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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勰《文心雕龙》中对封禅体进行了专篇讨论,萧统于《文选》中亦独立一目,可见汉魏六朝对这种文体相当重视。然而由于此体张扬符命,事涉神怪,所以古今论者多有贬抑。本文试图探寻封禅体的缘起、源流、基本特征,并以此为基础,推测刘勰《文心雕龙》为之立体的用心。
关键词:刘勰 文心雕龙 封禅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封禅,是帝王祭祀天地的盛典。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梁父山上开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管子》卷十六《封禅》篇,记载了这种古老的祭祀仪式。《史记》有《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八书,分别叙述每一类典章制度、历史事件的沿革发展及古今之变。虽时有议论、评价,但仍以记录描述史实为主。《太史公自序》论“封禅”云:“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祀。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刘勰《书记》第二十五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识,记录、记载。“书”是用来记录、记载的一种形式。可见,司马迁所谓的“书”,并非文学之体,乃是史家之“志”,其目的在于记录历代朝章国典,以便后人阅览。自《汉书》起,改“书“为“志。”班固《汉书》将“封禅”列入《郊祀志》,所载封禅事与司马迁相同。
从司马迁、班固的记载来看,帝王的祭祀活动颇为繁富,而封禅只是其中之一。故刘勰《封禅》云:“是以史迁《八书》,明述封禅者,固祀之殊礼,铭号之秘祝,祀天之壮观矣。”与其他祭祀活动相比,封禅堪称大典。
封禅这种盛典,起源于黄帝。《管子·封禅》篇言:“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尚书·舜典》记载了舜帝东巡到过泰山,《乐纬动声仪》有周成王、康王在泰山封禅的传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聚集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于泰山下议论封禅大事。因众说纷纭,难以实行而废黜了儒生。两汉时期,汉武帝、光武帝都曾举行过封禅大典。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封禅失去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与之相配合的封禅文,也趋于萎缩衰落。唐代古文运动,提倡骈散结合的写作方式,提高了应用文体的实效性。即使事涉封禅,也多采用“上书”或“议对”的文体形式了。
班固《汉书》记载了秦始皇的封禅活动:
“(始皇)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封禅书》)
据此可知,秦始皇封禅涉及到两种文体形式,其一为颂德之文,这种文章刻石后立于泰山之顶,昭示天下;其二为太祝之文,这种文章是写给上帝的,对天下人秘而不宣。因此,流传于世的只有刻石颂德一种。可以说刻石记功,登岳颂德是封禅活动的直接产物。
李斯的《泰山刻石》,颂扬了秦始皇的功德业绩,尽管有“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的弊端,但刘勰《封禅》仍然允之为“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从文体的角度考察,刘勰在《铭箴》“原始以表末”部分,就涉及到了李斯的刻石:“至于始秦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又于《颂赞》篇云:“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按汉魏六朝的文体分类,刻在器物或石头上的文章,属于铭文。刘勰以“铭”“箴”并列,侧重的是具有警戒规谏意义的铭文,而李斯的《泰山刻石》,全为颂扬而无警戒之义,又完全具备颂体的特征。刘勰以文体发展的眼光,充分肯定了李斯刻石对铭文的影响,而在文体属性上,又把刻石归到了颂体。
与这种封禅铭文不同的是司马相如的“封禅”遗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
由司马迁的叙述和文章的内容看,这篇遗书,具有“上书”的性质。现行的《司马相如集》,也确实将此篇归入了“书”类。
扬雄的《剧秦美新》,是继司马相如《封禅文》之后的又一佳作。其文开头云:“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显然是臣属写给帝王的公文格式。刘勰从文体的角度,肯定了扬雄体因纪禅、影写长卿、骨制靡密、辞贯圆通的特点;批评了诡言遁辞,兼包神怪的荒谬。
班固的《典引》,扬长避短,雅有懿采,允执厥中,确为封禅文的典范。刘勰对后汉张纯《泰山刻石》稍有不满,认为张文过分拘泥于事实的描述而缺少文章家的灵动。张纯的封禅刻石与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有很大不同,刘勰并入“岱宗之实迹”,略显牵强,或为误记。因为刻石之文,应与封禅同步或稍后于封禅,而司马相如的遗书,旨在劝说武帝封禅,并没有刻石之举。当然,无论是否误记,都不影响对《封禅》篇文体分类的把握。刘勰明确地把封禅文分成了二类:其一为“岱宗实迹”,即刻石之文;其二为“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只是文体内容与封禅有关。
李斯、张纯的《泰山刻石》,属于第一类;扬雄的《剧秦美新》“影写长卿”、班固的《典引》“历鉴前作”,均属第二类。扬雄、班固以后,邯郸淳的《受命述》、曹植的《魏德论》,都涉及到封禅,但未能超越前人。刘勰《封禅》篇云:
“至于邯郸《受命》,攀响前声,风末力寡,辑韵成颂,虽文理顺序,而不能奋飞。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绩寡,飙焰缺焉。”
综上可知,封禅体的形成起源于李斯的铭文,定型于司马相如的《封禅文》,经扬雄、班固等一代大家而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文体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失去了写作封禅文的土壤,即使像曹植那样的通才,也很难超越汉代的前贤了。
萧统《文选》卷四十八,立“符命”类。选录了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扬雄的《剧秦美新》、班固的《典引》。可见刘勰的“封禅”,就是萧统的“符命”,在文体分类中,属于同体异名。“封禅”和“符命”,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呢?
