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史上，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宋四家”。上一期我们介绍了苏轼，本期来谈谈黄庭坚。
　　号为山谷道人的黄庭坚，刚刚登上书法领地时，面对的是宋代书法的两种风度：以李建中、蔡襄为代表的古典传统派，恪守晋、唐古风而顶礼膜拜;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创新派，举起尚意抒情的大旗，力图独辟蹊径，开创出新局面。但当时“尚意”书风还没有成为书法主流，在文化思潮的急剧演进中，传统和创新之间的对垒迫使黄庭坚做出选择和反应——要么与传统派合拍，要么与创新派呼应。
　　在“厌旧喜新”的时代背景下，创造欲极强的黄庭坚有着青年人的热情和对新领域的渴望，这推动着他向创新派靠拢，要在书法艺术新开垦的土地上纵横驰骋，大有作为。
　　此外，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由于师承的关系，或许也由于他与东坡之间在书法艺术上有着一点相通的“灵犀”，因而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轼一边，并以创新派阵营中的一员前卫主将进行着艺术实践，体现了他的个性、气息、意境和精神，从而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遗产。
　　同时，黄庭坚笃信禅旨，他把自己所领悟的禅理和禅僧们用来显示机锋、扑破疑团、暗示幽玄禅理的机智，屡屡运用于书法创新的实践中。黄庭坚对禅宗的深厚修养，使他的书风即便在创新的尚意阵营中也独树一帜，而与苏轼等人区别开来。如果说苏轼书法中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佛道互补、清净空澄色彩的话，那么黄庭坚的书法，则由于其禅宗造诣精深的先决条件，而显示出浓烈的佛家三昧。在共奉尚意抒情为书法新准绳的前提下，在共尊佛教哲学思想的条件下，两位书家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黄庭坚比苏轼更迷恋或沉醉于神境的超然、空幻的意象。
　　其实，不独黄庭坚热心于禅宗，宋代文人士大夫几乎都盛行禅悦之风。禅在当时不但与老庄携手，而且深入庶民生活。以苏轼、黄庭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書法家们，常常把从事文化艺术活动看作于静观之中体验“道”或“佛性”的一种修炼方式，虽然他们始终没有踏入宗教的门槛，但他们在“禅”的境界中体验着人生的理想、情绪与兴趣、欲望与冲动。他们对自然事物作禅定式的凝思，却不与佛经的绝对“空”“无”发生联系，而与事物的色、形、相发生联系，从而逐渐摒弃了宗教意识，形成了审美意识，由宗教心理的“顿悟”转入审美心理的“妙悟”。他们沉醉于物我相忘的禅境之中，产生飘忽迷离的幻想，然后放纵笔墨，在纸上幻化出扑朔迷离的意境，使禅从抽象的思想变为形象的书法。这种具有神秘、超越、象征意味的“禅境”，正是他们在灵感到来之时心灵“顿悟”的产物，因而在宋代以禅喻诗、以禅附画、以禅入字，成为时髦之事。
　　如果说从盛唐书法那种雄豪壮伟的磅礴气概转入北宋书法空灵平淡的细洁净润，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转折，那么，这种转折是与禅境意象分不开的。禅意的直觉思维形式直接参与了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构成。

　　黄庭坚之所以信奉禅宗，除与士大夫阶层参禅的社会风气有密切关系外，也与他本人的仕途经历有关。他二十二岁进士及第，二十八岁任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苏东坡见其诗书，以为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从此声名大振，不仅在文学上成为江西诗派的鼻祖，而且在仕途上来到汴京（今河南开封）任职。哲宗朝他任著作佐郎，参加过《神宗实录》的修撰工作。但绍圣元年（1094）被蔡卞、章惇等诬以“毁谤先帝”、修史不实的罪名而贬谪四川。政坛上的残酷打击，使黄庭坚在寄寓戎州（今四川宜宾）南寺时，消极地把居室名为“槁木庵”“死灰寮”，表示对当时官场斗争心如槁木死灰。元符三年（1100），徽宗初登位，他复官东归，可仅仅两年多时间就被徽宗亲笔写入党人碑，罢官除名流放宜州（今广西河池宜州区），并屡遭地方官的虐待。从此，他寄寓禅院，焚香静坐，并写下了“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无可简择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这样的话语。
