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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首先是从接受和认同苏俄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开始的。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并继续指导着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 接受认同 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为两种基本路向交叉行进，一种是在认同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以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是根据中国自身的现实和时代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呈现为两种基本模式：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
对苏俄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模式，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现在把马克思哲学解读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向苏俄学习马克思主义，苏俄逐渐成为中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中国由此形成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模式。
1938年，斯大林亲自参与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标志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经典内容，作为20世纪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基本框架的形成。由于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形式，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对我国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首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是1961年出版的，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本教科书的基本结构与苏联教科书的模式大致相同，总体上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构成，具体的由唯物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小块构成，基本内容也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中国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融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新的理论，如毛泽东哲学思想。尽管这本教科书在内容上还存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不够完善，甚至不确切等问题。但这一体系化的哲学教科书浅显易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概念和原理，使普通民众能够较快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普及和宣传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它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哲学，是对近代一切体系哲学的基本精神的超越，是对近代哲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超越。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质和历史主义原则没有得到体现，造成了认识中历史主义和实践思维方式的缺乏。
尽管如此，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一直沿用这一体系，只是个别内容有所变动，基本的框架结构及解读思维模式并没有根本的变动。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自“五四”运动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大力宣扬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紧扣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联系，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不断深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第一阶段是从五四运动之后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从唯物史观理解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杨明斋等。1919年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使中国革命发生了新的历史转变，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中国处于社会历史变革时期，中国社会急需完全不同于古老中国封建制度的理论来指导、探索中国历史变革的方向。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革命仁人志士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认为唯物史观才是指导中国走出黑暗的思想武器。因此，他们不仅自觉地接受唯物史观，而且大力宣扬和传播唯物史观，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
陈博贤是第一个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先进知识分子。他在1919年北京《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以“渊泉”的名字连续刊载了他的译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篇译文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标志着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启蒙。这一时期，如北京《晨报》副刊、上海的《新青年》等众多的报刊，发表了许多介绍、宣传和研究、应用唯物史观的文章。这些文章节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大体过程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学理的应用。《晨报》还连载了陈博贤译著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即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这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著作，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启蒙作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都自觉地阐述关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并用唯物史观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如李大钊用唯物史观重新解释新文化运动和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认为不是思想、道德、文化造成的，而是经济基础变动的原因；陈独秀则用唯物史观解释了“民主”，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主体的新民主的思想，并阐述了民主、阶级、革命、国家等政治问题。总之，当时唯物史观让中国知识分子以全新的视角认识中国现实、剖析中国问题，并且由于唯物史观自身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使得他们的分析更准确和深刻，更能揭示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更有利于指导他们的革命实践活动。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热点是辩证唯物主义，代表人物是瞿秋白、艾思奇、李达。瞿秋白是第一个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源于他在苏联的工作经历，他亲历了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高度赞扬列宁以辩证唯物主义对俄国问题的解答。所以当他回国后，就撰写并出版了一系列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讲义和论文等，在中国宣扬辩证唯物主义，并自觉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的现实和问题。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既是方法，又是革命的理论。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当时的国民革命，分析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关系，分析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认为国民革命既不由国民党，又不由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共产党联合国民党领导的。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成分复杂，既有革命的动机，一部分无产者中又充斥流氓习性，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既可以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但自身更要联合农民。瞿秋白的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与唯物史观的不同，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再仅限于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问题，打开了思维视野，同时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他开启的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实践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时代发展、资料的限制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有局限的，由于缺乏实践观，无法正确区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其他唯物主义的关系，在面对中国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时，不能作出较为准确和全面的分析，这也是他在后来革命实践中造成“左倾”思想路线错误的原因之一。 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马克思哲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通过论战，艾思奇开启了建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思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将唯物辩证法分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三者统一的整体，他在《大众哲学》中阐述了他的思想、观点，自1935年来，12年间《大众哲学》出版了32次，在中国影响非常大。他强调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性作用，强调人的活动和实践的意义，但他主要是从认识论意义来阐述实践的，这一点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深远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浅显易懂，开辟了哲学大众化、通俗化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进行了初步探索。他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非同凡响，从一定意义上讲，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鼻祖。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述不够准确、严谨和深刻，对某些观点的论述不够充分，理论层次不够高，理论范围还不够宽，有些理论存在片面甚至错误的地方，等等，但这些都不妨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巨大贡献和深远的影响。
