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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陕北人，由于受堂叔刘志丹的影响，父亲很早就投身革命。为躲避反动派的迫害，2岁时我就随妈妈来到队伍里。那时父亲是刘志丹的红26军骑兵团团长，所以我是在马屁股上长大的。
6岁上了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校，我当时是最小的一班。张国焘当时是边区政府副主席兼我们小学校长，后来他叛逃了。在延安中学上学时，好多中央领导的后代如张浩(即林育南，是林彪的堂兄，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刘伯坚、刘少奇的孩子和中共早期著名烈士的遗孤也都是我的同学。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我从热河进入东北。在林海雪原中剿匪，有一回差点被冻死。1949年11月考入长春的二航校，到1950年下半年我就在初教机上放单飞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调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将军的秘书和俄文翻译。后来中央决定选派一批青年去苏联学习航空，我被选上了。我的同学后来都成国家航空航天方面的栋梁之才，如孙家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李伯勇、于龙淮、沈士绵等人。我比他们先走了一段时间。因为徐向前元帅率中国军工代表团访苏时，我是俄文翻译。所以早走了些日子。在莫斯科我们上的是全苏联最著名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全院一共有30个中国学生，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如波兰、罗马尼亚等五国也有数量不等的青年在那里留学。留学头三年我们先预科学习，主要是学习俄文和苏联高中的数理化课程。三年预科以后，再分专业，如结构力学、空气动力、发动机、军械等。同时还要学习军事测绘、合同战术、哲学、联共(布)党史等许多课程。苏联老师都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授、老专家。他们对我们既严格又很慈爱。当时我们都是带双薪上学的，我是正营级。每月工资160元人民币，留学期间，苏方给的工资是1500卢布。普通留学生是500卢布，研究生是700卢布。当然，情况是不一样的，如孙家栋是哈工大的，是正连级，他老家是东北的，比较困难，我花不了就周济同学了。我们吃饭是小灶(不同于苏军学员)，四人一桌，有人伺候上菜。苏联餐中热菜不如中餐好。但苏联各种鱼罐头口味很好，而且品种也很多。我们学院附近就是著名的迪那摩体育场，很热闹，小酒店也很多，学校也不太限制喝酒。全体中国留学生都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所以成绩也很优秀，1955年学院总共颁发了5枚金质奖章，中国留学生就得了3枚。
当时正是中苏关系蜜月期间，所以学院对我们也很不错的。但时间长了，发生摩擦也是难免的。但总的讲责任并不在我们，因为苏联人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所以矛盾也日益激化，最后演化成由我执笔，代表全体留学生给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写了一封“告御状”的信。原因是这么几件事情引起的。苏联军队，尤其是军事院校非常注重军装礼仪。苏军官服上的铜扣每天都要用专用液体擦拭。金光闪闪。而我们的军服无论是从质量还是服饰方面就差一些，显得有些土气。有些苏军士兵就讥笑，“毛泽东的兵都是游击队”。还有一次，苏军的一位同志手表丢了，一口咬定是中国留学生偷的。有一个食堂管理员因为别的国家学生没交费出现伙食费亏空，反而说是中国学生不交钱。几件事凑到一起，中国留学生忍无可忍，就出现了给赫鲁晓夫写信的事。后来苏方通知了中国大使馆，大使馆先是派了一个武官，后来又派了副武官来询问信是谁写的，但我们谁也没讲。不过暑假回国之后，我们让刘亚楼司令员狠狠地训了半天。
2
1958年回国以后，我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即老五院，导弹研究院)，副院长是钱学森先生，当时，钱先生为我们国家的导弹起步事业做了扎实基础工作，并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1963年做科学规划时，我平均两个礼拜就要向他作一次汇报。五院当时的专家也是超一流的。如任新民、梁守槃、屠守锷等都是世界水平的。
