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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是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上陶村一名14个月大的幼儿，各种症状显示，豆豆可能铅中毒。经检测，豆豆小小躯体内的含铅量已超过每升200毫克，是儿童安全指标的两倍多。
豆豆的检测结果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上陶村的村民陆续去医院进行检测，而结果让人尤为担心。除了又检测出来的20多名血铅超标的孩子外，另外去医院检测的179名成年人中，有105人被确定为血铅超标。更令人惊讶的是，一名43岁的村民的血铅含量竟达每升797微克。
上陶村一位村民指出，坐落在村中的一家蓄电池生产企业应该为此负责，“这家整天飘着恶臭的公司就是污染源”。
而此前，有关电池行业成为重金属污染主要来源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有媒体更是尖锐地指出，电池行业成为重金属污染的祸首。而当电池行业因污染环境而被“千夫所指”时，隐藏于背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却被忽视。
生产：“少李逵，多李鬼”
电池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按工作性质和储存方式可分为原电池（一次电池）和蓄电池（二次电池）。
原电池又称非蓄电池，我国居民常用的1号、5号、7号电池便属此类，以碳锌电池和碱性电池为主，1997年我国干电池无汞化生产技术开始普及，2005年该类电池除扣式电池外，基本实现无汞化，对环境污染几无。
蓄电池可分为铅蓄电池、铅晶蓄电池、锂电池、铬镍电池等，被广泛地应用于汽车、摩托车以及电动车、计算机和应急照明等领域，但其中所含的铅、铬等重金属物质如果处置不当，极易对环境造成污染。
据工业与信息化部所发布的《电池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预防方案》（以下简称《预防方案》）显示，2009年我国产电池400多亿只，占全世界50%以上，出口比例为70%。其中，涉及重金属的铅蓄电池产量约为12000万千伏安时、铬镍电池约4亿只，扣式碱性锌锰电池约为80亿只，普通锌锰电池220亿只，可谓名副其实的电池生产大国。
然而，在骄人电池产量的背后，对环境造成污染较大的铅蓄电池生产行业却乱象丛生。
“在铅蓄电池生产企业中，拥有合规环保处理设施的大企业占的数量少，而无合规环保处理设施的小企业却占到了多数。”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王敬忠在说上述一番话时面露忧色。
由工信部发布的《预防方案》也证实：“铅蓄电池行业规模企业少、小企业多、部分企业技术装备落后，铅污染严重。”
“2008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已经取得铅酸蓄电池生产许可证的1800多家企业的统计，产值达到500万以上的企业只有二三百家，这是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有1000多家企业是作坊式的企业。”王敬忠说。
2007年5月20日《铅酸蓄电池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正式实施，该细则规定国家质检总局内设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负责铅酸蓄电池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日常工作。
王敬忠认为，由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铅酸蓄电池生产许可证，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颁发许可证参考的标准更多侧重于产品质量，对环保的监督并不凸显，甚至缺失。
这些作坊式的生产企业尽管生产的产品质量合格，但在生产过程中为了减少生产成本，常常采取了简单、粗糙的生产方式，在铅酸蓄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铅气、铅灰以及铅水直接或间接排放到空气中或者地表，从而对环境造成污染。
回收：有组织回收率不足30%
北京市危险废弃物处置中心的李佩（应采访者要求化名）在谈到铅酸蓄电池回收的问题时话语之间难掩无奈，“我们现在就是赔本赚吆喝”。
北京市危险废弃物处置中心是北京市环保局指定的危险废弃物综合处置中心，主要对危险废弃物进行回收预处理。因为铅酸蓄电池中存的铅属于重金属，对自然环境和人体产生的危害大，所以北京危险处置中心的一个主要业务就是回收铅酸蓄电池，然后进行正规处理。在北京，这样被官方认可的危险废弃物处置公司大概只有三四家。
拥有正规资质，获得环保部门认可，可是北京市危险废弃物处置中心却有难言的苦衷。“因为处理成本高，我们对铅蓄电池的回收价格大约是那些非法小商贩回收价格的一半，很多企业或者个人都只顾眼前利益，将废弃的蓄电池卖给小商贩，小商贩再卖给那些作坊式的小企业。”李佩说。
当作坊式的小企业接收后，他们将铅酸蓄电池中有经济价值的铅和塑料壳留下，之后便将蓄电池中含有铅等有害物的电解液随意倒掉，而事实是“一块电池的电解液足以让一个大树死掉”。
