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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国家实行粮食订购与议价收购相结合的政策。应城县农民杨小运提出超卖万斤粮求购一辆自行车的倡议得到政府的支持。各级主流媒体及时宣传报道这一事件，引起全社会（包括西方媒体）的关注和热议。这是一则由新闻工作者捕捉到的具有重大时代内涵的社会新闻，充分挖掘出隐藏在新闻现象深处的新闻本质价值，说明新闻发现力在新聞职业及岗位中的极端重要性。新闻工作者须时刻谨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不断挖掘好新闻，为人民鼓劲，为时代喝彩，为中国梦加油！
[关键词] 家庭联产承包；杨小运；杨小运报道；新闻发现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G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8-010-05
早在中美贸易战之前，习总书记就强调：“中国的饭碗一定要端在自己的手里，碗里面主要装中国的粮食，或者说我们有能力生产出足够的粮食。”[1]此话内涵十分丰富，揭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中国精神。
这让笔者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轰动国内外的《杨小运愿向国家超卖万斤粮——只求买到一辆“永久”自行车》重大新闻事件报道及各大媒体掀起的“新闻战”。而且，蕴含其中的重大时代新闻价值，就是由思想先进、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们由表及里发掘出来的。
杨小运报道产生的前前后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农村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终于真正有了生产积极性和自主经营权。特别是国家逐步较大幅度提高了大宗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短短数年内，我国的粮棉油和农副土特产品史无前例地连年丰收，“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2]。这中间，甚至还出现了因对农村大好形势估计不足，导致农副产品收购资金和仓储供应不足而对农民“打白条”，以及“卖粮难”的问题。
1981年，是湖北省应城县（现为应城市）农村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年。当年风调雨顺，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到 8月20日左右，夏粮和早稻已完成全部定购任务的 90% 以上，是孝感地区完成粮食任务最快的县。
20 世纪 80 年代初，粮食购销政策是定购与“卖爱国粮”的议价相结合。由于那时我国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粮食是“卖方市场”的紧俏货，当年稻谷的市场行情收购价比定价高 50%，因此各级干部担心农民丰收后不向国家出售余粮。为此，应城县杨河区委召开了全区大、小队干部会议，动员农民丰收以后多向国家卖余粮。大堰生产队共青团员、青年农民杨小运正在筹办婚事，已经有了当时时髦和流行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中的“二转一响”，就差辆适合农村用的永久牌51型载重自行车。不久，他在田头遇见了区委书记夏华树，就“打赌式”地说：“我家还可以超卖万斤粮，只要求国家供应给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3]
杨小运的这个朴素要求，很快引起了县政府的重视。9 月初，经与县财办议定，决定从全县计划供应不多的自行车指标中拿出 50 辆，连同一批农民需要的蝴蝶牌缝纫机等，奖售给全县超卖粮食较多的农民。
当时在县委宣传部担任新闻干事的胡幼俊，笔名古月，新闻敏感非同一般。当他得知县委、县政府即将出台鼓励农民多卖粮给国家的这个举措后，就以杨小运向区委夏书记提要求开头，写了一篇新闻稿寄给《孝感报》。孝感报社总编辑张仲彩的“新闻鼻”更是不凡，亲自“操刀”，很快编排了《杨小运愿向国家超卖万斤粮——只求买到一辆“永久”自行车》的消息，在一版头条位置配评论发表。紧接着，又登出应城县委、县政府满足杨小运要求的答复电。被《湖北日报》《人民日报》很快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随即播出。
新闻传播功能和舆论导向作用之大，远远超出了应城县干部、群众的想象力。上海自行车一厂、上海缝纫机一厂等通过报纸、电台等媒体，向应城县政府致电，并向应城农民的“挑战”发出“应战”。接着，上海自行车一厂厂长王永昌带队来应城。他解释，因为国营生产企业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生产原材料、自行车产品的物资供应、调拨运销等，企业并没有自主权。他还披露：“对满足杨小运的要求这件事，上海人的思想认识并不都一致。但是我们厂党委、全体职工的意见是统一的，上交国家 280 万辆车子任务不减，应城县凡是超卖万斤粮的农户，我们都负责供应一辆自行车，由我们厂加班以超产的数字来满足！”第三天上午，王永昌一行到大堰生产队看望杨小运，上海自行车厂工人工程师、市劳动模范王新福还和杨小运结成了工农之间为国家努力生产、多作贡献的竞赛对子。
