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几千年来哺育了黄河流域亿万劳动人民，关于黄河的诗篇和故事一代代层出不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内外学者撰写的有关黄河的著述繁多，其中由辛德勇教授于20年前撰写的《黄河史话》，经历多次再版加印，时至今日仍然能够深深地打动读者。
　　《黄河史话》是《中华文明史话丛书》的一个分册。这套丛书规模恢宏，涵盖广泛，内容丰富，是一套大型的普及性学术丛书。全書百册，分别从经济、政治、军事、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礼俗等不同方面，对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中华文明史话丛书》以其独特的选题视角、优秀的作者阵容、坚实的学术基础和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述，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研究课题、“九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黄河史话》一书讲述了黄河的源流、黄河河道的变迁和水患的成因，以及中国古代历史上对黄河的治理和利用。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为“河源的探索”“九地黄流乱注”“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宣房塞兮万福来”“直是万顷黄金钱”，用诗一样的语言，基于严谨的历史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从黄河的源流、变迁无常的河道、造成黄河下游河道动荡迁徙的种种原因、历朝历代如何治理黄河、黄河滋育的中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描绘和论述。
　　历史上，黄河水患频发，根据《黄河史话》一书的记载，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频度高、幅度大、历时久，流路极为繁多，但是综合考察其变迁过程，可以发现河道的演化存在着一定的规律。而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是与地质构造历史、流域地貌形态、河流地貌结构以及河床演变过程等各种因素密不可分的。然而，除了这些自然因素以外，人为因素对于黄河下游河道的决溢和游荡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从总体上说，人为因素主要是以固定和维护河道为主，但当封建王朝出现严重动荡或者走向衰败之时，往往会因无暇顾及忽视对河道的治理和维护，从而导致河道决徙的加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如战争中，人们又会选择借黄河及其支流的水势来赢得战斗，人为地造成河流的决口改道。此外，不适当的治河方法，也会对黄河治理起到反作用，从而加剧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复杂性。辛教授在书中具体介绍了黄河水患频发的一系列原因。黄河下游河道动荡最主要和直接的原因就是河床内泥沙淤积速度过快、淤积量过大。尽管这一过程发生在人类出现以前，但人类的出现以及活动对这一自然过程无疑产生了黄河流域加速侵蚀的作用。具体来说，主要是人类的农耕活动破坏了原始的植被而使土壤失去了保护。中国历史上农耕区域的扩展和变迁，直接决定了侵蚀量的变化。秦和西汉“实关中”“戍边郡”两项强制移民政策使得黄土高原的土地被大量开垦，而此后东汉到隋唐以前则是北方少数民族及其游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唐代黄土高原因土地兼并等又使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宋代边防驻军的屯垦，更是加剧了对植被的破坏。到了金元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经济有所萎缩，牧区有所扩展，垦殖活动较之唐宋稍有退减。但到了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农业则有了超越以往朝代的更大发展。为了治理黄河，历朝历代涌现出不少英雄人物，书中介绍了大禹、贾让、王景、潘季驯、胡定等治水能人。这些先贤治水的往事，不仅使读者为之敬佩，感念其治水之德能，亦使人深思。
　　书中记载，从殷商时起，直到唐代前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基本上一直是在黄河流域。自唐代后期起，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才逐渐赶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黄河流域，经济、文化的中心开始南移。但是，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国都，却大多设在北方的黄河流域。据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建者之一的谭其骧院士考定，早在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最初就我国众多古都论定其规格等级时，“五大古都”中的北京、南京、西安、洛阳、开封，只有南京一处在长江流域。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又陆续加进杭州、安阳、郑州，形成“中国八大古都”，南方也只增加了一个杭州，而这两地又不是统一王朝的都城。这也足以说明，黄河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滋养作用。可见，黄河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两面性：既有造成水患灾害的一面，又有促进民族和文化发展的一面，且显然，只要坚持对黄河的科学治理和开发利用，一定会利大于弊。在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的今天，黄河文明得以传承至今，对黄河自然规律的认识和遵循、对黄河治理的重视和审慎，当是先贤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在当今的时代，我们仍然要以史为鉴、遵循规律、敬畏自然。
　　作者简介：李璜（ 1984—） ，女，辽宁抚顺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满族史、出版传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