李达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倡导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样是功勋卓著。他在艾思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唯物论”，用“实践唯物论”概括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一大进步，它既强调唯物辩证法，又突出实践在唯物论中的地位。李达主要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来理解实践的，但他更为强调实践在认识论方面的意义，“唯物辩证法，当做哲学的科学看，原是认识论，它的更进的具体化，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和自然观”[1]61。这个观点深深地影响他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对实践概念的解读。李达的“实践唯物论”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里程碑，尽管这种认识有局限和不完善的地方，但他开启了以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先河。并且他的理论被中国革命实践家，如毛泽东接受并运用指导于中国革命实践，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一阶段是从认识论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这其中也穿插了应运政治批判需要的讨论热点，如异化、人道主义、文化理论思考、生产力标准讨，等等，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认识的思维模式。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是蓬勃发展，出现了许许多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毛泽东、邓小平是突出的代表。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标志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研究转向，在《实践论》中充分体现；而邓小平倡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则是再次掀起了认识论发展的高潮。毛泽东认为，认识论、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谛所在，只有掌握了认识论、方法论，才真正学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他始终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将认识活动划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揭示它们的辩证关系，强调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揭示人的认识是无限的接近真理的过程。他还揭示了著名的认识的发展公式：“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的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2]297毛泽东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正式形成。从此，中国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核心思想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5月，中国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3]278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取得了极大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作为认识论来解读马克思，仍存在某些误解，突出的一点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历史”概念都是从认识论来理解的，这种解读在一定程度没有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一切都是认识的开始和结果，哲学所面对的是认识的结果，即表象，现存世界是不证自明的存在。这样的认识在一定程度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是在反思这一解读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进了以“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阶段。
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和发展，认识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模式，无论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发展的要求来看，还是从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来看，都应当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就要建立市场经济，就要大力发展工业，这些都诉诸人的主体性，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的。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以实践为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人们试图从各种视角解读马克思哲学，如人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是理论层面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是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确定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方向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考文献：
[1]李达.李达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关键词： 接受认同 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为两种基本路向交叉行进，一种是在认同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以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是根据中国自身的现实和时代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呈现为两种基本模式：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
对苏俄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模式，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现在把马克思哲学解读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向苏俄学习马克思主义，苏俄逐渐成为中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中国由此形成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模式。
1938年，斯大林亲自参与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标志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经典内容，作为20世纪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基本框架的形成。由于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形式，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对我国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首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是1961年出版的，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本教科书的基本结构与苏联教科书的模式大致相同，总体上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构成，具体的由唯物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小块构成，基本内容也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中国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融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新的理论，如毛泽东哲学思想。尽管这本教科书在内容上还存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不够完善，甚至不确切等问题。但这一体系化的哲学教科书浅显易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概念和原理，使普通民众能够较快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普及和宣传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它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哲学，是对近代一切体系哲学的基本精神的超越，是对近代哲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超越。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质和历史主义原则没有得到体现，造成了认识中历史主义和实践思维方式的缺乏。
尽管如此，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一直沿用这一体系，只是个别内容有所变动，基本的框架结构及解读思维模式并没有根本的变动。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自“五四”运动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大力宣扬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紧扣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联系，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不断深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第一阶段是从五四运动之后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从唯物史观理解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杨明斋等。1919年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使中国革命发生了新的历史转变，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中国处于社会历史变革时期，中国社会急需完全不同于古老中国封建制度的理论来指导、探索中国历史变革的方向。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革命仁人志士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认为唯物史观才是指导中国走出黑暗的思想武器。因此，他们不仅自觉地接受唯物史观，而且大力宣扬和传播唯物史观，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