1981 年12 月10 日，应城县隆重召开奖售兑现大会。按照县政府的承诺并结合本人愿望，首次按低于市场价格给超卖多、贡献大的 341个生产队（单位）、2186 户共奖售2600多辆自行车、上百部飞人牌缝纫机和少量金星牌电视机，以及木船、木材、机电等物资。杨小运的一个打赌，使得千百位“杨小运”称心如愿，笑逐颜开。
从当天晚上开始，国内外众多媒体不约而同，又开始了第二轮对“杨小运现象”报道的新闻竞争战。
这一年，应城共有1232户向国家交售万斤粮，151户交售上千斤芝麻，143户交售上千斤鲜蛋，22户交售上千斤皮棉，12 户交售上千斤鲜鱼。这一年，全县史无前例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亿多斤。
是记者发掘出“杨小运”的报道价值
当地人戏说，“杨小运撞上了大运！”据说，当时应城县委宣传部新闻干事胡幼俊把稿件寄给《孝感报》后，报社总编辑张仲彩刚赶到应城，问胡幼俊有什么好新闻线索？胡幼俊拿出“杨小运报道”一文的底稿对张总编说，刚把此稿寄给《孝感报》编辑部。张总编二话不说打道回府，急忙从某位编辑的“字纸篓”里把这篇稿子扒了出来——一篇险遭“枪毙”的稿子终于重见天日。张仲彩，这位全国地市级报社中首批被评定为正高级新闻职称的第一人，他对这个重大报道的处理精明独到，他和他的同事也被业内同仁称之为“中国新闻改革的排头兵” [4]。他在申报职称时获得了新闻界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委们的全票通过。 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杨小运报道”的正确舆论引导作用。省委宣传部还组织了由湖北日报、省电台、电视台骨干力量组成的报道专班，分赴应城、上海等地深入采访，跟踪报道。
1982年春节后，“明星人物”杨小运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即将赴京参加全国“两会”。笔者在孝感宾馆对这位瘦瘦高高的青年农民进行采访，当时心里还在想：在和区委夏书记“击掌打赌”时，他应该不理解城乡工农产品交换、消费之间相互促进，以及最大限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这些深刻道理。我无意贬低当时农民的思想境界和觉悟，是否可以这么说，杨小运当时在主观上没想得这么深远，但的的确确在客观上触动和助推了社会和人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思想转变，以及供给侧改革方面的思考和探索。
新闻发现力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杨小运报道”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新闻的报道价值，首先是基层新闻通讯员胡幼俊和地市新闻工作者张仲彩发掘出来的，进而引发国家级层面的新闻报道事件。这个新闻从发现到发酵，无一不与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敏感度有关。换言之，这就是新闻发现力。
新闻发现力是新闻工作者应具有的第一基本功，也是新闻职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新闻天天有，每天都发生，无处不存在，为什么有的记者发现不了，发现了却抓不住，抓住了却又写得很肤浅、不生动？写新闻当然需要文字技巧、谋篇布局，但新闻发现力终归是第一位的。新闻发现力是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思维方式和从业经验积累等综合能力的体现。
还记得“杨小运报道”后第二年5月中旬的一个中午，笔者从《参考消息》第二版中右部看到美联社记者就“杨小运卖粮求购自行车”一事写的述评《中国的农业向工业提出了挑战》时，赞叹不已：这篇外电的标题，超高水平地发掘出了“杨小运报道”最核心、最深透、最本质的新闻价值！随后，我国城市综合体制改革的帷幕开始波澜壮阔地拉开——这就是从“杨小运故事”里面，牵扯出来的更大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撇开西方媒体的价值取向及有色眼镜，我们不得不借鉴西方同仁的职业敏度、视觉睿度、专业精度等优秀的素养。
2007年10月中旬，笔者在应城宾馆又见到了年届七旬的老新闻工作者胡幼俊，稱赞他当年对“杨小运现象”报道打响的第一枪，也谈到了美联社那位睿智记者的难忘标题。尽管40年过去了，但“杨小运报道”仍然对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如何与时俱进地深刻发掘新时代的重大报道主题，颇有教益和启迪。
首先，新闻现象与充分发掘隐藏在新闻现象深处的新闻本质价值，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剥皮直至内核的思想逻辑过程。记者判断新闻价值是大是小，往往并不取决于新闻事件规模大小及其参与人数多少等等，这也是新闻教科书上所说，“一滴水里也能见太阳”的深刻含义。
