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年底，自小喜欢动物的花蚀利用4个月时间，走遍了国内41座城市56家动物园，并将沿途所观、所感结集为《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一书，于2021年1月出版。在书中，这位32岁的动物园狂热爱好者说，能把动物养好才是好的动物园，“吐槽”国内动物园场馆、饲养的各种不足，告诉公众该如何逛动物园。
　　动物园设计师、北京动物园饲养队技术员张恩权在给花蚀此书的序言中写道：逛动物园本来就是正经事，只可惜，不正经的动物园太多了。在张恩权等人编著的《图解动物园设计中》 一书中提及：近20年来，中国大地上兴建了众多动物园，整体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在下降。内地动物园未能实现从传统动物园向现代动物园的转型，与国际动物园行业的迅速发展反差过大。

设计的死穴

　　在两年多前的全国动物园之旅中，花蚀唯一未能成行的是太原动物园，当时适值太原动物园闭园改造，总投资预计达30.34亿元，园区面积比原来扩大近一倍，达2000余亩。去年国庆前，太原动物园开门迎客，今年3月，花蚀访问了这家重金打造的动物园。他发现，动物的场馆大多大得令人称奇，给了动物们足够宽阔的活动空间。河马馆室内运动场比很多动物园的室外运动场要大，大象馆是园内单体建筑最大的馆舍，占地7000多平方米，自然光能透过玻璃穹顶洒入室内。园内很多建筑还参考了欧洲动物园的建筑外形。
　　但太原动物园的问题在于，除了外壳，很多场馆内的设计极其糟糕。花蚀解释说，在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的大象馆，大象脚踏的是土地，展区内还有供其玩耍的沙堆。在模仿了哥本哈根动物园大象馆的太原动物园，大象每天脚踩的是坚硬的水泥地，空荡荡的展室内，围绕其身边的只有钢筋混凝土的柱子，“环境过于单调”。到了北方冬天，大象必然要在室内度过，需要给其配备蹭痒玩具，训练取食的装置，使其生活丰富起来，否则场馆“也只是足够大的监狱”。
　　动物园的设计师不懂动物及动物园，没有考虑动物的活动及特点、饲养员对动物的管理及照顾，这首先与国内动物园的历史有关。1950～1970年代，全国各大城市建设了一批大型公园，其中很多公园内会开辟出一片区域用于饲养和展示野生动物，此后外迁成为独立的动物园，一些城市还设立了单独的动物园。到1983年底，全国各地相继建成的动物园或具有一定规模动物展区的综合性公园共135处。这些动物园的主管部门是各地建设行政部门及园林局，其性质被定义为专类公园，它们的管理、建设多会按照公园的路子。而近些年来，各地动物园园长又极少是动物学相关学科出身，因此在园林绿化、道路修复上会投入更多资金，对动物福利关注较少。太原动物园总绿化景观面积达70.2万平方米，超过整个动物园面积的一半。
　　与此同时，国内动物园设计专业人才稀缺，由于业务量难以支撑发展，国内并没有一家专门致力于动物园设计的建筑设计机构。目前，绝大多数动物园设计方案源于园林设计院，“他们只能将公园设计做得非常棒。”花蚀说。在国外，相关从业人员以成立工作室和有机会同时参与到多个项目中等更灵活的方式投身于动物园设计中，得以不断积累和沉淀。太原动物园改造提升工程中标单位为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一位动物园行业不愿具名的资深人士指出，这个设计就像到欧洲各家动物园转了一圈，把人家外壳抄了一遍。
　　近年出圈的南京红山动物园园林建设部长马可是中国动物园协会设计组组长，主导和参与了红山园内亚洲灵长馆、狼馆、中华猫科馆等诸多场馆的改造。马可说，在国外虽然有动物园设计团队，英国等一些国家也开设相关专业，但动物园设计毕竟是小众行业，世界范围内，好的设计更大程度依赖于动物园自身，动物园要内部人员自我成长，积极参与设计。
　　在马可的观察中，相比国外，国内动物园空间利用率不高。而且，之前很多动物园是平地起场馆，没有利用地势，只是将平地及更多区域留给游客。场馆间相距较远，游客沿着各个游览点逛一圈。国外动物园则会将空间尽量留给动物，“只留必要通道给游客，道路两旁都是动物运动场”。由于没有成熟的设计体系，国内动物园看上去很雷同，“很多都是小的、老旧、传统的笼舍林立”。
　　在花蚀看来，大并不是一个动物园必须的要素。太原动物园改造很大一部分投资，实际上用于征地，剩余部分才用于场馆修建。花蚀曾去过伦敦动物园、莫斯科动物园，占地分别为15公顷、21.5公顷，仅相当于太原动物园面积的1/9和1/6，但由于展示密度高，动物行为丰富，让人仿佛掉进了时间黑洞，怎么看都逛不完。伦敦动物园舍弃了大象展示，但金刚猩猩外舍异常复杂的爬架和恰到好处的植被，彰显着英国人的园艺天赋。这片展区，还有白顶白眉猴、黑白疣猴等小型非洲动物相伴。伦敦动物园雨林动物区是一个巨大室内温室，爬架和热带植物有三层楼高，金狮狨等小型灵长类在高处，盔凤冠雉等大型鸟类在下层，对空间充分利用。
　　对动物的笼舍丰盈，同时丰富其生活内容，使动物保持身心健康的动态过程称为丰容。1907年，在德国汉堡，子承父业的动物商人和马戏团主哈根贝克创建了“全景式”动物园，即让动物处于更开敞、与自然环境相仿的复杂人工环境中，这为日后的动物园展示设计奠定基础。1920年代起，就有欧美国家动物園的饲养员开始尝试丰容。到1980年代，西方国家在动物园笼舍中已构建起动物与生态元素间的关系。在中国内地，直到2010年前后，丰容才在一些动物园中转化为实践。

