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城市贫困，危险的代际转移
根据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2005年我国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非但没有如经济数据一样令人鼓舞地攀升，反而有所下降。在众多居民眼中，经济持续的高增长并没有明显地辐射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缺乏幸福感，疲惫感与日俱增；不满意、不轻松的情绪在城市普通人群中蔓延。大多数普通居民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审美疲劳，失去了热情。改革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奉献自己的青春，现在却陷入了一种困惑之中——“我的增长在哪里?”
GDP的增长意味经济的发展，一般来说也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但是我们注意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由于社会保险、教育培训、医疗保障等制度上的缺失与不到位，新型的城市贫困正在形成之中。使人雀跃的经济统计数据背后可能掩盖着生存艰辛的现状。2004年城镇人口贫困发生率为6％至8％，高于同期2．6％的农村水平。
该调查报告最值得关注的是，城市贫困将发生“代际转移”。即：当城市的贫困者因种种原因难求温饱的时候，他们的子女由于缺乏知识和技能，只能盲目地在一些大城市频繁转移，一年到头挣得的工资也只够温饱，贫穷成为他们摆脱不了的阴影。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个底层群体既包括城市下岗职工，也包括流入城市的大量农村人口。
由于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悲观、心理的严重失衡，使城市贫困人群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出现以暴力或非法手段换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据成都、重庆、西安公安机关介绍，现在城市贫困人群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主要是抢窃、盗窃等侵财类案件比较突出，其犯罪动机大多是“有了钱就能生活得更好”，呈现出“犯罪为了钱——有了钱就挥霍——挥霍完了再犯罪”的恶性循环。
致贫原因，不仅仅是自身问题
相比进城的农民工，城市贫困人群的人格特征有其特殊之处，即工人群体的人格特征。在原有的体制下，工人属于既得利益阶层。国家一包到底的“零风险”就业机会，使得中国从事现代化大生产的产业工人的内心却远离现代意识，他们似乎永远都在等待“安排”。在中国农民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的同时，工人群体的人格特征却相对滞后。
城市贫困阶层形成的经常性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市贫困居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比农民更加贫困。其次，城市贫困家庭很难有往其他城市和地区迁移的机会和能力。其三，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转移，更加增长了城市贫困人口的就业压力。其四，城市贫困人口的人才素质普遍较低。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表明，有56％的下岗工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另有13％的下岗工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知识的缺乏已成为他们就业的主要障碍。其五，城市贫困人群由于自身和环境的因素，收入几乎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企业的高层管理职位和一般职位问的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其六，庞大的教育花费和医疗花费也是城市居民致贫的原因之一。
城镇贫困问题的凸显，源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配套制度的滞后。比如，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没有优先考虑下岗失业工人的权利和利益，导致其生计没有着落。与此同时，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又普遍存在着政府甩包袱的思路，财政补贴政策也没有随着社会变化而及时调整，导致财政补贴未能覆盖真正的贫困群体。或许目前城市贫困群体扩大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过度强调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忽视了新增财富惠及中下层居民的民权思想。
弥补鸿沟，政府不能推卸的责任
目前中国社会领域影响最大且将长期起作用的问题有三个：就业、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在目前体制框架下，收入差距还会继续扩大，而且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曾经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但那是以牺牲经济效益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我国当前面临的就业问题，要比西方世界历史上遇到的问题困难得多。在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情况下，改革的首要问题是政府要承担而不是推卸自己在社会保障问题上的经济责任。
政府可以做的是，将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并轨，建立以政府税收为基础的、覆盖城乡绝大多数居民的社会救助制度。解决收入差距过大要利用税收杠杆。如个人所得税制度，本来是一种调节过高收入的税制，但是多年以来中低收入工薪阶层却成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还有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要由经济建设型转变为以公共服务型为主。许多地方政府，轻视公共服务，强调市场经济多了一些，强调社会主义少了一些；而在谈及社会主义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提高效率方面多一些，而强调它“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少了一些。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制环境和人治环境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不讲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
和谐社会需要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目前形成的社会结构，既与中国市场经济不完善有关，也与制度性机制有关。我们需要通过推进户籍、就业、人事、社会保障等改革，调整城乡、区域、就业结构，使社会低层逐渐缩小，中间阶层逐渐扩大，引导培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事实上，阶层差别总是客观存在的，这并不可怕，关键是阶层之间能否公平合理地流动。就中国而言，目前促进阶层流动的最大动力是教育，其他促进流动的方法还包括就业和收入分配．而后两者又与教育息息相关。阶层鸿沟的弥补首先要保证教育的公平。要让农村的孩子享受义务教育，城市贫穷孩子能上好学校，所有的孩子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让城市贫困人群及其子女走出生活拮据的阴霾，享受国家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繁荣，这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根据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2005年我国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非但没有如经济数据一样令人鼓舞地攀升，反而有所下降。在众多居民眼中，经济持续的高增长并没有明显地辐射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缺乏幸福感，疲惫感与日俱增；不满意、不轻松的情绪在城市普通人群中蔓延。大多数普通居民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审美疲劳，失去了热情。改革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奉献自己的青春，现在却陷入了一种困惑之中——“我的增长在哪里?”