其次，准确选择新闻切口至关重要。因为“寓理于事、寓事于形”地讲好中国故事，都需要记者“心中有数”。既需要具备新闻理论与新闻写作表达手法的基本功，更需要把自身所掌握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等基本理论与人民群众的现实火热生活紧密联系并融会贯通，既不能“照本宣科”，也不能“观点加例子”式的生搬硬套。“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现在有些媒体之所以“举目四望茫茫一片”，用动态新闻等应付工作而难出名篇，说千道万都离不开“心中无数”。
另外，“杨小运报道”还告诉我们一种思维方式，新闻发现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善于抓住矛盾两个方面的内在本质和有机联系。城市居民需要的粮食与农业丰收以后农民急需名牌自行车，说到底就是工农产品彼此等价交换、彼此消费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经济规律常识。关键在于，没有客观事物之间彼此的相互联系和深入“寻道”，新闻发现力就不会自己跳出来。当然，不可无视当时大环境的状况，不可苛求那时的新闻同仁的所谓新闻敏感及其他。
昨日新闻，今朝史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近些年来，尽管市场粮价基本保持稳定，但粮食安全仍须警钟长鸣。我国的18亿亩耕地红线已被突破，有些农村已经开始出现土地荒芜或被工业污染，中国人的“饭碗问题”并非“高枕无忧”。诸如此类的社会和民生问题，亟待一代代新闻工作者“铁肩担道义”，时刻谨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不断挖掘出一个个“杨小运报道”式的好新闻，弘扬主旋律，展现多样性，为人民鼓劲，为时代喝彩，为中国梦加油！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评论员.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上[N].人民日报，2014-01-07.
[2]聂振邦.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30年[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3]杨小运.万里委员长鼓励我上大学[N].楚天都市报，2008-10-21.
[4]杨欣波.中国新闻改革的排头兵——记《孝感日报》在改革宣传中的三个“第一枪” [EB/OL].强国博客，2011-06-26.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315199510816.html.
[责任编辑：邹立鸣]
[关键词] 家庭联产承包；杨小运；杨小运报道；新闻发现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G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8-010-05
早在中美贸易战之前，习总书记就强调：“中国的饭碗一定要端在自己的手里，碗里面主要装中国的粮食，或者说我们有能力生产出足够的粮食。”[1]此话内涵十分丰富，揭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中国精神。
这让笔者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轰动国内外的《杨小运愿向国家超卖万斤粮——只求买到一辆“永久”自行车》重大新闻事件报道及各大媒体掀起的“新闻战”。而且，蕴含其中的重大时代新闻价值，就是由思想先进、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们由表及里发掘出来的。
杨小运报道产生的前前后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农村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终于真正有了生产积极性和自主经营权。特别是国家逐步较大幅度提高了大宗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短短数年内，我国的粮棉油和农副土特产品史无前例地连年丰收，“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2]。这中间，甚至还出现了因对农村大好形势估计不足，导致农副产品收购资金和仓储供应不足而对农民“打白条”，以及“卖粮难”的问题。
1981年，是湖北省应城县（现为应城市）农村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年。当年风调雨顺，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到 8月20日左右，夏粮和早稻已完成全部定购任务的 90% 以上，是孝感地区完成粮食任务最快的县。
