长途电话线。此后,在1885年10月20日的《申报》中,我们又看到这样的记载:“初三日定远一舰到,翌日津海道周玉山观察偕津海新关税务司德崔琳同到大沽验视,原拟即日旋津,后因另有公务,暂作勾留,德君先由德律风传信到津,言该船船坚炮利,制法新奇,又犹亚洲从来未有,即欧洲也可首屈一指云。”由此可以看出,1884年冬天开始修建的由天津通往大沽的电话线路,已经开始使用。
  此后,天津至北京的长途电话线也开始修筑,早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记者干德利连续在英国报纸上发表了天津见闻的文章,并在1895年成书,书名为《中国进步的标记》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还有一个事实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李鸿章衙门装有电话,一方面和北京联络,一方面和大沽炮台联络。”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得出京津之间的长途电话线路的铺设应该不晚于1895年,应用于直隶总督衙门与北京官署之间。而从郑观应的记载来看,这一时间还要提前,郑观应作为中国电报局的总办,曾经为北京的醇亲王奕譞购买电话设备,“购德律风四具,军线百里”,按照成书时间来看,这一时间应该至少在1894年春天。上述资料表明,天津至迟于1884年冬天开始出现电话,同时,天津与保定间的长途电话线已经开始铺设,而京津两地的长途电话也在1894年左右开始使用。
  从前文我们可以看出,上海最早的电话管理机构为外资公司,而天津在出现电话后,管理机构又是怎样的呢?首先,作为第一个使用电报的城市,天津在1881年12月设立了中国电报总局,旋改为电报招商局,1884年移至上海。天津另办直隶官电局。此后,管理天津电报的机构名称先后出现了“直隶官电局”、“北洋官电总局”、“天津官电局”等不同的称谓,上述称谓见诸于不同的史料中。其次,由于电话归属电报局管理是当时的国际通例,因此,天津的电话业务应该是由上述机构来管理。
  而管理电话的机构是官办的还是商办的呢?从中国电报总局产生之初,李鸿章就与盛宣怀约定,该局为官督商办,究其实质为“使商受其利,而官操其权”,而且该局的启动经费由李鸿章提供,电报局仍为官办的性质一目了然。而且从时人的记述来看,普遍认为当时的一些洋务运动企业是“地方的机构、各位总督的财产”,电报局“也是李鸿章阁下控制和指导的一个公司”。
  在中国正式创办官办电话局之前,电报局一直在代理着电话的相关业务,电话尚未大规模地进行商务推广,仅用于官署衙门之中。而盛宣怀提出电话事业不管商办还是官办,总须中国人自办,不能允许洋商在中国开办电话局。他坚持电话局是“中国电局自主自办之事,与洋人公司无涉”,并得到总理衙门的认可,为中国人自办电话局提供了可能。
  而在一些权威的史学著作和地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天津电话归属官电局的时间。刘锦藻在《清朝续文献通考》一书认为,“我国电话始于天津官电局,庚子遭乱全毁”。刘锦藻做出这种判断是因为盛宣怀在1899年上了一道奏折,盛宣怀奏折中明确指出,要将各地的电话业务统一为官办,证明此时天津的电话业务已经是官办的,但这个机构及设备毁于义和团运动中。义和团运动期间,义和团团民曾经将位于东门里的天津官电局的设备捣毁,并京津之间的电报杆和电线割断,上海图书馆馆藏盛宣怀档案如实地记载了这一点:“十九日早,电报官局,拳民毁门而入,将机器打毁”,直接后果是天津的“电线、德律风均不能通。”这段文字明确告诉我们,天津的电话管理机构在1900年以前已经出现。诚如出版于1931年的《天津志略》对天津电话总局描述:“创设于庚子前,位于闸口,初仅供官署及衙邸之用。庚子后,此种电话取消。”
  另外,为什么当时天津的电话“仅供官署及衙邸之用”呢?是官府的垄断还是另有原因呢?1900年以前,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电话的使用推广的力度也不大。如英国议会在1898年就指出,“电话为奢侈之设备”,法国则属于“富豪之家及少数工商业家”,德国也仅限于“商工繁盛之土地及少数富豪之工商业者,乐用电话也”。由此可见,在1900年以前,电话推广力度不大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综上所述,天津开始使用电话的时间,不晚于1884年冬天;而作为天津电话的管理机构,应该如同西方一样,由电报局代管,成为电报局下属的一个部门,直到1905年后,电话局作为一个独立机构才从电报局分离出来,在官方的文献中,天津管理电话的机构已经成为独立的天津电话局。从时间来看,天津出现官办电话局的时间要远远早于1900年,是中国最早的官办电话局。不仅如此,电话要推广,就连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认为必须由“政府经营之,最为适当”。由是观之,中国最早的政府管理电话的机构应为天津官电局。
  
  [作者简介]张博(1973-),男,辽宁省葫芦岛市
  人,历史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
  胡滨(1976-),女,天津市人,历史学硕
  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馆员。
  王珮(1975-),女,天津市人,中国网通
  集团天津分公司综合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蔡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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