当时的领导如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院长刘有光等也是很棒的。当然，最主要的是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主席多次过问五院的具体工作，周总理、聂帅、陈赓大将、张爱萍上将直接领导，所以五院的工作是开展得富有生气。我本人在参加完1059(引进苏联短程地地导弹)后，就转向地空导弹了，先后仿制完成了红旗1号、2号地空导弹。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研制红旗-3号的经历。
从19162年初到1967年9月，为了侦察我国核试验和导弹研制情况。台湾国民党先后派出美制U-2高空侦察机达110架次，被我英勇的地空导弹部队使用苏制萨姆-2和国产红旗-2地空导弹击落5架。
[根据U-2飞机在中国和苏联屡屡被击落和越南战场的经验教训，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于1963年2月开始研制，1964年12月首飞，1966年1月交付使用了SR-71“黑鸟”高空高速侦察机。我方在得知这一确切情报后，准确判断：将来美方一定会用这种飞机对我国进行侦察，未雨绸缪，及时向五院下达了研制对付“黑鸟”的红旗一3号地空导弹计划，刘从军院长也就是在这时临危受命出任红旗-3的总设计师]
“黑鸟”是所谓的双3飞机，即飞行速度3马赫以上(最大平飞速度M3.2)，最大升限为，3万米，实际上是27 000米。该机上配备有雷达、合成孔径侧视雷达、光学、红外等多种当时最先进的侦察设备，其战略侦察系统每小时侦察面积达15万平方千米。1967年9月8日，我军击落的最后一架U-2飞机坠毁后，其胶片并未损坏，有关方面把这些宽幅胶片冲洗出来以后发现，一张在公园草地上的报纸，刊头的“人民日报”四个字清晰可见，这可是在近2万米的高空拍的。虽然当时不知道“黑鸟”上装的什么相机，但根据反向思维，即可判断出：“黑鸟”上的照相侦察设备绝不会比U-2差的。各种原因分析下来，“黑鸟”一旦入侵我国，那我们将无秘密可言!
当时中央催得很紧，周总理亲自过问此事。1965年8月提出方案，在我们已经熟悉掌握仿苏萨姆-2生产红旗-2号地空导弹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提高各项技术性能(射速、射高、射距、抗干扰及指挥柱制雷达系统)，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最佳方案，做到了真正的快、好、省。
3
要提高红旗-3号的各项性能，最主要就是要增加红旗-3号的推力。红旗-2号原有的固体火箭助推器装有14根各重约20千克的双基发射药药柱，我们增加了两根同规格的药柱，这样有效地提高了红旗-3号的初速。红旗-2原有的液体燃料发动机使用的四氧化二氮(氧化剂)和偏二甲肼(燃烧剂)在当时在没有比冲更大的液体燃料的情况下，我们经过精确计算，加大了燃料箱容积，增加了燃料携带量，使发动机工作时间有效延长。原有的红旗-2号液体燃料发动机采用的是过氧化氢加催化剂产生蒸汽推动的涡轮加压泵(该泵的作用如同汽车发动机油 泵)。通过涡轮加压泵喷射到燃烧室的液体燃料压力越高，其发动机产生的推力也就越大，我们对涡轮泵也做了改进、提高了工作压力。通过这三项主要的改革措施，使红旗-3号的最大射高达27千米以上，速度也超过3M，射距也比红旗一2有了较大的提高。由于红旗-3是在红旗-2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外形变化不大，只是弹体粗了一点，外行人是看不出来的。
当然导弹的制导也是个大问题，当时的地空导弹在飞行过程中一直是受地面控制的，只是到了弹上雷达捕捉到目标以后，才和地面控制系统脱离，而这时导弹已处于2万多米的高空，空气稀薄再加上各种扰动因素，导弹往往摇摆不定，直接影响射击精度。我们也针对这些情况作了相应的技术改进，稳住了导弹。另外一个就是抗干扰问题，在“萨姆”-2、“红旗”-2与U-2飞机PK的几年中，干扰和反干扰一直是个主要问题。而且我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是由来已久了，每当击落U-2飞机时，军方、我们和有关生产科研单位，总是要仔细研究U-2残骸上的各种干扰设备(未及自毁的)，找出相应反制措施。据不完全统计，前后研究出的主要反干扰措施达十几种之多。所以在研制红旗-3的过程中，我们也把各种行之有效的反干扰措施应用进来。导弹有了，但靶标又成了问题。