封禅,本帝王之事,属于帝王所专有的特权。《史记·封禅书》云: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
司马迁的议论,说明封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帝王受命而后封禅;其二是看到符瑞的出现。
刘勰《封禅》篇,首先强调了帝王的尊严,其次突出了帝王的功德。帝王只有“经道纬德”、“至德所披”才能万物尽化,符瑞纷呈。“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禅矣。”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以夸饰铺陈的笔调,颂扬帝王德政,感化万物。于是怪兽嘉禾,无不备至,符瑞之兆,异彩纷呈。扬雄、班固等人的封禅文,基本上沿用了这种写作模式。
扬雄《剧秦美新》,谴责秦代暴政,颂扬新政仁德,力劝王莽封泰山,禅梁父。《汉书·扬雄传》曰:
“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
又曰“然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爱清静,作符命。”所谓符命,就是叙述祥瑞征兆,为王莽歌功颂德的文章。《剧秦美新》用很大篇幅,铺叙了大新受命“玄符灵契,黄瑞涌出”,“神卦灵兆,古文毕发”,以至“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
班固有感于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于是,特作《典引》一篇,用来“光扬大汉,秩声前代。”《典引》序文,说明为文缘起,正文处处以《尧典》为本,颂扬汉德,铺写祥瑞。刘勰《封禅》评之曰:“《典引》所叙,雅有懿采,历鉴前作,能执厥中,其致义会文,斐然馀巧。”班固典实并重,辞采斐然,故能后来居上,受到刘勰推重。
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在文章中,皆突出了德政与祥瑞符命的密切联系。惟有帝王的德政,才能鸿润万物,才能出现吉祥征兆,才能举行封禅大典;德不至而封禅,就会像秦始皇那样,归于消亡。这实际上延续了汉大赋“劝百讽一”的表现形式。所以黄侃认为:“《封禅》亦托以讽谏,纷纷谤议,皆所谓张罗沮泽,不睹鸿雁云飞。”评《剧秦美新》曰:“此正詈莽之尽改汉制也。长卿之文,讽而已耳,子云则直攻讦之矣。”评《典引》曰:“此文讽汉而以制作也。”这种解释,非常符合刘勰文丽切用的衡文标准。
尽管在文体属性上,刻石可以归到“铭”类,封禅刻石颂德铭功,可以归到“颂”类,而封禅文又完全符合上书的体貌特征。但这些文类都与封禅有关。刘勰站在“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的高度,把这些与封禅大典有关的文章,归纳为封禅文,并在文体论中作出了专门论述。
刘勰《才略》篇评司马相如云:
“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
文章华美,不切实用,正是赋家靡丽多夸,谏百讽一的弊端。“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司马相如、扬雄对赋体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刘勰在《诠赋》篇从文体发展史的角度,给予了极高评价。但用军国之才,衡量扬马之徒,他们显然还有极大差距。只有《封禅》这类的文章,才具备文丽而切用的特点。所以,刘勰对司马相如《封禅文》的评价,远远超过了他的赋作。
刘勰《正纬》云:“原夫图之见,乃昊天休命,事以瑞圣,义非配经。”又云:“白鱼赤鸟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刘勰这种理论上的概括,源于汉魏六朝的创作实践。据牟世金先生考证:谶纬盛行于东汉,宋齐时期禁而未绝。许多重要作家,如孔融、王粲、何晏、曹丕、曹植、阮籍、嵇康、张华、潘岳、张协、左思、陆机、陆云、颜延之、谢灵运、鲍照、谢、王融、沈约、江淹、任等人的诗、赋、文、论,无不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谶纬的烙印。沈约《宋书》卷二十七,专门记载古今符瑞,夹杂着大量的奇闻异事,而萧子显《南齐书》卷十八的“祥瑞志”,完全以谶纬为征验。就连刘勰自己也经常用谶纬表述对文章的看法。刘勰反对的是纬书的荒诞不经,提倡的是采摭纬书的精华。封禅体既有遵循儒家典籍的一面,也有杂取纬书,诡言遁辞,兼包神怪的一面。虽然这种文体,不能与《离骚》的文学成就相媲美,但其取熔经意,自铸伟辞的创作方法,确实值得借鉴。封禅体,既体现了对经书的继承,也体现了对纬书的酌取,具有浓郁的通变色彩。刘勰要求文学创作,既要参古定法,又能望今制奇。《文心雕龙》立封禅体,无疑是其《辨骚》篇通变观的进一步发挥。
