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在此期间,他曾在下榻的“桂园”宴请柳亚子、王昆仑等民主人士。柳亚子敬赠毛泽东七律一首,同时向他“索句”。几天后,毛泽东便把9年前创作的《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
　　柳亚子深为那磅礴的气势、丰富的内涵、深刻的思想所折服,不禁称赞:“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不久,他就作了一首和词,并和毛词一并交给《新华日报》,要求同时发表。因未征得毛泽东本人同意,《新华日报》只单独发表了柳亚子的“和词”,而《沁园春·雪》却因此在报社内部披露,并很快被传抄出去。
　　柳亚子的“和词”一发表,立即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很想拜读毛泽东《沁园春·雪》原词。《新民报晚刊》的副刊编辑吴祖光对此事尤为热心,他四处奔波,几经周折,终于得到一份完整的《沁园春·雪》。
　　11月14日,吴祖光在该报副刊《西方夜谭》的显著位置以《毛词·沁园春》为题隆重推出这首杰作,并配发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这就是《沁园春·雪》的首次公开发表。随即山城的各大报纸竞相转载,并无一例外地发表了大量的步韵、唱和之作和评论文章,掀起了一股“《沁园春》热”。
　　同毛泽东相比,蒋介石在诗词方面虽望尘莫及,但亦非一无所知,他当然懂得毛泽东的词意。毛泽东的“狂妄”使他十分恼火,毛泽东的文采又使他妒火中烧。蒋介石起初不相信这是毛泽东填的词,他找来谋士陈布雷。陈布雷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对诗词的了解当然比蒋介石强得多。蒋介石问他:“你看这首词是毛泽东写的吗?”陈布雷回答说:“是的。”这个回答让蒋介石有点失望,他又问:“你觉得这首词写得如何?”“气度不凡,有气吞山河之势。是当今诗词中难得的精品啊!”蒋介石截住他的话,说:“我看他的词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你要赶快组织一批人,写文章以评论毛泽东诗词的名义,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毛泽东来重庆不是来和谈的。”于是,国民党组织的一批御用文人纷纷跳出来鼓噪一番,“欲与毛泽东试比高”。据统计,1945年12月14日以后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控制的报刊连续发表了所谓的“和词”近30首、文章十余篇,大肆“围剿”毛泽东的咏雪词。
　　鉴于出现的此种以《沁园春·雪》为政治口实的反共风波,进步文化人士立即给予了反击。郭沫若首当重任,立即在《新民报晚刊》发表了第一首词《沁园春和毛主席韵》,严厉地揭露和批判了美帝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罪恶行径;接着又发表了第二首《沁园春》,痛斥了《大公报》的文章和国民党御用文人对毛泽东《沁园春·雪》的污蔑和政治攻击。
　　遥在战场的陈毅同志闻讯,在百忙中愤而挥毫,连发三首《沁园春》,痛斥国民党和御用文人“尽阿谀狂夫,颂扬暴政;流长飞短,作怪兴妖”!
　　老教育家黄齐生在12月8日自己67岁生日这天,也以毛泽东原韵愤然和《沁园春·雪》一首,抨击了那些“鸭鸣蝉噪,可以喷饭”之作。黄先生就是在这首词里第一次提出了“民主如船,民权似水,水涨奚愁船不高”的政治主张,把毛泽东思想极富哲理地融入了老百姓都能理解的形象比喻。
　　围绕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以《沁园春》的词牌形式展开的这一场“文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正是这首词,让世人从此知道了毛泽东不光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卓越的文学家、伟大的诗人。当时在重庆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评述道:“毛泽东写的这首词震惊了重庆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毛泽东于1945年10月11日返回延安后,对重庆文坛的这场笔战亦十分关注。当柳诗发表后,仍留在重庆的王若飞将柳亚子、郭沫若等在重庆当地报刊上发表的和词收集起来,寄给毛泽东。1946年1月28日,毛泽东在致柳亚子的信中,谈了读柳所赠诗词的感受:“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即孙荪荃)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受,归来絮语告山妻’,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
　　 (责编 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