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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合肥经济圈内部16个县（市）近8年来的Theil指数计算，发现经济圈内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及发展速度不平衡的问题日趋明显，其总体差异有逐年扩大趋势。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的定量分析方法，并进行一系列指标的选取和建立，找出了合肥经济圈区域经济差异性成因，并提出促进圈内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不平衡发展；合肥经济圈；面板数据模型
一、合肥经济圈区域经济不平衡测度
（一）研究区域概况
2009年11月15日，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合肥经济圈城镇体系规划》进行公示，“合肥经济圈”的全貌首次展现。根据规划，合肥经济圈包括合肥、淮南、六安3市及桐城市，土地面积约3.86万平方公里，2011年7月，国务院的批复撤销地级巢湖市，设立县级巢湖市，由合肥市代管，原巢湖市管辖的庐江县也划归合肥市管辖。随着定远县的后期申请批准加入，目前合肥经济圈共包括合肥、淮南、六安3个地级市、滁州管辖的定远县和安庆管辖的桐城市，共16个县（市）（图1）。
（二）合肥经济圈内部经济不平衡的测度
1.指标介绍。Theil指数能将总体的区域差异分解成不同空间尺度的内部和外部差异，分析不同部分对于整体差异的贡献，指数越大，区域经济差距越大，其公式如下：
Tp=
ln
（1）
Tp=TWR+TBR=ln
+
ln（2）
其中TP表示总体指数，TWR为区际指数，TBR为表示加权的区内指数，i为市区数，j为第i市的县级市或县域，Y、Yi、Yij分别为经济圈、市、县的GDP增加值，N、Ni、Nij分别为经济圈、市、县的人口数。为方便研究，本文人为地把桐城市归于六安市计算，定远县归于淮南市计算。
地区不平衡的测度分析。图2中可以看出，合肥经济圈的Theil指数从2004年的0.2205增加到2011年的0.3248，是2004年的1.47倍多，年均增长速度为6.01%，说明合肥经济圈的区域总体差异的拉大较为迅速，起伏十分明显。自2004年起Theil指数一直增加，但到2008年区域总体指数就下降到0.2618，差距有所减缓，直至2009年一跃又升到0.3045的高度。同时也可以看出3个区域彼此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区际指数从2004年的0.1003跳到2011年的0.1797。
而图3分析了3大市域内部的经济差异情况，合肥区域差异指数已由2004年的0.2015增加到2011年的0.2107，增长1.05倍。在这期间差异总体上是增加的，但2008居于最低点，而在2009年的短暂回升后到2011年再次回落，整个趋势呈现起伏状。淮南区域和六安区域内部的区内差异一直处于相对平稳状态，两地区内部的差距相似，但2005年起淮南区域的经济差异都略高于六安。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的选取及数据的来源
为了使选用的数据更具有代表性、操作的可行性与科学性，本文重点选择了以下指标：国内生产总值Y，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1、在岗职工人数X2、第二、三产业的比重X3、政府支出X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5、出口X6和实际利用外资X7。
本文结合合肥经济圈的发展现状，对合肥经济圈内16个县（市）经济发展差异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构建了自2007-2011年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评价的指标体系，研究中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和各市县地方统计公报，依据实际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并借Eviews7.0分析软件，对合肥经济圈的综合实力进行估计。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的2007—2011年合肥经济圈评价内部差异的相关数据既非横截面数据，又非时间序列数据，而是两者的结合，即面板数据。单纯依靠时间序列数据使我们无法考虑不同地区的特征差异，而这些特征差异的影响在地区比较中是极为关键的，但单纯依靠横截面数据无法得到趋势规律，使区域比较研究就失去了意义。引入计量经济学面板数据分析常用的混合OLS 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根据模型前提假设的严格程度，依次通过：（1）混合OLS 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F检验，确定是否适用混合OLS 模型；（2）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Hausman检验，确定是否适用随机效应模型；（3）选定适合的测算模型，精确测算主要因子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及其差异，并构建回归方程。
三、基于面板模型的差异成因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的检验
1.确定是否适用混合OLS模型。由于所研究区域的时间选取范围较窄，选择的自变量较多，不便使用变系数模型，所以本文模型要用F统计量检验是采用混合模型还是变截距模型，其零假设H0：αi=α，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项αi是相同的模型为混合模型，备选假设H1：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项αi是不同的，模型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F=
其中RSSr表示约束模型，RSSu表示非约束模型。N为截面成员数，T表示时间数，k为模型的约束个数。F统计量渐进服从自由度为（N-1.NT-N-k）的F分布。
利用本文的数据（N=16，T=5，k=7）可以得到F检验值（表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F0.05（15，57）=1.845<9.612，故拒绝原假设，采用变截距模型正确。
2.确定是否适用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可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选择更优的模型。其原假设是先建立随机影响模型，然后检验该模型是否满足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假设，如果满足就确定为随机影响的形式，反之则将模型确定为固定影响的形式。运用Eviews7.0其检验统计量等于85.1302，远远大于自由度为7的χ2分布，因此要拒绝原假设，即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 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假定截距项αi=α+αi*为，模型如下：
