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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学写作将如何面对“现实”与“虚构”的关系？或者说，当我们还想接近现实的时候，虚构还是必要的吗？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先锋文学”热潮中，马原的小说《虚构》成为先锋派的标杆，那句“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也成为反叛传统小说美学的经典句式。“先锋文学”带来了创作形式的解放，作家们开始追求多种“虚构”的可能性，并希望借助文本形式重新建构文学的可能性。但是，模糊的价值取向、含混的主体意识，以及对形式的过分追求让作品的艺术性受到损伤，“先锋文学”也最终黯然退场。当“先锋”落潮之后，厌倦了形式游戏的读者们将目光重新转向内容。自“新写实小说”开始，“现实”成为文学创作的关键词，人们对“虚构”的不满则日益加深，甚至近些年人们引入和推广欧美的“非虚构”写作概念，来实现对虚构文学的抗衡。
事实上，文学作品对“现实”的呈现，并不能绕开“虚构”的手段，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就谈到：“在理应成为我的原材料的生活事实与我希望在写作中体现的轻逸笔触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因为“虚构”无法全然地再现“现实”，卡尔维诺希望在写作中追求“轻”的品质。石头一般的现实世界充满了“重量、惯性和暧昧”，卡尔维诺希望借助文学消除生活的重量，“为了对生存之重做出反应而去寻找轻”。因而，在《树上的男爵》中，他让男孩柯西莫爬到树上生活，一生都没有踏足陆地，并在生命的最后迈向极致的轻盈——抓住热气球的绳索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闷闷《境园·诊所》的可贵之处，或许在于他也试图用文学之“轻”来呈现沉重的现实。小说的开头仿佛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然而当身患绝症的父亲也像卡尔维诺的男爵一样决定上树时，小说的虚构性开始呈现。父亲在树木之间修建“境园·意念主义下的神秘诊所”，日夜居住其中，声称受到了境园总部的委托，专门解答有缘人的心灵困境。父亲的诊所不仅是一个心灵的修炼场，也是零散的、碎片般的话语集中地，是构成文本的重要成分。
父亲坐在诊所看病的场景，让我联想到残雪的文本《从未描述过的梦境》。在这篇小说中，描述者十年如一日，坐在路旁搭好的棚子里，等待过路的人谈论他们的梦境，并把这些梦境记录在黑色的笔记本上。残雪的文本充满了无止境的玄想，一种模糊的、暧昧的，至关重要却又终将无法到达的存在。
《境园·诊所》也存在着这样的玄思：“你看到的就是真实的，你觉得那些虚假，那真实的是什么？是你所谓的符合众人眼里的规矩？”和残雪的破棚子一样，诊所敞开着接待村人，来访者通过悬梯进入父亲创造的世界，一个独立的、悬置的却是开放的世界。父亲不是不加选择地接待来访者，他的标准是“有缘”，而“我”知道，“有缘是在迷惑众人，真实内涵在深处萦绕”。在小说最后，“我”和母亲终于进入诊所，“我们”也是父亲一直在等待的人，而小说也开始触及有关生活、命运和存在的真正内涵。
小说有这样一个情节值得注意：村里的人突然开始照镜子，借助于“美”的标准观察自己，但却发现镜中人奇丑无比，人们不认同镜中的自己，就去找寻其他可照物，寻找清澈的河水，或是最亮的露珠，终于“找到了难得的慰藉，推翻了镜子里的羞耻”。这一情节和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的论述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当卡尔维诺试图解释文学和世界的关系时，他举了美杜莎和玻尔修斯的例子。美杜莎能够让所有与她对视的人变成石头，而唯一有能力砍下美杜莎的头颅的是玻尔修斯。为了躲避美杜莎的目光，玻尔修斯借助盾牌的反射进行观察，他“求助于最轻的事物，也即风与云，然后把目光停留在只能以间接方式去看的东西，也就是镜中的影像”。卡尔维诺借鉴了这一形式，他的写作同样不愿直接接触冷硬的现实，而是借助对生活的间接观察，一种虚构的、幻想般的形式，达成轻盈叙述的可能。在《境园·诊所》中，对现实的再现变得更加困难，清晰的镜子照出的丑陋现实不被接受，而模糊、隐约而暧昧的呈现才能给人以安慰。这意味着现实主义文学希望再现的现实真相，依然需要虚构才能得以表达。
《树上的男爵》里，柯西莫仅仅是为了不吃蜗牛而爬上了树，这是一种拒绝的姿态，一种决绝的、不妥协的生活方式。当然，他不仅仅拥有这些，还有文学、恋爱和领导的能力。树上的生活是一种高于地面的精神生活，也是一种参与、理解和介入现实的方式。苏童称卡尔维诺有一种“近乎残忍的幽默感”，柯西莫最终没有回到地面，他的墓志铭上写着：“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相比之下，《境园·诊所》的表达温和了一些，父亲终于邀请“我”和母亲进入诊所，也是他的内心世界。父亲渴望的和解，这是一种真正的理解，而非同情、责任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他希望脱去社会赋予的角色，不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而僅仅作为一个人，“我想活下来最大的原因就是想活着”。