以往红旗-2号使用的靶标有两种，一种是从苏联引进的在退役的米格-15战斗机上安装信标机，在遥控飞行的情况下，供导弹打靶，还有一种使用降落伞悬挂靶袋供导弹打靶。对这两种靶子，空军均不认可，主要原因就是速度和高度。米格-15靶机飞机速度不过八九百千米，高度也就万把米，悬挂靶几乎是静态的，高度也很有限，空军认为这都不能真实反映“黑鸟”的飞行状况。当时国内也没高速靶机可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伤透了脑筋，最后决定采用红旗-3号作为靶机，来它个以弹打弹，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先后研制出了图强-1号和图强-2号两种靶弹，前者效果不好，采用图强-2号效果很好了，该弹可在上升至27千米以后，改为平飞，其时速达到M3.5，完全符合“黑鸟”的飞行状况。1970年冬天，我们在酒泉空军武器试验基地进行验收。我开玩笑地对空军参加验收的负责人讲：“这红旗-3号你若是再不要，那我就拉到北京空军司令部门口去摆着，堵着你的大门口，看你怎么办。”验收时打了13发弹全中，试验圆满成功。加上试验时打的几十发弹。一共打了不到五十发弹就搞成了可击落“黑鸟”的红旗-3号地空导弹，并成功列装部队。
4
当然研制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打的第一发试验弹就掉了，周总理得知情况以后，亲自指示：要找出失败的原因。我们集中人员在上海找原因，经过3个月的工作终于解决了问题。周总理为人谦和，记忆力超强是人所共知的(“文革”后期，刘院长任某型地空导弹总设计师时，从上海来北京向总理汇报，总理看了刘老的简历后，用带着嘉许的口气说：“想不到陕北刘家还出了位导弹专家。”总理对刘志丹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刘志丹牺牲之后，总理曾作诗悼念：“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还有在试验弹体上要安装测试装置，以便随时掌握弹头的飞行状态。但在测试装置与弹体的结合上却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先后用橡胶、铝合金和合金钢弹簧作为连接减振装置，但振动还是太大，总也消除不了。后来王秉璋副司令对我们说：“你们有大专家还愁什么?”这一句话提醒了我们，于是我们找到了钱学森先生，他看了现场试验之后，肯定地说这是个“动强度”问题，建议我们去找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郭永怀教授，但由于某种客观原因我们没找到郭先生。我们的一个中专毕业生，想了一个办法，在弹体和测试装置结合部安上了厚约20厘米的工业毛毡，紧固后振动完全消失，试验正常进行。
本来在红旗-3号未列装之前，SR-71“黑鸟”曾几次入侵我国侦察我氢弹试验和弹道导弹研制情况(后来证明，不是SR-71，而是一种飞行性能相近的高空高速无人驾驶侦察机)。我防空雷达也发现了它的踪影，但当时装备的红旗-2号和歼-6、歼-7战斗机都是束手无策，更甭说射高只有万把米的100毫米高炮了。可自从红旗-3号试制成功入役以后，“黑鸟”没有入侵过我国领空从事侦察活动，只是沿我国领海线擦边飞行，并不敢进入我国腹地。究竟是老美侦知了红旗-3号研制成功，怕“黑鸟”被击落，致使机密落我手?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往往从缴获的敌人兵器中获得对方有关技术秘密。二战时，德国从缴获的苏制T-34坦克上得到启发从而研制出了“虎”式重型坦克。苏联以迫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美制B-29重型轰炸机为原型研制了自己的图-4远程轰炸机，美国人仿照缴获的德国V-1、V-2导弹，生产了他们第一代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例子挺多的，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还是老美对我们的机密都了如指掌，不用再侦察了?还是国际局势的变化使美国改变了敌对中国的态度，如此种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现在，我们当年参加过红旗-3研制工作的老同志聚在一起谈论此事时，还是一头雾水。但有一条我们都坚信：心血和汗水都不是自流的，“仗可十年不打，兵不能一日不练，”“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是要亡国的!