止不住的投喂和动物表演

　　十多年前，在中国地质大学学习生物学期间，花蚀曾到武汉动物园实习，在熊山看到两头白熊。两头熊各自找一个角落，面朝游客，疯狂地甩着脑袋。一头左右甩，大脑袋在栏杆上磨来磨去，另一头脑袋上下甩，两只爪子在两腿之间疯狂摩擦。这是花蚀第一次知道刻板行为，刻板行为往往正是因动物所生活的环境过于单调所导致。今年2月，太原动物园象馆一头大象背靠墙壁，来回不停摇头甩鼻的视频引发热议，园方回应称，这正是大象的刻板行为，即动物无聊地重复某一动作。 　　国内动物园中，动物另一个常见的非自然行为是乞食。花蚀说，这和国内民众特有的投喂习惯有关，而投喂习惯的养成又与坑式场馆脱不了关系。坑式场馆的设计是为了便于控制动物，防止其跑出。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盛行的展示方式经苏联引入国内。坑式设计赋予了游客投喂的地理优势，环视视角的单一观赏角度又刺激着游客的投喂冲动。随着世界范围内动物园场馆设计的不断演进和公众理念的提升，到上世纪90年代，国外动物园投喂现象逐步消失。但在国内，两者进阶皆较为滞缓，投喂现象不止。
　　让投喂“源远流长”的因素还有来自市场的巨大推动力。20世纪末，随着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位于城市中心的动物园或动物角不少外移到距城区几十公里的郊外，摇身一变，成为名义上的野生动物园，主管部门变为国家林业局。其中部分动物园改制，由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变民营动物园或进行企业化运营。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这些动物园会更鼓励花钱投喂。
　　“我不认为动物园内该设有投喂区，”花蚀说，“这会让游客觉得动物园里可以投喂，最后很难将投喂限定在家畜区。”在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动物园的儿童动物园，游客也可以投喂小羊、兔子、小马等可以较长时间少量进食的动物，但只能在特定时间内。最关键的是，儿童动物园与中央公园动物园分隔在不同区域，中央公园动物园内严禁投喂，这会让游客清晰知道投喂的界限。
　　让花蚀更加堵心的，是各地动物园内开展的动物表演，这样的表演实质上更多是马戏。2013年颁布的《全国动物园发展纲要》，提出要杜绝各类动物表演。但此后，各地动物园给马戏表演换上了“动物行为展示”的马甲。