陈博贤是第一个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先进知识分子。他在1919年北京《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以“渊泉”的名字连续刊载了他的译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篇译文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标志着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启蒙。这一时期，如北京《晨报》副刊、上海的《新青年》等众多的报刊，发表了许多介绍、宣传和研究、应用唯物史观的文章。这些文章节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大体过程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学理的应用。《晨报》还连载了陈博贤译著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即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这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著作，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启蒙作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都自觉地阐述关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并用唯物史观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如李大钊用唯物史观重新解释新文化运动和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认为不是思想、道德、文化造成的，而是经济基础变动的原因；陈独秀则用唯物史观解释了“民主”，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主体的新民主的思想，并阐述了民主、阶级、革命、国家等政治问题。总之，当时唯物史观让中国知识分子以全新的视角认识中国现实、剖析中国问题，并且由于唯物史观自身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使得他们的分析更准确和深刻，更能揭示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更有利于指导他们的革命实践活动。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热点是辩证唯物主义，代表人物是瞿秋白、艾思奇、李达。瞿秋白是第一个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源于他在苏联的工作经历，他亲历了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高度赞扬列宁以辩证唯物主义对俄国问题的解答。所以当他回国后，就撰写并出版了一系列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讲义和论文等，在中国宣扬辩证唯物主义，并自觉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的现实和问题。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既是方法，又是革命的理论。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当时的国民革命，分析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关系，分析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认为国民革命既不由国民党，又不由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共产党联合国民党领导的。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成分复杂，既有革命的动机，一部分无产者中又充斥流氓习性，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既可以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但自身更要联合农民。瞿秋白的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与唯物史观的不同，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再仅限于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问题，打开了思维视野，同时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他开启的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实践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时代发展、资料的限制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有局限的，由于缺乏实践观，无法正确区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其他唯物主义的关系，在面对中国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时，不能作出较为准确和全面的分析，这也是他在后来革命实践中造成“左倾”思想路线错误的原因之一。 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马克思哲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通过论战，艾思奇开启了建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思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将唯物辩证法分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三者统一的整体，他在《大众哲学》中阐述了他的思想、观点，自1935年来，12年间《大众哲学》出版了32次，在中国影响非常大。他强调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性作用，强调人的活动和实践的意义，但他主要是从认识论意义来阐述实践的，这一点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深远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浅显易懂，开辟了哲学大众化、通俗化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进行了初步探索。他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非同凡响，从一定意义上讲，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鼻祖。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述不够准确、严谨和深刻，对某些观点的论述不够充分，理论层次不够高，理论范围还不够宽，有些理论存在片面甚至错误的地方，等等，但这些都不妨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巨大贡献和深远的影响。
李达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倡导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样是功勋卓著。他在艾思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唯物论”，用“实践唯物论”概括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一大进步，它既强调唯物辩证法，又突出实践在唯物论中的地位。李达主要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来理解实践的，但他更为强调实践在认识论方面的意义，“唯物辩证法，当做哲学的科学看，原是认识论，它的更进的具体化，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和自然观”[1]61。这个观点深深地影响他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对实践概念的解读。李达的“实践唯物论”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里程碑，尽管这种认识有局限和不完善的地方，但他开启了以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先河。并且他的理论被中国革命实践家，如毛泽东接受并运用指导于中国革命实践，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一阶段是从认识论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这其中也穿插了应运政治批判需要的讨论热点，如异化、人道主义、文化理论思考、生产力标准讨，等等，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认识的思维模式。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是蓬勃发展，出现了许许多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毛泽东、邓小平是突出的代表。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标志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研究转向，在《实践论》中充分体现；而邓小平倡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则是再次掀起了认识论发展的高潮。毛泽东认为，认识论、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谛所在，只有掌握了认识论、方法论，才真正学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他始终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将认识活动划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揭示它们的辩证关系，强调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揭示人的认识是无限的接近真理的过程。他还揭示了著名的认识的发展公式：“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的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2]297毛泽东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正式形成。从此，中国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核心思想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5月，中国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3]278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取得了极大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作为认识论来解读马克思，仍存在某些误解，突出的一点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历史”概念都是从认识论来理解的，这种解读在一定程度没有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一切都是认识的开始和结果，哲学所面对的是认识的结果，即表象，现存世界是不证自明的存在。这样的认识在一定程度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是在反思这一解读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进了以“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阶段。
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和发展，认识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模式，无论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发展的要求来看，还是从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来看，都应当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就要建立市场经济，就要大力发展工业，这些都诉诸人的主体性，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的。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以实践为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人们试图从各种视角解读马克思哲学，如人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是理论层面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是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确定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方向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考文献：
[1]李达.李达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