　　当然，人们并不能仅仅靠禅来实现自我精神的解脱，禅宗与士大夫的心理也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面临人生坎坷和当时特定的流放条件，仍充满儒家知识分子入世精神的黄庭坚并没有把忍让、克制揣在怀里，而是表现出激愤不平的情绪。也就是说，黄庭坚在外在性格表现上往往是以禅静悟道来显示对世间变化的漠然冷淡，恪守中和，但他的内心却不是灰心失望，而是默默承受一切灾难，面对现实，顽强保持着感情和心理的稳定。所以，他六十一岁在宜州去世前，反而“围棋诵书，对榻夜语，举酒浩歌”，准备他日北归时，把自己的书画带上送给那些耿直敢言的亲朋好友。
　　分析了黄庭坚的心理活动，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书法为什么是惊世骇俗的。他的书法以纵代敛、以散寓整、以欹带平、以锐兼钝，在很大程度上有违于晋唐楷则，表现出桀骜不驯的反叛性格，结构着意于倾斜而不失平衡，用笔锋利爽截而富于弹性，在豪宕中流露韵趣，这种格调是儒雅的晋人和敦厚的唐人所不敢为的。
　　黄庭坚的书法，一般认为可分为两个阶段。元祐八年（1093）以前，即他四十八岁前，主要是继承传统，师法各家，不仅学习王羲之、褚遂良、颜真卿、李北海等晋唐风神，而且学习了杨凝式、周越、苏舜钦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书法，因此他早期书法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对传统的景仰，也有对当代的借鉴，形成的风格也是多样的。但既然是探索，就难免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而且失败往往多于成功，这是每一个力图创新的书家都无法避免的。黄庭坚认为自己“（元祐间书）笔意痴钝，用笔多不到”，觉得自己学书二十年也没摆脱俗气的缺点，这种“俗气”是指在汴京生活期间没有将禅意渗透到自己的心中。但如果深入考察他这一阶段的书法作品，像元丰五年（1082）所书的《戒石铭》《文赋》等，已经有了自成一家的表现，豪劲端重，丰筋多力，为他晚年登上新的艺术高峰奠定了基础。
　　黄庭坚对自己元祐以后的晚年书作较为满意。由于政治地位和生活际遇的改变，促使他晚年的创作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如果说黄庭坚和苏东坡都借书法抒怀，那么两人的风格、意趣确实有所不同。虽然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遭遇，但苏轼的书法在旷达中略带消沉，时间的流动感强。而黄庭坚的书法清幽中偏作达观，空间的跳跃感强。他们的书法都体现了自我人格，也都表达了身处贬谪逆境时的情怀，但苏书旷达且讲究骨气，黄书则于柔媚中别有倔强之阳刚。这种不同的风格当然与他们被贬后的信仰有关，苏轼书中包蕴了许多人生哲理，表现了作者的天真情趣和避世思考，有着老庄“故国神游”的人生观;而黄庭坚书中则以不肯摧眉折腰以迎世俗的特色，表现了作者于倔强中见姿态的性格，既有禅宗“慎静处忧”的生活态度，又将禅宗的韵致变成了疏宕明快的气势。

　　宋四家中的苏东坡、米芾都曾试图在书风中渗入禅意，但又限于其本身的艺术条件而未获成功。黄庭坚正是在这时脱颖而出，他对禅学义理的精深造诣与近于禅意的审美情趣，在书法领域里自成一军，构成了特征明显的“禅书”。
　　现存黄庭坚晚年带有禅意的作品也是被今人公认的佳品。如《松风阁诗》《书送四十九侄诗》《诸上座帖》《王长者墓志铭稿》《李白忆旧游诗》《刘禹锡竹枝词》《发愿文》《廉颇蔺相如列传》等，有的烟云满纸，纵横开阖，龙蛇飞动，千态万状;有的雄放飘逸，沉着痛快，俊挺英杰，倜傥不羁。
　　今天看来，黄庭坚的“禅书”，不但在精神上独步一时，即便在形貌上也迥然有异于众家，错乱中间有条理，胸次书空存大节，小字亦有万丈势，从而以其独特的书法观、独特的线条表现、独特的空间占领，尤其是那独到的禅味妙境，在众多的大师中冲开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