GDP的增长意味经济的发展，一般来说也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但是我们注意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由于社会保险、教育培训、医疗保障等制度上的缺失与不到位，新型的城市贫困正在形成之中。使人雀跃的经济统计数据背后可能掩盖着生存艰辛的现状。2004年城镇人口贫困发生率为6％至8％，高于同期2．6％的农村水平。
该调查报告最值得关注的是，城市贫困将发生“代际转移”。即：当城市的贫困者因种种原因难求温饱的时候，他们的子女由于缺乏知识和技能，只能盲目地在一些大城市频繁转移，一年到头挣得的工资也只够温饱，贫穷成为他们摆脱不了的阴影。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个底层群体既包括城市下岗职工，也包括流入城市的大量农村人口。
由于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悲观、心理的严重失衡，使城市贫困人群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出现以暴力或非法手段换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据成都、重庆、西安公安机关介绍，现在城市贫困人群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主要是抢窃、盗窃等侵财类案件比较突出，其犯罪动机大多是“有了钱就能生活得更好”，呈现出“犯罪为了钱——有了钱就挥霍——挥霍完了再犯罪”的恶性循环。
致贫原因，不仅仅是自身问题
相比进城的农民工，城市贫困人群的人格特征有其特殊之处，即工人群体的人格特征。在原有的体制下，工人属于既得利益阶层。国家一包到底的“零风险”就业机会，使得中国从事现代化大生产的产业工人的内心却远离现代意识，他们似乎永远都在等待“安排”。在中国农民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的同时，工人群体的人格特征却相对滞后。
城市贫困阶层形成的经常性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市贫困居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比农民更加贫困。其次，城市贫困家庭很难有往其他城市和地区迁移的机会和能力。其三，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转移，更加增长了城市贫困人口的就业压力。其四，城市贫困人口的人才素质普遍较低。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表明，有56％的下岗工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另有13％的下岗工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知识的缺乏已成为他们就业的主要障碍。其五，城市贫困人群由于自身和环境的因素，收入几乎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企业的高层管理职位和一般职位问的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其六，庞大的教育花费和医疗花费也是城市居民致贫的原因之一。
城镇贫困问题的凸显，源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配套制度的滞后。比如，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没有优先考虑下岗失业工人的权利和利益，导致其生计没有着落。与此同时，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又普遍存在着政府甩包袱的思路，财政补贴政策也没有随着社会变化而及时调整，导致财政补贴未能覆盖真正的贫困群体。或许目前城市贫困群体扩大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过度强调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忽视了新增财富惠及中下层居民的民权思想。
弥补鸿沟，政府不能推卸的责任
目前中国社会领域影响最大且将长期起作用的问题有三个：就业、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在目前体制框架下，收入差距还会继续扩大，而且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曾经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但那是以牺牲经济效益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我国当前面临的就业问题，要比西方世界历史上遇到的问题困难得多。在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情况下，改革的首要问题是政府要承担而不是推卸自己在社会保障问题上的经济责任。
政府可以做的是，将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并轨，建立以政府税收为基础的、覆盖城乡绝大多数居民的社会救助制度。解决收入差距过大要利用税收杠杆。如个人所得税制度，本来是一种调节过高收入的税制，但是多年以来中低收入工薪阶层却成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还有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要由经济建设型转变为以公共服务型为主。许多地方政府，轻视公共服务，强调市场经济多了一些，强调社会主义少了一些；而在谈及社会主义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提高效率方面多一些，而强调它“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少了一些。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制环境和人治环境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不讲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
和谐社会需要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目前形成的社会结构，既与中国市场经济不完善有关，也与制度性机制有关。我们需要通过推进户籍、就业、人事、社会保障等改革，调整城乡、区域、就业结构，使社会低层逐渐缩小，中间阶层逐渐扩大，引导培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事实上，阶层差别总是客观存在的，这并不可怕，关键是阶层之间能否公平合理地流动。就中国而言，目前促进阶层流动的最大动力是教育，其他促进流动的方法还包括就业和收入分配．而后两者又与教育息息相关。阶层鸿沟的弥补首先要保证教育的公平。要让农村的孩子享受义务教育，城市贫穷孩子能上好学校，所有的孩子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让城市贫困人群及其子女走出生活拮据的阴霾，享受国家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繁荣，这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