lnY=αi+β1InX1it+β2InX2it+β3InX3it+β4InX5it+β6InX6it+β7InX7it+uit
i=1，2，...16 t=1，2，...，5
其中α表示均值截距项，αi*表示截面个体截距项，即截面成员对均值的偏离，i表示16个截面成员，t表示样本数5年。
（二）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从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大小、显著性水平等方面来看：（1）固定资产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作用较大，变量十分显著，说明合肥经济圈内各县市总体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是靠当地的固定资产投资带动，但这种粗放型地增长，并不符合现在所提倡消费拉动增长的理念。（2）在岗职工人数的统计也非常显著，系数约为0.0023，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旧是主要产业形式，劳动力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大，这也是产生地区间经济差异的原因之一，劳动力更多流向城市，进一步造成地区间差异的扩大；（3）第二、三产业比重的系数虽为1.6039，但变量不显著，说明经济圈内的二、三产业力量还不够强大，缺乏高素质的劳动力和综合型人才，大多数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比较落后，效率底下；（4）财政支出系数较小但显著，其贡献率比起固定投资和劳动力稍低可能是地区内政府的支出重叠或资金流动方向欠妥导致财政支出没有发挥巨大的效用；（5）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仅不显著，还是负数，该变量每增加1%，地区产值减少33.89%，说明该地区消费需求不足，物价上涨幅度超过个人收入的增幅，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6）出口在1%的水平下呈显著性影响，目前地区内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呈良好增长态势，圈内对外输出产品的附加值日益加码，圈内民营企业日益壮大，成为进出口新生力量；（7）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虽然在5%的水平下显著，但符号为负，说明招商引资的力度不够，该地区的科技水平低下难以吸引外资的青睐。
从固定影响数值来看，αi*包括除了模型中七个变量以外的不随时间而变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固定效应较高的分别是肥东县，寿县和定远县等，正向偏离平均水平依次为71.03、59.99、55.02，说明这些县域的地区经济受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影响较大；固定效应较小的六安、合肥和淮南市辖区的经济平均增长水平分别负向偏离平均水平-49.93、-248.93、-253.40，模型中的七个解释变量对这些县域（市）的地区经济影响不如其他县域那么显著，他们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比如资源、城市化水平、科技实力、政策倾斜等。
四、结论与对策
对于合肥经济圈出现的差异问题进行分析，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首先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通过优化第一产业，提高第二产业，壮大第三产业，努力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格局。还要注重金融服务业、教育文化、医疗、旅游、饮食、物流等方面发展，早日形成完善的第三产业系统，重点支持个别主导产业，形成产业链，综合利用环保等综合项目，严格控制高耗能行业增长，大力发展低耗能产业，发展循环经济。
2.在招商模式方面，除了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外，还可以实施“产业招商”，即利用企业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配套，形成大企业带动、小企业配套的模式，例如合肥、淮南等地的汽车、家电、装备制造和重工业等产业具有发展优势，应积极承接关联配套产业，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延伸产业链，扩大零部件本地化生产，与主机厂形成良性的发展互动。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优势，大力开展委托招商、代理招商，降低招商成本，提高招商效率。
3.再次还要投入必要的资金，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县市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积极探索财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有效地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运用财税政策支持、引导地区发展，以市场为导向，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上的比较优势，确定各自的主导产业。二是加大财税支持力度，积极支持县市民营经济发展，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财税政策环境。
4.合肥经济圈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对于地区的出口额不仅要增加，还要提高出口竞争力，调整出口结构，重点促进优势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努力保持该地区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另外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逐渐地走属于自己的品牌路线，这样不仅能增加出口，也能拉动内需，促进该经济圈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蔡玉倩，翟有龙.河北省区域经济差异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8.
[2]冯俊新.经济发展与空间布局：城市化、经济集聚和地区差异[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吉新峰.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效应评价—基于区域差异的分析[M].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
[4]刘传江，董延芳.武汉都市圈经济发展差距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7.
[5]李正辉，徐维.区域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J].科技与经济，2011（2）.