对“封禅”的分类,历来存在很大分歧。《史记》、《汉书》称为“遗书”。扬雄称“司马相如作《封禅》一篇”。班固评“相如《封禅》,靡而不典。”刘勰亦云“相如《封禅》。”萧统《文选》以《封禅文》名篇。任《文章缘起》称《封禅书》。南齐王俭、唐代崔日用、宋林逋并称此文为《封禅书》。姚鼐《古文辞类纂》归入“辞赋”类。李兆络《骈体文钞》,将《封禅文》、《剧秦美新》、《典引》并入“杂扬颂”类。
参考文献:
[1]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2] 郭晋稀:《白话文心雕龙》,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3] 商务印书馆编:《辞源》,商务印书馆,1998年。
[4]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
[5]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
[6]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7] 任:《文章缘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
[9] 詹:《文心雕龙义证》(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0] 黄侃:《文选评点》,中华书局,2006年。
[11] 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作者简介:田小军,男,1963—,河北迁西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工作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刘勰 文心雕龙 封禅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封禅,是帝王祭祀天地的盛典。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梁父山上开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管子》卷十六《封禅》篇,记载了这种古老的祭祀仪式。《史记》有《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八书,分别叙述每一类典章制度、历史事件的沿革发展及古今之变。虽时有议论、评价,但仍以记录描述史实为主。《太史公自序》论“封禅”云:“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祀。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刘勰《书记》第二十五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识,记录、记载。“书”是用来记录、记载的一种形式。可见,司马迁所谓的“书”,并非文学之体,乃是史家之“志”,其目的在于记录历代朝章国典,以便后人阅览。自《汉书》起,改“书“为“志。”班固《汉书》将“封禅”列入《郊祀志》,所载封禅事与司马迁相同。
从司马迁、班固的记载来看,帝王的祭祀活动颇为繁富,而封禅只是其中之一。故刘勰《封禅》云:“是以史迁《八书》,明述封禅者,固祀之殊礼,铭号之秘祝,祀天之壮观矣。”与其他祭祀活动相比,封禅堪称大典。
封禅这种盛典,起源于黄帝。《管子·封禅》篇言:“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尚书·舜典》记载了舜帝东巡到过泰山,《乐纬动声仪》有周成王、康王在泰山封禅的传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聚集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于泰山下议论封禅大事。因众说纷纭,难以实行而废黜了儒生。两汉时期,汉武帝、光武帝都曾举行过封禅大典。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封禅失去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与之相配合的封禅文,也趋于萎缩衰落。唐代古文运动,提倡骈散结合的写作方式,提高了应用文体的实效性。即使事涉封禅,也多采用“上书”或“议对”的文体形式了。