在卡尔维诺看来，写作需要寻找“深思之轻”，需要“改变方法，换一个角度看世界，运用不同的逻辑和崭新的认识”。在小说的最后，王闷闷也给我们留下了轻盈的姿态，飞翔的鸟儿“在蔚蓝的天空和雪白的大地上，划出若即若离的弧线”，这也是虚构的姿态，一种审美的、文学的姿态。
见习编辑：菡萏
事实上，文学作品对“现实”的呈现，并不能绕开“虚构”的手段，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就谈到：“在理应成为我的原材料的生活事实与我希望在写作中体现的轻逸笔触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因为“虚构”无法全然地再现“现实”，卡尔维诺希望在写作中追求“轻”的品质。石头一般的现实世界充满了“重量、惯性和暧昧”，卡尔维诺希望借助文学消除生活的重量，“为了对生存之重做出反应而去寻找轻”。因而，在《树上的男爵》中，他让男孩柯西莫爬到树上生活，一生都没有踏足陆地，并在生命的最后迈向极致的轻盈——抓住热气球的绳索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闷闷《境园·诊所》的可贵之处，或许在于他也试图用文学之“轻”来呈现沉重的现实。小说的开头仿佛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然而当身患绝症的父亲也像卡尔维诺的男爵一样决定上树时，小说的虚构性开始呈现。父亲在树木之间修建“境园·意念主义下的神秘诊所”，日夜居住其中，声称受到了境园总部的委托，专门解答有缘人的心灵困境。父亲的诊所不仅是一个心灵的修炼场，也是零散的、碎片般的话语集中地，是构成文本的重要成分。
父亲坐在诊所看病的场景，让我联想到残雪的文本《从未描述过的梦境》。在这篇小说中，描述者十年如一日，坐在路旁搭好的棚子里，等待过路的人谈论他们的梦境，并把这些梦境记录在黑色的笔记本上。残雪的文本充满了无止境的玄想，一种模糊的、暧昧的，至关重要却又终将无法到达的存在。
《境园·诊所》也存在着这样的玄思：“你看到的就是真实的，你觉得那些虚假，那真实的是什么？是你所谓的符合众人眼里的规矩？”和残雪的破棚子一样，诊所敞开着接待村人，来访者通过悬梯进入父亲创造的世界，一个独立的、悬置的却是开放的世界。父亲不是不加选择地接待来访者，他的标准是“有缘”，而“我”知道，“有缘是在迷惑众人，真实内涵在深处萦绕”。在小说最后，“我”和母亲终于进入诊所，“我们”也是父亲一直在等待的人，而小说也开始触及有关生活、命运和存在的真正内涵。
小说有这样一个情节值得注意：村里的人突然开始照镜子，借助于“美”的标准观察自己，但却发现镜中人奇丑无比，人们不认同镜中的自己，就去找寻其他可照物，寻找清澈的河水，或是最亮的露珠，终于“找到了难得的慰藉，推翻了镜子里的羞耻”。这一情节和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的论述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当卡尔维诺试图解释文学和世界的关系时，他举了美杜莎和玻尔修斯的例子。美杜莎能够让所有与她对视的人变成石头，而唯一有能力砍下美杜莎的头颅的是玻尔修斯。为了躲避美杜莎的目光，玻尔修斯借助盾牌的反射进行观察，他“求助于最轻的事物，也即风与云，然后把目光停留在只能以间接方式去看的东西，也就是镜中的影像”。卡尔维诺借鉴了这一形式，他的写作同样不愿直接接触冷硬的现实，而是借助对生活的间接观察，一种虚构的、幻想般的形式，达成轻盈叙述的可能。在《境园·诊所》中，对现实的再现变得更加困难，清晰的镜子照出的丑陋现实不被接受，而模糊、隐约而暧昧的呈现才能给人以安慰。这意味着现实主义文学希望再现的现实真相，依然需要虚构才能得以表达。
《树上的男爵》里，柯西莫仅仅是为了不吃蜗牛而爬上了树，这是一种拒绝的姿态，一种决绝的、不妥协的生活方式。当然，他不仅仅拥有这些，还有文学、恋爱和领导的能力。树上的生活是一种高于地面的精神生活，也是一种参与、理解和介入现实的方式。苏童称卡尔维诺有一种“近乎残忍的幽默感”，柯西莫最终没有回到地面，他的墓志铭上写着：“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相比之下，《境园·诊所》的表达温和了一些，父亲终于邀请“我”和母亲进入诊所，也是他的内心世界。父亲渴望的和解，这是一种真正的理解，而非同情、责任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他希望脱去社会赋予的角色，不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而僅仅作为一个人，“我想活下来最大的原因就是想活着”。
在卡尔维诺看来，写作需要寻找“深思之轻”，需要“改变方法，换一个角度看世界，运用不同的逻辑和崭新的认识”。在小说的最后，王闷闷也给我们留下了轻盈的姿态，飞翔的鸟儿“在蔚蓝的天空和雪白的大地上，划出若即若离的弧线”，这也是虚构的姿态，一种审美的、文学的姿态。
见习编辑：菡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