[6]马国霞，田玉军，王志强.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区域差异及其动力机制量化分析[J].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
[7]周喆.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水平测度和成因探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
关键词：不平衡发展；合肥经济圈；面板数据模型
一、合肥经济圈区域经济不平衡测度
（一）研究区域概况
2009年11月15日，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合肥经济圈城镇体系规划》进行公示，“合肥经济圈”的全貌首次展现。根据规划，合肥经济圈包括合肥、淮南、六安3市及桐城市，土地面积约3.86万平方公里，2011年7月，国务院的批复撤销地级巢湖市，设立县级巢湖市，由合肥市代管，原巢湖市管辖的庐江县也划归合肥市管辖。随着定远县的后期申请批准加入，目前合肥经济圈共包括合肥、淮南、六安3个地级市、滁州管辖的定远县和安庆管辖的桐城市，共16个县（市）（图1）。
（二）合肥经济圈内部经济不平衡的测度
1.指标介绍。Theil指数能将总体的区域差异分解成不同空间尺度的内部和外部差异，分析不同部分对于整体差异的贡献，指数越大，区域经济差距越大，其公式如下：
Tp=
ln
（1）
Tp=TWR+TBR=ln
+
ln（2）
其中TP表示总体指数，TWR为区际指数，TBR为表示加权的区内指数，i为市区数，j为第i市的县级市或县域，Y、Yi、Yij分别为经济圈、市、县的GDP增加值，N、Ni、Nij分别为经济圈、市、县的人口数。为方便研究，本文人为地把桐城市归于六安市计算，定远县归于淮南市计算。
地区不平衡的测度分析。图2中可以看出，合肥经济圈的Theil指数从2004年的0.2205增加到2011年的0.3248，是2004年的1.47倍多，年均增长速度为6.01%，说明合肥经济圈的区域总体差异的拉大较为迅速，起伏十分明显。自2004年起Theil指数一直增加，但到2008年区域总体指数就下降到0.2618，差距有所减缓，直至2009年一跃又升到0.3045的高度。同时也可以看出3个区域彼此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区际指数从2004年的0.1003跳到2011年的0.1797。
而图3分析了3大市域内部的经济差异情况，合肥区域差异指数已由2004年的0.2015增加到2011年的0.2107，增长1.05倍。在这期间差异总体上是增加的，但2008居于最低点，而在2009年的短暂回升后到2011年再次回落，整个趋势呈现起伏状。淮南区域和六安区域内部的区内差异一直处于相对平稳状态，两地区内部的差距相似，但2005年起淮南区域的经济差异都略高于六安。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的选取及数据的来源
为了使选用的数据更具有代表性、操作的可行性与科学性，本文重点选择了以下指标：国内生产总值Y，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1、在岗职工人数X2、第二、三产业的比重X3、政府支出X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5、出口X6和实际利用外资X7。
本文结合合肥经济圈的发展现状，对合肥经济圈内16个县（市）经济发展差异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构建了自2007-2011年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评价的指标体系，研究中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和各市县地方统计公报，依据实际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并借Eviews7.0分析软件，对合肥经济圈的综合实力进行估计。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的2007—2011年合肥经济圈评价内部差异的相关数据既非横截面数据，又非时间序列数据，而是两者的结合，即面板数据。单纯依靠时间序列数据使我们无法考虑不同地区的特征差异，而这些特征差异的影响在地区比较中是极为关键的，但单纯依靠横截面数据无法得到趋势规律，使区域比较研究就失去了意义。引入计量经济学面板数据分析常用的混合OLS 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根据模型前提假设的严格程度，依次通过：（1）混合OLS 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F检验，确定是否适用混合OLS 模型；（2）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Hausman检验，确定是否适用随机效应模型；（3）选定适合的测算模型，精确测算主要因子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及其差异，并构建回归方程。
三、基于面板模型的差异成因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的检验
1.确定是否适用混合OLS模型。由于所研究区域的时间选取范围较窄，选择的自变量较多，不便使用变系数模型，所以本文模型要用F统计量检验是采用混合模型还是变截距模型，其零假设H0：αi=α，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项αi是相同的模型为混合模型，备选假设H1：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项αi是不同的，模型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F=
其中RSSr表示约束模型，RSSu表示非约束模型。N为截面成员数，T表示时间数，k为模型的约束个数。F统计量渐进服从自由度为（N-1.NT-N-k）的F分布。
利用本文的数据（N=16，T=5，k=7）可以得到F检验值（表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F0.05（15，57）=1.845<9.612，故拒绝原假设，采用变截距模型正确。
2.确定是否适用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可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选择更优的模型。其原假设是先建立随机影响模型，然后检验该模型是否满足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假设，如果满足就确定为随机影响的形式，反之则将模型确定为固定影响的形式。运用Eviews7.0其检验统计量等于85.1302，远远大于自由度为7的χ2分布，因此要拒绝原假设，即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 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假定截距项αi=α+αi*为，模型如下：
lnY=αi+β1InX1it+β2InX2it+β3InX3it+β4InX5it+β6InX6it+β7InX7it+uit
i=1，2，...16 t=1，2，...，5
其中α表示均值截距项，αi*表示截面个体截距项，即截面成员对均值的偏离，i表示16个截面成员，t表示样本数5年。