班固《汉书》记载了秦始皇的封禅活动:
“(始皇)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封禅书》)
据此可知,秦始皇封禅涉及到两种文体形式,其一为颂德之文,这种文章刻石后立于泰山之顶,昭示天下;其二为太祝之文,这种文章是写给上帝的,对天下人秘而不宣。因此,流传于世的只有刻石颂德一种。可以说刻石记功,登岳颂德是封禅活动的直接产物。
李斯的《泰山刻石》,颂扬了秦始皇的功德业绩,尽管有“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的弊端,但刘勰《封禅》仍然允之为“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从文体的角度考察,刘勰在《铭箴》“原始以表末”部分,就涉及到了李斯的刻石:“至于始秦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又于《颂赞》篇云:“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按汉魏六朝的文体分类,刻在器物或石头上的文章,属于铭文。刘勰以“铭”“箴”并列,侧重的是具有警戒规谏意义的铭文,而李斯的《泰山刻石》,全为颂扬而无警戒之义,又完全具备颂体的特征。刘勰以文体发展的眼光,充分肯定了李斯刻石对铭文的影响,而在文体属性上,又把刻石归到了颂体。
与这种封禅铭文不同的是司马相如的“封禅”遗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
由司马迁的叙述和文章的内容看,这篇遗书,具有“上书”的性质。现行的《司马相如集》,也确实将此篇归入了“书”类。
扬雄的《剧秦美新》,是继司马相如《封禅文》之后的又一佳作。其文开头云:“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显然是臣属写给帝王的公文格式。刘勰从文体的角度,肯定了扬雄体因纪禅、影写长卿、骨制靡密、辞贯圆通的特点;批评了诡言遁辞,兼包神怪的荒谬。
班固的《典引》,扬长避短,雅有懿采,允执厥中,确为封禅文的典范。刘勰对后汉张纯《泰山刻石》稍有不满,认为张文过分拘泥于事实的描述而缺少文章家的灵动。张纯的封禅刻石与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有很大不同,刘勰并入“岱宗之实迹”,略显牵强,或为误记。因为刻石之文,应与封禅同步或稍后于封禅,而司马相如的遗书,旨在劝说武帝封禅,并没有刻石之举。当然,无论是否误记,都不影响对《封禅》篇文体分类的把握。刘勰明确地把封禅文分成了二类:其一为“岱宗实迹”,即刻石之文;其二为“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只是文体内容与封禅有关。
李斯、张纯的《泰山刻石》,属于第一类;扬雄的《剧秦美新》“影写长卿”、班固的《典引》“历鉴前作”,均属第二类。扬雄、班固以后,邯郸淳的《受命述》、曹植的《魏德论》,都涉及到封禅,但未能超越前人。刘勰《封禅》篇云:
“至于邯郸《受命》,攀响前声,风末力寡,辑韵成颂,虽文理顺序,而不能奋飞。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绩寡,飙焰缺焉。”
综上可知,封禅体的形成起源于李斯的铭文,定型于司马相如的《封禅文》,经扬雄、班固等一代大家而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文体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失去了写作封禅文的土壤,即使像曹植那样的通才,也很难超越汉代的前贤了。
萧统《文选》卷四十八,立“符命”类。选录了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扬雄的《剧秦美新》、班固的《典引》。可见刘勰的“封禅”,就是萧统的“符命”,在文体分类中,属于同体异名。“封禅”和“符命”,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呢?
