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段2分11秒的视频中，一名五六岁的男孩上身被绳索捆着关在屋里，4名中学生模样的男生四处追打他，还把点燃的烟头扔到他衣服里。男孩哭泣求饶，也无济于事……
　　在另一段视频中，一名穿蓝色牛仔背带裤的女孩跪在地上，旁边围着几名女生。她们连番对下跪女孩扇耳光，用脚踹，一边嬉笑，一边骂着脏话。而被打女孩一语不发，上身挺直，双手护着脸。2分38秒，下跪女孩起身，却被一名女孩扯住头发，其余女孩则继续对她扇耳光、踹身体，其中一个女孩还拿起矿泉水瓶和拖鞋砸她脑袋。5分5秒，打累了的几名女孩开始要求下跪女孩自扇耳光……
　　这些天里，校园暴力——这个残酷的词语占据了人们的视线。除了这两起分别发生在浙江庆元、江西永新的校园暴力，类似事件在近期屡屡出现：安徽蚌埠，仅有7人的班级里，班干部借“权力”横行霸道，向同学索要财物，甚至逼人喝尿;江苏南京，初中生被高年级学生索要钱物，拒绝后遭到殴打，被逼自扇耳光、吸食大便;广东汕尾，一名初中女生被10名女生扒衣服殴打，并被拍裸照、视频上传网络……
　　施暴者的凶狠、残忍与嬉笑，受害者的惊恐、无奈以及闪着泪光的眼睛，让每个人不寒而栗。校园里，不仅有花季、静谧，还有冷酷和凌辱。这些孩子的年龄，与他们的所作所为，形成的反差触目惊心。是什么造成校园暴力频发？这个毒瘤能不能清除？如何还校园一方净土？
　　5年来，她第八次住进精神病院
　　2014年2月底一天，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精神病医院，小华穿着蓝白相间的病号服，在父亲邢丕昌的陪伴下，走进了护理区。因为经常服用含有激素的药，这个23岁的女孩有些胖，余晖透过玻璃洒在她的脸上，沉默而平静——她被诊断为精神残疾二级，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基本不与人交往。5年来，这是她第八次住进精神病院了。

　　小华出生在大姚县一户农家，她曾写道：“我长大后希望成为一名女警察，虽然这份工作危险而辛苦。”最终，家人决定让小华去云南东方中医药中等专业学校学护理，因为毕业后可以去县医院工作。
　　但一次校园暴力事件改变了小华的命运，也让这个家庭从此一落千丈。
　　2009年9月25日上晚自习前，小华与同学小凤和小仙在教室里追打，跑到讲台时，小凤摔了一跤，拍灰尘时灰尘落在了小华身上。两人发生口角。9月28日晚10点半宿舍熄灯后，小凤和7名室友来到小华宿舍。“她们用恶毒的语言对我女儿进行挑衅和侮辱。小凤还叫我女儿下跪，并说20声‘对不起’，我女儿没答应。小凤就将她的旅行包丢在地上，另一名同学还将我女儿的眼镜摘了丢在床上，用石榴皮打她。”这些都是邢丕昌在事发很多天后听女儿说的。“我女儿只能反抗，然而8人蜂拥而上控制住她，直到孩子被逼得跪着说了35声‘对不起’。但即便这样，她们还是不肯罢休，用手机拍下了我女儿下跪的动作后才离开宿舍。”
　　之后，小华精神出现异常。邢丕昌将8名学生和学校告上法庭， 诉讼还在继续，小华的病却越来越重。每次病情有所缓解后，没过几个月，又开始反复，住院时间一次长过一次。为让小华多与外界接触，家人带她散步，可她根本不看路，好几次差点被撞;有时出去她还会打人，家里为此出了不少医药费。
　　邢丕昌几乎切断了和老家亲朋好友的联系。“女儿得了精神病，传出去不好。”偶尔碰到熟人，他就只能应付说“孩子出去打工了”。
　　显现于学校，根源在家庭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宋雁慧从2001年开始关注校园暴力，曾在北京朝阳区一所中学扎根3年。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2003年，浙江大学针对校园暴力做的一份调查显示：87.3%的学生承认曾遭遇暴力行为。2009年，广东东莞的一项校园暴力调查显示，900名学生中有26%承认自己曾遭遇校园暴力。校园暴力的确一直存在，但并没有像人们感觉中那样明显增多。”在对北京多所中学的调查中，她发现：“在相对较差的学校，至少受到一次校园暴力的学生比例占38.9%;而在其他学校，受到校园暴力的学生占14.7%。平均起来大概20%多点。”
　　北京通州区法院少年庭副庭长于俊平从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多年，他也表示校园暴力案件没有明显增长趋势：2010年左右，少年庭一年审理的本辖区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大约有七八十件，涉及100多人，而这几年降到五六十件。
　　让宋雁慧感到很苦恼的是，国内目前欠缺对校园暴力的整体统计，而且现有的数据统计标准也不同。“美国教育部与司法部每年都会发一个《校园安全与犯罪指南》，包括因暴力致死多少人，欺负、偷盗的比例有多少。单看媒体报道，你也会觉得美国校园非常不安全。但看了这个权威报告，从1992年到现在，你可以明显看到下降的趋势。如果想让学生和家长放心，就应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统计数据。”
　　相比从前，宋雁慧认为，现在的校园暴力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首先是“女生暴力”占了较大的部分，折磨的方式通常与性、身体侮辱有关。其次是“网络暴力”流行，发短信发网帖，对受害人进行言语攻击，或上传受害人被侮辱的照片、视频等。还有就是，校园暴力并不是平均分布在各学校的，而是多发生在寄宿制学校。