除此之外，小企业通过简单的人工拆卸和熔炉即可进行铅酸电池的回收利用，成本不过10万元左右，而国内一家标准无污染铅蓄电池回收再生产的企业，至少需要投资2个亿，相差巨大的投入成本，使得作坊式的小企业数量不断增多，正规企业市场受挤压。
相比铅酸蓄电池的生产环节，王敬忠认为铅酸蓄电池的回收环节“比生产环节更严重”， 一方面真正具有环保资质的合格企业原材料短缺，造成生产设备闲置；另一方面很多“三无”厂家采用低技术手法破解电池。在破解过程中，电池中的酸被直接倒入土壤或者河流，污染环境，同时酸液中的铅渣随之留在土壤，造成永久性污染。
根治：管理是关键
近年来，我国重金属污染呈高发趋势，除了我国部分地区多位居民出现血铅超标现象外，每年我国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的粮食达1000多万吨，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多达1200万吨，合计经济损失200亿元，足以每年养活4000多万人。
在王敬忠看来，将电池行业归为重金属污染的祸首并不正确，“除了电池行业，汽车尾气以及航空使用的含铅汽油都是重金属的主要污染源，但不容置疑的是，从电池行业来说，整个行业需要加强管理和监督。”
王敬忠一直相信，“只有污染的企业，没有污染的行业”，生产铅酸蓄电池不等同于污染，如何管理和执行才是关键。
“国家要真正重视环保问题，一些地区政府为了当地的税收和就业，对不合规范的电池生产企业与回收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的后果就是以牺牲环境与人的健康为代价。”王敬忠说。
目前，随着我国对电动汽车发展的支持，未来我国蓄电池行业将迎来难得的机遇，但如果我国蓄电池行业乱象不及时整治，其隐藏的风险不容小觑。
因大多数蓄电池生产企业不用为破坏环境而付出代价，较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此类蓄电池冲击市场的“法宝”，反倒让正规厂家的生产企业处于被动，更有小企业假冒知名蓄电池品牌，扰乱市场秩序。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正在积极补充行业准入条件，对原有的生产许可证进行补充，提供行业门槛，淘汰不合规企业，积极扶持合规企业，从而形成规模效益，这将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王敬忠说。
同时，王敬忠也表示，明确的法律规范同样不能缺席，应将环保考核纳入市场准入机制，在电池生产领域筑起一道“绿色的长城”。
李佩对本刊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能将手中的废弃铅酸蓄电池交给合规合法的单位，不要只看到眼前利益，毕竟环境保护是每个人的责任。”
豆豆的检测结果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上陶村的村民陆续去医院进行检测，而结果让人尤为担心。除了又检测出来的20多名血铅超标的孩子外，另外去医院检测的179名成年人中，有105人被确定为血铅超标。更令人惊讶的是，一名43岁的村民的血铅含量竟达每升797微克。
上陶村一位村民指出，坐落在村中的一家蓄电池生产企业应该为此负责，“这家整天飘着恶臭的公司就是污染源”。
而此前，有关电池行业成为重金属污染主要来源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有媒体更是尖锐地指出，电池行业成为重金属污染的祸首。而当电池行业因污染环境而被“千夫所指”时，隐藏于背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却被忽视。
生产：“少李逵，多李鬼”
电池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按工作性质和储存方式可分为原电池（一次电池）和蓄电池（二次电池）。
原电池又称非蓄电池，我国居民常用的1号、5号、7号电池便属此类，以碳锌电池和碱性电池为主，1997年我国干电池无汞化生产技术开始普及，2005年该类电池除扣式电池外，基本实现无汞化，对环境污染几无。
蓄电池可分为铅蓄电池、铅晶蓄电池、锂电池、铬镍电池等，被广泛地应用于汽车、摩托车以及电动车、计算机和应急照明等领域，但其中所含的铅、铬等重金属物质如果处置不当，极易对环境造成污染。
据工业与信息化部所发布的《电池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预防方案》（以下简称《预防方案》）显示，2009年我国产电池400多亿只，占全世界50%以上，出口比例为70%。其中，涉及重金属的铅蓄电池产量约为12000万千伏安时、铬镍电池约4亿只，扣式碱性锌锰电池约为80亿只，普通锌锰电池220亿只，可谓名副其实的电池生产大国。
然而，在骄人电池产量的背后，对环境造成污染较大的铅蓄电池生产行业却乱象丛生。
“在铅蓄电池生产企业中，拥有合规环保处理设施的大企业占的数量少，而无合规环保处理设施的小企业却占到了多数。”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王敬忠在说上述一番话时面露忧色。
由工信部发布的《预防方案》也证实：“铅蓄电池行业规模企业少、小企业多、部分企业技术装备落后，铅污染严重。”
