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两国大体上在19世纪60-90年代先后迈出了早期现代化的步伐,而两国发展的结局却大不相同。日本的维新是由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主动在全国推行,明治政府为了集中政府权力,成立了专门负责引进、移植和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中央机构。这些中央机构,都以"激进改革派"人士执掌。而中国只是由地方上的几个大员,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其他对洋务有兴趣的总督或者巡抚在他们的辖区办理。洋务新政时期,未能建立任何一个推动资本主义改革、引进西方学术和技术以及机器设备的专门机构,没有一个机构来设计、制定有关推动洋务新政的方针政策。在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方向上,中日之间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国,洋务新政初期引进的军事工业,全部是官办,此后开设的民用工业项目,大多是官督商办,民办企业极难生长。清政府没有提出促进民营企业的任何政策。日本则实行了两个并举:引进资本主义企业与引进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举,举办官办企业与鼓励民营企业并举。尽管两国都具有早期现代化的特征,但与真正的现代化进程相比较,尚有距离。洋务新政与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产物,难以作真切的比较。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逐渐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日本社会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造,这些改造刺激了日本社会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生,推动了日本社会向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转变,从而促进了日本产业政策向自由资本主义方向转换。这个转换,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可见,落后国家只有转换国家体制,才可能全力推进资本主义的产业政策和文化政策,才可能赶上现代化的潮流,而中国在19世纪内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只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很难迈出大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