　　她还发现，校园暴力与亲子关系疏离紧密相关，“校园暴力，显现于学校，但根源是在家庭。”
　　2013年5月7日，湖南常德石门县雁池中心小学发生一起校园暴力案。因为没有听从寝室“老大”的话，拒绝参与打架，六年级女生兰兰遭到了3名女生的围殴，脾脏破裂被摘除。而事实上，在这之前，兰兰已经遭遇了长达两年的校园暴力。“不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是留守儿童。”该校校长黄国栋说，孩子父母都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带大。“班级中六成是留守儿童。有时想打电话和父母沟通，拨过去发现联系不上。”在班主任田国荣看来，现在这些学生性格都比较暴躁，很难管，“遇到事就喜欢一个耳光扇过去，很少沟通。” 　　“离开了父母，没有感情的依托，更没有精神的指导。孩子们很容易成为脱缰的野马，或者沉默隐忍，或者变成施暴者。”宋雁慧说。欺负兰兰最厉害的唐娟，曾经看到一群高年级男生准备欺负人时向老师报告，被老师制止了。事后，她被这群男生一脚踹翻在地。“后来，我想我要自己保护自己。”就这样，这个女孩学会了扇人耳光。
　　沉默是最坏的选择
　　近期在美国也发生了中国留学生殴打、虐待同学的事件，如果罪行成立，施暴者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而在国内，施暴者常因为是未成年人而免于惩罚。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我国《刑法》规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会追究刑事责任，满14不满16周岁的，也只有8种严重犯罪才会追究刑事责任。由于年龄问题，很多孩子实施校园暴力却不会受到司法部门的惩罚，这也容易使孩子形成藐视法律的心态。
　　对此，宋雁慧则持相反的态度，“我认为还是应该从轻从缓。因为那些施暴者也是受害者，是教育失败的受害者，失去了监管，失去了社会约束系统，他才走向歧途。”她曾对校园暴力中的旁观者做过一项调查，她发现他们不仅法律意识淡漠，而且对道德良知等行为准则缺乏基本的认知。感慨之余，她认为，“重罚解决不了问题，需要靠社会各方面力量来帮助孩子们有法律意识，有行为准则的认知。”
　　如果说对于施暴者大家更关心的是要严惩还是教育，那对于受害者来说，急需改变的是他们的沉默。一份针对超过700名学生的调查显示，当自身遭受暴力时，接近一半的学生选择了沉默或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事实上，沉默是最坏的选择。除了毁了自己的生活以外，别无益处。
　　2004年，在美国发生过一起校园性侵事件。威斯康星大学的一年级新生劳拉？邓恩去参加社团活动的派对，此前很少喝酒的她这次喝多了，两个男生在送她回家时侵犯了她。一开始，邓恩选择了保持沉默，同时感到自责、无助和沮丧，生活乱成一团，相恋4年的男友也不得不分手。
　　2005年，邓恩决定向学校报告此事。当时已经距离事情发生过去了15个月，她必须无数次向调查者陈述同样的细节，反复回忆那段痛苦的往事。直到一位来自公共道德中心的记者想调查大学校园性侵害情况而联系她，事情才有所起色。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促成奥巴马总统于2013年签署了《终结校园性暴力法案》。
　　“沉默，是怕不被同伴接纳，有个很重要的叫同伴支持系统。80%的校园暴力是有旁观者的，这个系统就是教给旁观者看到校园暴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帮助受害者。很多国家在推行这个方案，很有效果。”宋雁慧还建议学校也要采取科学的应急事件处理方法，“现在学校都是凭经验在做，这并不科学。应急处理应该包括前期资料收集，心理辅导小组、法律小组为受害学生提供帮助，对施暴学生怎么处理，在平复期怎么给学生和家长做心理疏导。”
　　说到这里，宋雁慧颇有些无奈：“我关注校园暴力15年了，硕士、博士论文放在那，不会有人采纳，也不会有人看。希望网络曝光的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能让教育不再只关心升学率，也关注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良知和怜悯之心，让政府、学校、社会组织以及民众能真正行动起来，不要再只是一阵风了。”
　　链接
　　防范校园暴力，外国怎么做？

　　日本 在日本，近九成学生曾遭欺凌。今年2月，13岁男孩上村辽太被3名高年级学生杀害。2013年6月，《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通过。中小学生遭欺凌时可拨打24小时热线，社工会辅导受害学生，学校定期开展对学生的相关教育。
　　韩国 韩国教育部决定，向中小学生提供免费“警卫服务”。只要学生向学校或教育厅提出身边保护的申请，政府就会安排“警卫”到学校或特定地点保护学生。
　　美国 在美国，六年级到八年级的校园暴力最为严重。学校对暴力十分重视，每年会定期培训教师如何处理暴力事件，下发指导材料。对学生也会有预防性的教育，告知他们学校的有关规章。
　　加拿大 2013年6月，加拿大政府宣布了新的全国反欺凌和反歧视计划。该计划旨在培训数以千计的年轻人，让他们在各自的社区办反欺凌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