封禅,本帝王之事,属于帝王所专有的特权。《史记·封禅书》云: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
司马迁的议论,说明封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帝王受命而后封禅;其二是看到符瑞的出现。
刘勰《封禅》篇,首先强调了帝王的尊严,其次突出了帝王的功德。帝王只有“经道纬德”、“至德所披”才能万物尽化,符瑞纷呈。“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禅矣。”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以夸饰铺陈的笔调,颂扬帝王德政,感化万物。于是怪兽嘉禾,无不备至,符瑞之兆,异彩纷呈。扬雄、班固等人的封禅文,基本上沿用了这种写作模式。
扬雄《剧秦美新》,谴责秦代暴政,颂扬新政仁德,力劝王莽封泰山,禅梁父。《汉书·扬雄传》曰:
“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
又曰“然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爱清静,作符命。”所谓符命,就是叙述祥瑞征兆,为王莽歌功颂德的文章。《剧秦美新》用很大篇幅,铺叙了大新受命“玄符灵契,黄瑞涌出”,“神卦灵兆,古文毕发”,以至“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
班固有感于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于是,特作《典引》一篇,用来“光扬大汉,秩声前代。”《典引》序文,说明为文缘起,正文处处以《尧典》为本,颂扬汉德,铺写祥瑞。刘勰《封禅》评之曰:“《典引》所叙,雅有懿采,历鉴前作,能执厥中,其致义会文,斐然馀巧。”班固典实并重,辞采斐然,故能后来居上,受到刘勰推重。
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在文章中,皆突出了德政与祥瑞符命的密切联系。惟有帝王的德政,才能鸿润万物,才能出现吉祥征兆,才能举行封禅大典;德不至而封禅,就会像秦始皇那样,归于消亡。这实际上延续了汉大赋“劝百讽一”的表现形式。所以黄侃认为:“《封禅》亦托以讽谏,纷纷谤议,皆所谓张罗沮泽,不睹鸿雁云飞。”评《剧秦美新》曰:“此正詈莽之尽改汉制也。长卿之文,讽而已耳,子云则直攻讦之矣。”评《典引》曰:“此文讽汉而以制作也。”这种解释,非常符合刘勰文丽切用的衡文标准。
尽管在文体属性上,刻石可以归到“铭”类,封禅刻石颂德铭功,可以归到“颂”类,而封禅文又完全符合上书的体貌特征。但这些文类都与封禅有关。刘勰站在“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的高度,把这些与封禅大典有关的文章,归纳为封禅文,并在文体论中作出了专门论述。
刘勰《才略》篇评司马相如云:
“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
文章华美,不切实用,正是赋家靡丽多夸,谏百讽一的弊端。“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司马相如、扬雄对赋体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刘勰在《诠赋》篇从文体发展史的角度,给予了极高评价。但用军国之才,衡量扬马之徒,他们显然还有极大差距。只有《封禅》这类的文章,才具备文丽而切用的特点。所以,刘勰对司马相如《封禅文》的评价,远远超过了他的赋作。
刘勰《正纬》云:“原夫图之见,乃昊天休命,事以瑞圣,义非配经。”又云:“白鱼赤鸟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刘勰这种理论上的概括,源于汉魏六朝的创作实践。据牟世金先生考证:谶纬盛行于东汉,宋齐时期禁而未绝。许多重要作家,如孔融、王粲、何晏、曹丕、曹植、阮籍、嵇康、张华、潘岳、张协、左思、陆机、陆云、颜延之、谢灵运、鲍照、谢、王融、沈约、江淹、任等人的诗、赋、文、论,无不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谶纬的烙印。沈约《宋书》卷二十七,专门记载古今符瑞,夹杂着大量的奇闻异事,而萧子显《南齐书》卷十八的“祥瑞志”,完全以谶纬为征验。就连刘勰自己也经常用谶纬表述对文章的看法。刘勰反对的是纬书的荒诞不经,提倡的是采摭纬书的精华。封禅体既有遵循儒家典籍的一面,也有杂取纬书,诡言遁辞,兼包神怪的一面。虽然这种文体,不能与《离骚》的文学成就相媲美,但其取熔经意,自铸伟辞的创作方法,确实值得借鉴。封禅体,既体现了对经书的继承,也体现了对纬书的酌取,具有浓郁的通变色彩。刘勰要求文学创作,既要参古定法,又能望今制奇。《文心雕龙》立封禅体,无疑是其《辨骚》篇通变观的进一步发挥。
对“封禅”的分类,历来存在很大分歧。《史记》、《汉书》称为“遗书”。扬雄称“司马相如作《封禅》一篇”。班固评“相如《封禅》,靡而不典。”刘勰亦云“相如《封禅》。”萧统《文选》以《封禅文》名篇。任《文章缘起》称《封禅书》。南齐王俭、唐代崔日用、宋林逋并称此文为《封禅书》。姚鼐《古文辞类纂》归入“辞赋”类。李兆络《骈体文钞》,将《封禅文》、《剧秦美新》、《典引》并入“杂扬颂”类。
参考文献:
[1]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2] 郭晋稀:《白话文心雕龙》,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3] 商务印书馆编:《辞源》,商务印书馆,1998年。
[4]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
[5]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
[6]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7] 任:《文章缘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
[9] 詹:《文心雕龙义证》(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0] 黄侃:《文选评点》,中华书局,2006年。
[11] 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作者简介:田小军,男,1963—,河北迁西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工作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