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借了100斤粮食，72年后，该还多少？对山西省娄烦县人武部來说，他们不是在“还债”，而是在“还情”——4月12日，他们把三袋面粉、两袋大米、一桶油和2000元，送给周氏兄弟。72年前，周氏兄弟的爷爷周模旦借给八路军358旅一担粮食。可他去世时，借条被烧掉了。两年前，娄烦县有关部门在一间破窑洞的灶膛里，发现八路军向老乡打的欠条。
　　欠条已烧的周氏兄弟也领到了政府的偿还。不过在其他事例中，借条是请求地方政府补偿的源起，也是政府反复鉴定的信物。而背后隐藏的，则是漫长的时光或动荡的年代。
　　解放军借据、游击队欠条、红军收据，在1949年以前的22年里，诸如此类的字据近些年陆续面世。面对相似的题目，各地政府回答不一，这类不好定性甚至不好定真伪的欠条，是否有标准答案？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各地设立清欠办，清理从红军时期开始我党我军在各地筹集粮饷时所打的借条。政策规定按照历年银行的存款利率计算到兑换时止，清欠工作一直到1970年左右结束。而后，中共调整了归还政策，不再归还“欠款”，而是作为支持革命进行“奖励”，数额由各地民政部门自行掌握。所以，这些借条、收据兑现来的是“补助金”、“慰问金”。
　　除了“小米加步枪”的革命战争时期，梳理中国当代历史，还有一道令人无法回避的伤口。
　　1966年“红八月”，文物鉴赏家王世襄看着家门被贴上“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他认为与其被抄家，不如主动“自我革命”。于是，这个文博所研究员向自己单位请求抄家。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刘靖基和王世襄如出一辙。1966年夏，抄家时被勒令站在书画桌上的刘靖基，打着哆嗦跟上海博物馆联系，要求按他提前写的“捐献申请”，派人来取。
　　不过被抄走的东西并不是有去无回，根据相关规定，被“错抄”的，可以退还查抄财物，“但金银文物损失赔偿暂不处理”。少数“过冬确有困难”的，能在查抄物资中“酌情”解决一两床棉被。而后，随形势变更，开始大规模退回抄家财物。1971年，中共中央决定停止“破四旧”运动，并开始清退部分被抄财物。
　　国家自1973年4月1日起开始清退“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王世襄追要被抄文物的漫漫长路由此开始。据中办发（1986）6号文件和人行银发（1986）228号文件，“查抄的金、银及其制品，已经给价款；没有上交国库，原特尚在，原主索要的，应该退还原物；一些稀有的金、银古币，可以作为文物对待，虽已上交国库，如果原物还在，也应归还原物。”
　　补退金银差价也成为“挽回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的党和政府的信誉”的举措之一。据《上海财政税务志》，从1983年到1990年年底，上海共办理金银补差9442笔（户），补款888.99万元。这只是第一步，更能反映歉意的，还在于补偿。从1974年起，上海市拨出各种补偿款4084.73万元，而最能反映这座城市独特气息的，是对钢琴的退赔。1985年，上海对在文革中没收的831户（笔）1616架钢琴进行了清退。到1990年年底，共付出修理费、价差和赔偿款80.16万元。
　　在个人层面，清退财物也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过程。为了9489.93元，王世襄奔波了13年——这在当时已是笔不小的退赔。据安徽大学校史记载，1978年，安大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整个大学赔偿文革抄家财物，折算下来才有11110元。
　　而一些“影响比较重大”的领导干部，在组织的充分思想工作下，还会放弃补偿。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长蒋鲁冰回忆，根据当时国家的财力，他们所里的折价赔偿都是“象征性”的，“主要是这些受害干部、老专家和群众的理解”。
　　摘自《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