公众关注促使动物园改进

　　改革开放后20多年间，中国动物园行业与国外同行交流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白亚丽是红山动物园宣传教育部部长，2000年大学毕业后，冲着事业单位的稳定来到动物园。最初在办公室过着每天“聊天、嗑瓜子”的日子，工作一潭死水，“没有人要求和引导你做什么”。直到2006年，中国动物园协会和美国动物园协会开展交流互访活动，亚特兰大动物园到中国举办动物保护教育培训，白亚丽第一次接触到国外的先进理念。
　　2008年底，沈志军到红山动物园当园长，学植物学的他开始带领全园改造场馆、开展丰容。作为事业单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动物园要承担消化、吸收社会人员的功能。但对于一家想要从传统转型为现代的动物园来说，饲养员知识和文化水平的欠缺会成为吸收科学和先进理念的阻碍。
　　动物园设计师、北京动物园饲养队技术员张恩权说过一句话：公众关注，是动物园前进的唯一动力。
　　1828年，世界上第一座本着科学研究目的建造的现代动物园——英国伦敦动物园落成。两百多年间，国际上动物园已发展成休闲娱乐、易地保护、科学研究和自然教育的综合体。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WAZA）2015年对动物园有了最新定位——“核心目标是物种保护，但其核心行动是实现积极的动物福利”。
　　迄今为止，全国各地有一定规模的动物园不下300家，占全球动物园总数五分之一，每年接待游客超过1亿人次。但过去30年间，中国内地动物园发展几乎游离于世界大环境之外，目前，内地只有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一家加入WAZA。
　　和国外以及国内港澳台地区的动物园相比，内地动物园的自然教育与之有着明显差距。花蚀说，在台北市立动物园的穿山甲展区，会配备一个包含着穿山甲模型的透明塑料球，游客从小小孔洞中伸进手指，就能摸到穿山甲温润的甲片，这样就能感知穿山甲的手感。广东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则准备了一只病死考拉的皮毛标本，让自然自己介绍自己。在武汉动物园，经花蚀提议，还配备了熊猫屎的展品。为了让游客更生动了解穿山甲的取食过程，台北市立動物园还会给穿山甲准备一个透明的长条食盒，这样游客就能看到穿山甲伸出的长长的舌头。
　　让花蚀印象深刻还有动物园里关于台北赤蛙的一张保护图片，展示了保护台北赤蛙，也就是在保护其周边的环境，进而还能像伞一样保护周围其他物种。这在生态学上称为“伞护种”。实际上，丰容、给动物创造如栖息地般的环境正是让游客理解动物和周遭环境的关系，人类影响环境进而又会对动物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保护动物的栖息地。在西方动物园界，有一篇被誉为行业圣经的《如何展示一只牛蛙》的文章，也阐述着动物与周遭环境的紧密相连。
　　但实际上，国内动物园在做着与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相悖的事。前述业内资深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国内动物园，有着很多鸟语林、鸟罩棚的展区，由于展区内不具备繁殖条件，每年要补充、更换一批鸟，大量鸟的来源是野外，“我们野外捕捉的成本比国际贸易成本要低得多，很多人到野外捕野鸟，再卖给动物园”。这一现象更为严重的是国内两栖爬行动物馆。在国内动物园，不少两爬馆都是外包，这便于动物园对两栖动物的买卖可以免责。国内两栖动物的保护并不佳，动物园里两爬馆饲养管理水平也最差，每年场馆要从野外换一批动物，“国内动物园里两爬馆对于动物保护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很多情况下，动物园是毁灭动物的帮凶”。

“原罪之地”

　　对于任何一家一流动物园来说，助力珍稀动物的繁殖、保护，甚至凭借自己的繁育实力反哺大自然，都是其使命，台北市立动物园如是、新加坡动物园也如此。1955年，北京动物园即着手珍稀动物繁殖饲养的科研工作。1960年，北京动物园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1988年，又设立了北京动物园科学技术研究所。1980年代，中国著名鸟类学家、北京动物园李福来攻克了朱鹮人工养殖技术，并将技术推广到野外，促成朱鹮这一珍稀种群的增殖。但到20世纪末，北动科研所无声消失，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合作逐渐减少。在中国内地，现今能发挥科研作用的动物园仅剩几家，绝大多数动物园都在休闲娱乐的赛道上飞驰。
　　20世纪末，国内竞相掀起轻视本土物种，引进国外“珍禽异兽”风潮，非洲狮、大象、长颈鹿成为国内动物园的常客。“在中国动物园看非洲动物这是件很奇妙的事情。”花蚀说。在沈志军看来，相隔万里，又何谈对于这些动物生存环境的保护。2016年，包括上海野生动物园、杭州野生动物园在内的一批动物园，组团从津巴布韦进口了35头非洲幼象。
　　相比之下，台北市立动物园建立有台湾动物区，饲养了21种台湾本土物种，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穿山甲人工繁育的动物园。过去两年里，上海动物园开放了内地第一个系统性介绍本土动物的展区，红山动物园的本土馆预计将于今年国庆前后开放。花蚀说，国内动物园种群管理工作也做得不好，比如说浣熊动物的近亲繁殖就特别严重。
　　早在1940年代，动物园生物学科的建立就已阐明了动物园应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我们一定要追溯源头，否则，未来几十年中国动物园行业的发展依旧会一片混沌。”前述业内资深人士说。花蚀认为，动物园是个有原罪的地方，毕竟它剥夺了动物的自由。张恩权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如果没有动物园，一个人如果想要看到一个中型动物园里面的所有野生动物，要走29000公里。如果动物园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意义的话，花蚀说，只有当它转变成为现代动物园，才能面对自身的原罪。
　　（参考资料：《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图解动物园设计》《动物园野生动物行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