（二）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从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大小、显著性水平等方面来看：（1）固定资产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作用较大，变量十分显著，说明合肥经济圈内各县市总体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是靠当地的固定资产投资带动，但这种粗放型地增长，并不符合现在所提倡消费拉动增长的理念。（2）在岗职工人数的统计也非常显著，系数约为0.0023，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旧是主要产业形式，劳动力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大，这也是产生地区间经济差异的原因之一，劳动力更多流向城市，进一步造成地区间差异的扩大；（3）第二、三产业比重的系数虽为1.6039，但变量不显著，说明经济圈内的二、三产业力量还不够强大，缺乏高素质的劳动力和综合型人才，大多数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比较落后，效率底下；（4）财政支出系数较小但显著，其贡献率比起固定投资和劳动力稍低可能是地区内政府的支出重叠或资金流动方向欠妥导致财政支出没有发挥巨大的效用；（5）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仅不显著，还是负数，该变量每增加1%，地区产值减少33.89%，说明该地区消费需求不足，物价上涨幅度超过个人收入的增幅，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6）出口在1%的水平下呈显著性影响，目前地区内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呈良好增长态势，圈内对外输出产品的附加值日益加码，圈内民营企业日益壮大，成为进出口新生力量；（7）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虽然在5%的水平下显著，但符号为负，说明招商引资的力度不够，该地区的科技水平低下难以吸引外资的青睐。
从固定影响数值来看，αi*包括除了模型中七个变量以外的不随时间而变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固定效应较高的分别是肥东县，寿县和定远县等，正向偏离平均水平依次为71.03、59.99、55.02，说明这些县域的地区经济受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影响较大；固定效应较小的六安、合肥和淮南市辖区的经济平均增长水平分别负向偏离平均水平-49.93、-248.93、-253.40，模型中的七个解释变量对这些县域（市）的地区经济影响不如其他县域那么显著，他们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比如资源、城市化水平、科技实力、政策倾斜等。
四、结论与对策
对于合肥经济圈出现的差异问题进行分析，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首先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通过优化第一产业，提高第二产业，壮大第三产业，努力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格局。还要注重金融服务业、教育文化、医疗、旅游、饮食、物流等方面发展，早日形成完善的第三产业系统，重点支持个别主导产业，形成产业链，综合利用环保等综合项目，严格控制高耗能行业增长，大力发展低耗能产业，发展循环经济。
2.在招商模式方面，除了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外，还可以实施“产业招商”，即利用企业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配套，形成大企业带动、小企业配套的模式，例如合肥、淮南等地的汽车、家电、装备制造和重工业等产业具有发展优势，应积极承接关联配套产业，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延伸产业链，扩大零部件本地化生产，与主机厂形成良性的发展互动。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优势，大力开展委托招商、代理招商，降低招商成本，提高招商效率。
3.再次还要投入必要的资金，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县市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积极探索财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有效地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运用财税政策支持、引导地区发展，以市场为导向，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上的比较优势，确定各自的主导产业。二是加大财税支持力度，积极支持县市民营经济发展，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财税政策环境。
4.合肥经济圈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对于地区的出口额不仅要增加，还要提高出口竞争力，调整出口结构，重点促进优势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努力保持该地区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另外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逐渐地走属于自己的品牌路线，这样不仅能增加出口，也能拉动内需，促进该经济圈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蔡玉倩，翟有龙.河北省区域经济差异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8.
[2]冯俊新.经济发展与空间布局：城市化、经济集聚和地区差异[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吉新峰.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效应评价—基于区域差异的分析[M].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
[4]刘传江，董延芳.武汉都市圈经济发展差距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7.
[5]李正辉，徐维.区域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J].科技与经济，2011（2）.
[6]马国霞，田玉军，王志强.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区域差异及其动力机制量化分析[J].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
[7]周喆.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水平测度和成因探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