20 世纪 80 年代初，粮食购销政策是定购与“卖爱国粮”的议价相结合。由于那时我国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粮食是“卖方市场”的紧俏货，当年稻谷的市场行情收购价比定价高 50%，因此各级干部担心农民丰收后不向国家出售余粮。为此，应城县杨河区委召开了全区大、小队干部会议，动员农民丰收以后多向国家卖余粮。大堰生产队共青团员、青年农民杨小运正在筹办婚事，已经有了当时时髦和流行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中的“二转一响”，就差辆适合农村用的永久牌51型载重自行车。不久，他在田头遇见了区委书记夏华树，就“打赌式”地说：“我家还可以超卖万斤粮，只要求国家供应给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3]
杨小运的这个朴素要求，很快引起了县政府的重视。9 月初，经与县财办议定，决定从全县计划供应不多的自行车指标中拿出 50 辆，连同一批农民需要的蝴蝶牌缝纫机等，奖售给全县超卖粮食较多的农民。
当时在县委宣传部担任新闻干事的胡幼俊，笔名古月，新闻敏感非同一般。当他得知县委、县政府即将出台鼓励农民多卖粮给国家的这个举措后，就以杨小运向区委夏书记提要求开头，写了一篇新闻稿寄给《孝感报》。孝感报社总编辑张仲彩的“新闻鼻”更是不凡，亲自“操刀”，很快编排了《杨小运愿向国家超卖万斤粮——只求买到一辆“永久”自行车》的消息，在一版头条位置配评论发表。紧接着，又登出应城县委、县政府满足杨小运要求的答复电。被《湖北日报》《人民日报》很快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随即播出。
新闻传播功能和舆论导向作用之大，远远超出了应城县干部、群众的想象力。上海自行车一厂、上海缝纫机一厂等通过报纸、电台等媒体，向应城县政府致电，并向应城农民的“挑战”发出“应战”。接着，上海自行车一厂厂长王永昌带队来应城。他解释，因为国营生产企业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生产原材料、自行车产品的物资供应、调拨运销等，企业并没有自主权。他还披露：“对满足杨小运的要求这件事，上海人的思想认识并不都一致。但是我们厂党委、全体职工的意见是统一的，上交国家 280 万辆车子任务不减，应城县凡是超卖万斤粮的农户，我们都负责供应一辆自行车，由我们厂加班以超产的数字来满足！”第三天上午，王永昌一行到大堰生产队看望杨小运，上海自行车厂工人工程师、市劳动模范王新福还和杨小运结成了工农之间为国家努力生产、多作贡献的竞赛对子。
1981 年12 月10 日，应城县隆重召开奖售兑现大会。按照县政府的承诺并结合本人愿望，首次按低于市场价格给超卖多、贡献大的 341个生产队（单位）、2186 户共奖售2600多辆自行车、上百部飞人牌缝纫机和少量金星牌电视机，以及木船、木材、机电等物资。杨小运的一个打赌，使得千百位“杨小运”称心如愿，笑逐颜开。
从当天晚上开始，国内外众多媒体不约而同，又开始了第二轮对“杨小运现象”报道的新闻竞争战。
这一年，应城共有1232户向国家交售万斤粮，151户交售上千斤芝麻，143户交售上千斤鲜蛋，22户交售上千斤皮棉，12 户交售上千斤鲜鱼。这一年，全县史无前例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亿多斤。
是记者发掘出“杨小运”的报道价值
当地人戏说，“杨小运撞上了大运！”据说，当时应城县委宣传部新闻干事胡幼俊把稿件寄给《孝感报》后，报社总编辑张仲彩刚赶到应城，问胡幼俊有什么好新闻线索？胡幼俊拿出“杨小运报道”一文的底稿对张总编说，刚把此稿寄给《孝感报》编辑部。张总编二话不说打道回府，急忙从某位编辑的“字纸篓”里把这篇稿子扒了出来——一篇险遭“枪毙”的稿子终于重见天日。张仲彩，这位全国地市级报社中首批被评定为正高级新闻职称的第一人，他对这个重大报道的处理精明独到，他和他的同事也被业内同仁称之为“中国新闻改革的排头兵” [4]。他在申报职称时获得了新闻界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委们的全票通过。 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杨小运报道”的正确舆论引导作用。省委宣传部还组织了由湖北日报、省电台、电视台骨干力量组成的报道专班，分赴应城、上海等地深入采访，跟踪报道。
1982年春节后，“明星人物”杨小运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即将赴京参加全国“两会”。笔者在孝感宾馆对这位瘦瘦高高的青年农民进行采访，当时心里还在想：在和区委夏书记“击掌打赌”时，他应该不理解城乡工农产品交换、消费之间相互促进，以及最大限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这些深刻道理。我无意贬低当时农民的思想境界和觉悟，是否可以这么说，杨小运当时在主观上没想得这么深远，但的的确确在客观上触动和助推了社会和人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思想转变，以及供给侧改革方面的思考和探索。