5
我今年80岁了，回首自己担任过十几种各型导弹总师的经历，总是感慨万分，心潮澎湃不能自己!那些在艰苦的岁月里和自己并肩战斗的专家和同事们，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不在了，但我永远忘不了他们。那时的生活多艰苦啊，到黄沙遍地狂风大作的戈壁滩基地做试验，每天补助才6毛钱，根本不够，还得自己倒贴。在京郊沙河水库的山中做固体发动机试车试验时，那些留洋归来的专家也和我们一样，肩扛20多千克重的火药柱，小心翼翼地放在弹巢中，生怕出一点差错，因为固体燃料药棒只要出现一点裂纹，在燃烧时都会产生巨大爆炸，从而满盘皆输。那时没有正规试车台，我们就在平滑的大石板上打孔，把固体燃料发动机用螺栓固定住，放置在水平面上，一开车，烈焰滚滚，飞砂走石，一天下来，我们都是灰头土脸，累得站都站不起来了，但同志们的情绪还是非常饱满。
如今的导弹比红旗-3先进多了，红旗一3也早退役了。但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了红旗系列导弹舍生忘死殚精竭虑的人们。没有他们就不会有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时，那些令西方情报人员百思不得其解寝食不安的导弹，就没有共和国的今天的国际地位。当然，我本人，我们研究院也不是几十年只有“过五关斩六将，”也有“走麦城”，费时费力费财结果百无一成的沉痛教训!
我是陕北人，由于受堂叔刘志丹的影响，父亲很早就投身革命。为躲避反动派的迫害，2岁时我就随妈妈来到队伍里。那时父亲是刘志丹的红26军骑兵团团长，所以我是在马屁股上长大的。
6岁上了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校，我当时是最小的一班。张国焘当时是边区政府副主席兼我们小学校长，后来他叛逃了。在延安中学上学时，好多中央领导的后代如张浩(即林育南，是林彪的堂兄，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刘伯坚、刘少奇的孩子和中共早期著名烈士的遗孤也都是我的同学。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我从热河进入东北。在林海雪原中剿匪，有一回差点被冻死。1949年11月考入长春的二航校，到1950年下半年我就在初教机上放单飞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调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将军的秘书和俄文翻译。后来中央决定选派一批青年去苏联学习航空，我被选上了。我的同学后来都成国家航空航天方面的栋梁之才，如孙家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李伯勇、于龙淮、沈士绵等人。我比他们先走了一段时间。因为徐向前元帅率中国军工代表团访苏时，我是俄文翻译。所以早走了些日子。在莫斯科我们上的是全苏联最著名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全院一共有30个中国学生，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如波兰、罗马尼亚等五国也有数量不等的青年在那里留学。留学头三年我们先预科学习，主要是学习俄文和苏联高中的数理化课程。三年预科以后，再分专业，如结构力学、空气动力、发动机、军械等。同时还要学习军事测绘、合同战术、哲学、联共(布)党史等许多课程。苏联老师都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授、老专家。他们对我们既严格又很慈爱。当时我们都是带双薪上学的，我是正营级。每月工资160元人民币，留学期间，苏方给的工资是1500卢布。普通留学生是500卢布，研究生是700卢布。当然，情况是不一样的，如孙家栋是哈工大的，是正连级，他老家是东北的，比较困难，我花不了就周济同学了。我们吃饭是小灶(不同于苏军学员)，四人一桌，有人伺候上菜。苏联餐中热菜不如中餐好。但苏联各种鱼罐头口味很好，而且品种也很多。我们学院附近就是著名的迪那摩体育场，很热闹，小酒店也很多，学校也不太限制喝酒。全体中国留学生都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所以成绩也很优秀，1955年学院总共颁发了5枚金质奖章，中国留学生就得了3枚。