“2008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已经取得铅酸蓄电池生产许可证的1800多家企业的统计，产值达到500万以上的企业只有二三百家，这是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有1000多家企业是作坊式的企业。”王敬忠说。
2007年5月20日《铅酸蓄电池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正式实施，该细则规定国家质检总局内设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负责铅酸蓄电池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日常工作。
王敬忠认为，由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铅酸蓄电池生产许可证，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颁发许可证参考的标准更多侧重于产品质量，对环保的监督并不凸显，甚至缺失。
这些作坊式的生产企业尽管生产的产品质量合格，但在生产过程中为了减少生产成本，常常采取了简单、粗糙的生产方式，在铅酸蓄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铅气、铅灰以及铅水直接或间接排放到空气中或者地表，从而对环境造成污染。
回收：有组织回收率不足30%
北京市危险废弃物处置中心的李佩（应采访者要求化名）在谈到铅酸蓄电池回收的问题时话语之间难掩无奈，“我们现在就是赔本赚吆喝”。
北京市危险废弃物处置中心是北京市环保局指定的危险废弃物综合处置中心，主要对危险废弃物进行回收预处理。因为铅酸蓄电池中存的铅属于重金属，对自然环境和人体产生的危害大，所以北京危险处置中心的一个主要业务就是回收铅酸蓄电池，然后进行正规处理。在北京，这样被官方认可的危险废弃物处置公司大概只有三四家。
拥有正规资质，获得环保部门认可，可是北京市危险废弃物处置中心却有难言的苦衷。“因为处理成本高，我们对铅蓄电池的回收价格大约是那些非法小商贩回收价格的一半，很多企业或者个人都只顾眼前利益，将废弃的蓄电池卖给小商贩，小商贩再卖给那些作坊式的小企业。”李佩说。
当作坊式的小企业接收后，他们将铅酸蓄电池中有经济价值的铅和塑料壳留下，之后便将蓄电池中含有铅等有害物的电解液随意倒掉，而事实是“一块电池的电解液足以让一个大树死掉”。
除此之外，小企业通过简单的人工拆卸和熔炉即可进行铅酸电池的回收利用，成本不过10万元左右，而国内一家标准无污染铅蓄电池回收再生产的企业，至少需要投资2个亿，相差巨大的投入成本，使得作坊式的小企业数量不断增多，正规企业市场受挤压。
相比铅酸蓄电池的生产环节，王敬忠认为铅酸蓄电池的回收环节“比生产环节更严重”， 一方面真正具有环保资质的合格企业原材料短缺，造成生产设备闲置；另一方面很多“三无”厂家采用低技术手法破解电池。在破解过程中，电池中的酸被直接倒入土壤或者河流，污染环境，同时酸液中的铅渣随之留在土壤，造成永久性污染。
根治：管理是关键
近年来，我国重金属污染呈高发趋势，除了我国部分地区多位居民出现血铅超标现象外，每年我国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的粮食达1000多万吨，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多达1200万吨，合计经济损失200亿元，足以每年养活4000多万人。
在王敬忠看来，将电池行业归为重金属污染的祸首并不正确，“除了电池行业，汽车尾气以及航空使用的含铅汽油都是重金属的主要污染源，但不容置疑的是，从电池行业来说，整个行业需要加强管理和监督。”
王敬忠一直相信，“只有污染的企业，没有污染的行业”，生产铅酸蓄电池不等同于污染，如何管理和执行才是关键。
“国家要真正重视环保问题，一些地区政府为了当地的税收和就业，对不合规范的电池生产企业与回收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的后果就是以牺牲环境与人的健康为代价。”王敬忠说。
目前，随着我国对电动汽车发展的支持，未来我国蓄电池行业将迎来难得的机遇，但如果我国蓄电池行业乱象不及时整治，其隐藏的风险不容小觑。
因大多数蓄电池生产企业不用为破坏环境而付出代价，较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此类蓄电池冲击市场的“法宝”，反倒让正规厂家的生产企业处于被动，更有小企业假冒知名蓄电池品牌，扰乱市场秩序。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正在积极补充行业准入条件，对原有的生产许可证进行补充，提供行业门槛，淘汰不合规企业，积极扶持合规企业，从而形成规模效益，这将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王敬忠说。
同时，王敬忠也表示，明确的法律规范同样不能缺席，应将环保考核纳入市场准入机制，在电池生产领域筑起一道“绿色的长城”。
李佩对本刊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能将手中的废弃铅酸蓄电池交给合规合法的单位，不要只看到眼前利益，毕竟环境保护是每个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