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看过一部日本电影《砂器》。影片讲战后日本东北部一对失去土地的父子，他们到处流浪，在大雨滂沱中赶路，在大雪天里乞讨，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有一次，儿子被富家子弟殴打，瘦小的父亲拼命用身体挡住拳头和棍棒，滚落到水沟里。还有一次下大雪，父亲讨来一碗粥，用砂锅煮热了让儿子喝，儿子让他先喝，两人推来推去烫到了嘴，痛得原地大跳，却又相拥哈哈大笑……这个温暖的镜头，让我哭了。
　　 那个父亲后来得了麻风病，被强行带到医院，儿子则被一户好心人家收留。后来儿子逃到东京，机缘巧合学习钢琴并成为崭露头角的钢琴家，还认识了一名大金融家的女儿。正当谈婚论嫁时，早前的养父找到了他，让他去见他的亲生父亲。当时日本很重视门第，为了掩盖出身，他在车站把养父杀死了。后来侦破的过程很复杂，我不太记得，只记得最后的情景是：警视厅探员把钢琴家的照片递到在麻风病院的生父面前，为保全儿子，生父拒绝承认这是他的儿子，只是默默地看着照片，默默地老泪纵横……
　　 这个镜头被评为日本人性系列电影里最经典的镜头之一，电影院里的人哭得稀里哗啦。我当时不明白那个父亲为何这样做，等我明白，已为人父。
　　 父亲是世上最不堪的那个斗士。如果你要问我当了父亲最主要的体会，这就是回答。我们的父亲没有《至高无上》中男主角的那种不怒自威;连油画《父亲》所展现的那古铜脸色中透出的勤劳坚忍，也不大看得出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为生活所困，面色无光，有些不大不小的疾病。其中一些连感情也并不如意，很年轻就显出一些猥琐来。可是他们爱着自己的孩子，像愚蠢而勇敢的工蚁，不落下任何一项工作。
　　 你问我我的父亲是怎样的。他是个三流的音乐家，形象和性格都有些像《虎口脱险》里的那个指挥，暴躁而神经质。我很小的时候他便逼我练琴，我若不从或弹错，便要挨打。我从小身形敏捷，闪躲灵活，有一次钻到床下面去（新疆兵团的那种床，下面可藏半个班的人），他跟着钻进来，我在里面用扫帚对抗，导致床板坍塌，他的鼻梁都被砸出血了……还有一次学校发大肉（新疆管猪肉叫大肉），因为天冷肉冻得太硬，菜刀切不开，我俩就在院子里用斧头砍，我砍时大叫“砍死爸爸”。那天哈密大雪纷飞，他的鼻尖上全是雪花，他问我说什么，我又大声说“砍死爸爸”，他听了，就默默哭了。这是他惟一一次在我面前哭。直到现在我也没问过他为什么哭，不必问。
　　 后来他跟我母亲离异，我随母亲回四川，从此父子聚少离多。后来知道他过得落魄，再婚也不幸福，女儿不想理他竟至离家出走……几年前我俩有过一次很隆重的见面，我给他买了很多衣服，他很开心地试穿了所有衣服，郑重地在镜子前走来走去。他把西服的扣子一口气扣到了最下摆，浑然不觉。
　　 我爸是如此不堪的一个斗士，他想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大师，我却成了码字师傅。他想把我儿子培养成一个音乐大师，可我儿子却成了网球运动员。那次他回河南时，在车站认真拿起珂仔的手看了又看，说：“手指这么长，韧带这么开，可惜了……”头也不回，黯然离去。
　　 你问我和我的父亲有什么不同。曾经觉得有很多不同，现在觉得其实一样，我们都努力让自己在儿子面前从容不迫，却内心恐慌。儿子出生那天，我正在谈一件重要工作，听说要生了，急急开车向几百里外那座小城赶去。
　　 等我赶到，他已然出生。他神色安静，不着喜怒，正躺在襁褓里昏昏沉睡。他那样眼熟，却又无比陌生，像远方发来的一封不知来历的邮件，我不敢贸然打开，怕一打开，就接下一个高深莫测的任务。他间或醒来过，眼睛尚未完全睁开，只淡淡地瞄了我一眼，那么骄傲甚至暗藏某种不屑……然后又睡去。我盯着他，深觉责任重大又无法逃避。
　　 我不知道其他父亲是否跟我有同样的感受，见到孩子第一眼时，一个突如其来的生命让自己感到迷茫。我曾对他半夜哭闹深感烦躁，对他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而感到怒火中烧。可渐渐地，不知何时，他已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无需承诺，就知此生必须保护他，帮助他，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我觉得拿一身洒满北美阳光的父亲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父亲并不公平，北美父亲是公民，势必有公民的尊严。可你看春运期间的那些父亲，他们迅疾地从车窗翻进去，动作粗俗，表情难看。倘抢到一个位置必大声招呼，怕被别人再抢了去。刚坐定，就忙着找开水泡面，或用粗糙的手擦拭着苹果让孩子吃。他们爱孩子，还要在孩子面前装得若无其事。我们都知道，倘孩子们发现我们的不堪，才是我们最大的不堪。曾经的一些事情让珂仔哭了，说再也不练网球了，因为我为供他练球太辛苦。我大笑着骗他，告诉他：“你不知道，老爸我其实是有很多钱的，我暗地里其实是一个有钱人，你看，这是银行卡，这是存折……”他很相信，深以我为骄傲。
　　 我小心翼翼地隐藏住自己不堪的奋斗，给他创造不必考虑尴尬问题的条件。我得努力工作，每天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穿着整洁的衣服，让他觉得父亲其实很潇洒和浪漫，不甘人后，不输于人，成竹在胸。
　　 我不要珂仔看出我的不堪。
　　 我已是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