当时正是中苏关系蜜月期间，所以学院对我们也很不错的。但时间长了，发生摩擦也是难免的。但总的讲责任并不在我们，因为苏联人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所以矛盾也日益激化，最后演化成由我执笔，代表全体留学生给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写了一封“告御状”的信。原因是这么几件事情引起的。苏联军队，尤其是军事院校非常注重军装礼仪。苏军官服上的铜扣每天都要用专用液体擦拭。金光闪闪。而我们的军服无论是从质量还是服饰方面就差一些，显得有些土气。有些苏军士兵就讥笑，“毛泽东的兵都是游击队”。还有一次，苏军的一位同志手表丢了，一口咬定是中国留学生偷的。有一个食堂管理员因为别的国家学生没交费出现伙食费亏空，反而说是中国学生不交钱。几件事凑到一起，中国留学生忍无可忍，就出现了给赫鲁晓夫写信的事。后来苏方通知了中国大使馆，大使馆先是派了一个武官，后来又派了副武官来询问信是谁写的，但我们谁也没讲。不过暑假回国之后，我们让刘亚楼司令员狠狠地训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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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回国以后，我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即老五院，导弹研究院)，副院长是钱学森先生，当时，钱先生为我们国家的导弹起步事业做了扎实基础工作，并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1963年做科学规划时，我平均两个礼拜就要向他作一次汇报。五院当时的专家也是超一流的。如任新民、梁守槃、屠守锷等都是世界水平的。
当时的领导如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院长刘有光等也是很棒的。当然，最主要的是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主席多次过问五院的具体工作，周总理、聂帅、陈赓大将、张爱萍上将直接领导，所以五院的工作是开展得富有生气。我本人在参加完1059(引进苏联短程地地导弹)后，就转向地空导弹了，先后仿制完成了红旗1号、2号地空导弹。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研制红旗-3号的经历。
从19162年初到1967年9月，为了侦察我国核试验和导弹研制情况。台湾国民党先后派出美制U-2高空侦察机达110架次，被我英勇的地空导弹部队使用苏制萨姆-2和国产红旗-2地空导弹击落5架。
[根据U-2飞机在中国和苏联屡屡被击落和越南战场的经验教训，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于1963年2月开始研制，1964年12月首飞，1966年1月交付使用了SR-71“黑鸟”高空高速侦察机。我方在得知这一确切情报后，准确判断：将来美方一定会用这种飞机对我国进行侦察，未雨绸缪，及时向五院下达了研制对付“黑鸟”的红旗一3号地空导弹计划，刘从军院长也就是在这时临危受命出任红旗-3的总设计师]
“黑鸟”是所谓的双3飞机，即飞行速度3马赫以上(最大平飞速度M3.2)，最大升限为，3万米，实际上是27 000米。该机上配备有雷达、合成孔径侧视雷达、光学、红外等多种当时最先进的侦察设备，其战略侦察系统每小时侦察面积达15万平方千米。1967年9月8日，我军击落的最后一架U-2飞机坠毁后，其胶片并未损坏，有关方面把这些宽幅胶片冲洗出来以后发现，一张在公园草地上的报纸，刊头的“人民日报”四个字清晰可见，这可是在近2万米的高空拍的。虽然当时不知道“黑鸟”上装的什么相机，但根据反向思维，即可判断出：“黑鸟”上的照相侦察设备绝不会比U-2差的。各种原因分析下来，“黑鸟”一旦入侵我国，那我们将无秘密可言!