新闻发现力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杨小运报道”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新闻的报道价值，首先是基层新闻通讯员胡幼俊和地市新闻工作者张仲彩发掘出来的，进而引发国家级层面的新闻报道事件。这个新闻从发现到发酵，无一不与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敏感度有关。换言之，这就是新闻发现力。
新闻发现力是新闻工作者应具有的第一基本功，也是新闻职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新闻天天有，每天都发生，无处不存在，为什么有的记者发现不了，发现了却抓不住，抓住了却又写得很肤浅、不生动？写新闻当然需要文字技巧、谋篇布局，但新闻发现力终归是第一位的。新闻发现力是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思维方式和从业经验积累等综合能力的体现。
还记得“杨小运报道”后第二年5月中旬的一个中午，笔者从《参考消息》第二版中右部看到美联社记者就“杨小运卖粮求购自行车”一事写的述评《中国的农业向工业提出了挑战》时，赞叹不已：这篇外电的标题，超高水平地发掘出了“杨小运报道”最核心、最深透、最本质的新闻价值！随后，我国城市综合体制改革的帷幕开始波澜壮阔地拉开——这就是从“杨小运故事”里面，牵扯出来的更大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撇开西方媒体的价值取向及有色眼镜，我们不得不借鉴西方同仁的职业敏度、视觉睿度、专业精度等优秀的素养。
2007年10月中旬，笔者在应城宾馆又见到了年届七旬的老新闻工作者胡幼俊，稱赞他当年对“杨小运现象”报道打响的第一枪，也谈到了美联社那位睿智记者的难忘标题。尽管40年过去了，但“杨小运报道”仍然对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如何与时俱进地深刻发掘新时代的重大报道主题，颇有教益和启迪。
首先，新闻现象与充分发掘隐藏在新闻现象深处的新闻本质价值，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剥皮直至内核的思想逻辑过程。记者判断新闻价值是大是小，往往并不取决于新闻事件规模大小及其参与人数多少等等，这也是新闻教科书上所说，“一滴水里也能见太阳”的深刻含义。
其次，准确选择新闻切口至关重要。因为“寓理于事、寓事于形”地讲好中国故事，都需要记者“心中有数”。既需要具备新闻理论与新闻写作表达手法的基本功，更需要把自身所掌握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等基本理论与人民群众的现实火热生活紧密联系并融会贯通，既不能“照本宣科”，也不能“观点加例子”式的生搬硬套。“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现在有些媒体之所以“举目四望茫茫一片”，用动态新闻等应付工作而难出名篇，说千道万都离不开“心中无数”。
另外，“杨小运报道”还告诉我们一种思维方式，新闻发现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善于抓住矛盾两个方面的内在本质和有机联系。城市居民需要的粮食与农业丰收以后农民急需名牌自行车，说到底就是工农产品彼此等价交换、彼此消费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经济规律常识。关键在于，没有客观事物之间彼此的相互联系和深入“寻道”，新闻发现力就不会自己跳出来。当然，不可无视当时大环境的状况，不可苛求那时的新闻同仁的所谓新闻敏感及其他。
昨日新闻，今朝史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近些年来，尽管市场粮价基本保持稳定，但粮食安全仍须警钟长鸣。我国的18亿亩耕地红线已被突破，有些农村已经开始出现土地荒芜或被工业污染，中国人的“饭碗问题”并非“高枕无忧”。诸如此类的社会和民生问题，亟待一代代新闻工作者“铁肩担道义”，时刻谨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不断挖掘出一个个“杨小运报道”式的好新闻，弘扬主旋律，展现多样性，为人民鼓劲，为时代喝彩，为中国梦加油！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评论员.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上[N].人民日报，2014-01-07.
[2]聂振邦.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30年[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3]杨小运.万里委员长鼓励我上大学[N].楚天都市报，2008-10-21.
[4]杨欣波.中国新闻改革的排头兵——记《孝感日报》在改革宣传中的三个“第一枪” [EB/OL].强国博客，2011-06-26.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315199510816.html.
[责任编辑：邹立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