当时中央催得很紧，周总理亲自过问此事。1965年8月提出方案，在我们已经熟悉掌握仿苏萨姆-2生产红旗-2号地空导弹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提高各项技术性能(射速、射高、射距、抗干扰及指挥柱制雷达系统)，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最佳方案，做到了真正的快、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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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红旗-3号的各项性能，最主要就是要增加红旗-3号的推力。红旗-2号原有的固体火箭助推器装有14根各重约20千克的双基发射药药柱，我们增加了两根同规格的药柱，这样有效地提高了红旗-3号的初速。红旗-2原有的液体燃料发动机使用的四氧化二氮(氧化剂)和偏二甲肼(燃烧剂)在当时在没有比冲更大的液体燃料的情况下，我们经过精确计算，加大了燃料箱容积，增加了燃料携带量，使发动机工作时间有效延长。原有的红旗-2号液体燃料发动机采用的是过氧化氢加催化剂产生蒸汽推动的涡轮加压泵(该泵的作用如同汽车发动机油 泵)。通过涡轮加压泵喷射到燃烧室的液体燃料压力越高，其发动机产生的推力也就越大，我们对涡轮泵也做了改进、提高了工作压力。通过这三项主要的改革措施，使红旗-3号的最大射高达27千米以上，速度也超过3M，射距也比红旗一2有了较大的提高。由于红旗-3是在红旗-2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外形变化不大，只是弹体粗了一点，外行人是看不出来的。
当然导弹的制导也是个大问题，当时的地空导弹在飞行过程中一直是受地面控制的，只是到了弹上雷达捕捉到目标以后，才和地面控制系统脱离，而这时导弹已处于2万多米的高空，空气稀薄再加上各种扰动因素，导弹往往摇摆不定，直接影响射击精度。我们也针对这些情况作了相应的技术改进，稳住了导弹。另外一个就是抗干扰问题，在“萨姆”-2、“红旗”-2与U-2飞机PK的几年中，干扰和反干扰一直是个主要问题。而且我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是由来已久了，每当击落U-2飞机时，军方、我们和有关生产科研单位，总是要仔细研究U-2残骸上的各种干扰设备(未及自毁的)，找出相应反制措施。据不完全统计，前后研究出的主要反干扰措施达十几种之多。所以在研制红旗-3的过程中，我们也把各种行之有效的反干扰措施应用进来。导弹有了，但靶标又成了问题。以往红旗-2号使用的靶标有两种，一种是从苏联引进的在退役的米格-15战斗机上安装信标机，在遥控飞行的情况下，供导弹打靶，还有一种使用降落伞悬挂靶袋供导弹打靶。对这两种靶子，空军均不认可，主要原因就是速度和高度。米格-15靶机飞机速度不过八九百千米，高度也就万把米，悬挂靶几乎是静态的，高度也很有限，空军认为这都不能真实反映“黑鸟”的飞行状况。当时国内也没高速靶机可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伤透了脑筋，最后决定采用红旗-3号作为靶机，来它个以弹打弹，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先后研制出了图强-1号和图强-2号两种靶弹，前者效果不好，采用图强-2号效果很好了，该弹可在上升至27千米以后，改为平飞，其时速达到M3.5，完全符合“黑鸟”的飞行状况。1970年冬天，我们在酒泉空军武器试验基地进行验收。我开玩笑地对空军参加验收的负责人讲：“这红旗-3号你若是再不要，那我就拉到北京空军司令部门口去摆着，堵着你的大门口，看你怎么办。”验收时打了13发弹全中，试验圆满成功。加上试验时打的几十发弹。一共打了不到五十发弹就搞成了可击落“黑鸟”的红旗-3号地空导弹，并成功列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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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研制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打的第一发试验弹就掉了，周总理得知情况以后，亲自指示：要找出失败的原因。我们集中人员在上海找原因，经过3个月的工作终于解决了问题。周总理为人谦和，记忆力超强是人所共知的(“文革”后期，刘院长任某型地空导弹总设计师时，从上海来北京向总理汇报，总理看了刘老的简历后，用带着嘉许的口气说：“想不到陕北刘家还出了位导弹专家。”总理对刘志丹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刘志丹牺牲之后，总理曾作诗悼念：“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还有在试验弹体上要安装测试装置，以便随时掌握弹头的飞行状态。但在测试装置与弹体的结合上却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先后用橡胶、铝合金和合金钢弹簧作为连接减振装置，但振动还是太大，总也消除不了。后来王秉璋副司令对我们说：“你们有大专家还愁什么?”这一句话提醒了我们，于是我们找到了钱学森先生，他看了现场试验之后，肯定地说这是个“动强度”问题，建议我们去找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郭永怀教授，但由于某种客观原因我们没找到郭先生。我们的一个中专毕业生，想了一个办法，在弹体和测试装置结合部安上了厚约20厘米的工业毛毡，紧固后振动完全消失，试验正常进行。
本来在红旗-3号未列装之前，SR-71“黑鸟”曾几次入侵我国侦察我氢弹试验和弹道导弹研制情况(后来证明，不是SR-71，而是一种飞行性能相近的高空高速无人驾驶侦察机)。我防空雷达也发现了它的踪影，但当时装备的红旗-2号和歼-6、歼-7战斗机都是束手无策，更甭说射高只有万把米的100毫米高炮了。可自从红旗-3号试制成功入役以后，“黑鸟”没有入侵过我国领空从事侦察活动，只是沿我国领海线擦边飞行，并不敢进入我国腹地。究竟是老美侦知了红旗-3号研制成功，怕“黑鸟”被击落，致使机密落我手?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往往从缴获的敌人兵器中获得对方有关技术秘密。二战时，德国从缴获的苏制T-34坦克上得到启发从而研制出了“虎”式重型坦克。苏联以迫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美制B-29重型轰炸机为原型研制了自己的图-4远程轰炸机，美国人仿照缴获的德国V-1、V-2导弹，生产了他们第一代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例子挺多的，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还是老美对我们的机密都了如指掌，不用再侦察了?还是国际局势的变化使美国改变了敌对中国的态度，如此种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现在，我们当年参加过红旗-3研制工作的老同志聚在一起谈论此事时，还是一头雾水。但有一条我们都坚信：心血和汗水都不是自流的，“仗可十年不打，兵不能一日不练，”“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是要亡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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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80岁了，回首自己担任过十几种各型导弹总师的经历，总是感慨万分，心潮澎湃不能自己!那些在艰苦的岁月里和自己并肩战斗的专家和同事们，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不在了，但我永远忘不了他们。那时的生活多艰苦啊，到黄沙遍地狂风大作的戈壁滩基地做试验，每天补助才6毛钱，根本不够，还得自己倒贴。在京郊沙河水库的山中做固体发动机试车试验时，那些留洋归来的专家也和我们一样，肩扛20多千克重的火药柱，小心翼翼地放在弹巢中，生怕出一点差错，因为固体燃料药棒只要出现一点裂纹，在燃烧时都会产生巨大爆炸，从而满盘皆输。那时没有正规试车台，我们就在平滑的大石板上打孔，把固体燃料发动机用螺栓固定住，放置在水平面上，一开车，烈焰滚滚，飞砂走石，一天下来，我们都是灰头土脸，累得站都站不起来了，但同志们的情绪还是非常饱满。
如今的导弹比红旗-3先进多了，红旗一3也早退役了。但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了红旗系列导弹舍生忘死殚精竭虑的人们。没有他们就不会有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时，那些令西方情报人员百思不得其解寝食不安的导弹，就没有共和国的今天的国际地位。当然，我本人，我们研究院也不是几十年只有“过五关斩六将，”也有“走麦城”，费时费力费财结果百无一成的沉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