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啪”，悬在头顶的探照灯被打开，橘色的灯光穿透玻璃罩狠狠地扎进我的眼睛。
　　 我眯起眼，偏过头，打量着惨白的天花板。一道身影突兀地出现在视野中，贴心地替我挡去大部分光芒。
　　 “没什么效果。”医生拿着冰冷的金属器具在我的口腔中搅动，“她都不做舌肌训练吗？”
　　 “她反正总是有理由的。要么就是学习忙，要么就是嫌麻烦忘了。”妈妈略带不满的声音从另一个角落传来。
　　 医生拿着器具在我嘴里捣鼓了一阵，一会儿让我咬紧牙齿，一会儿让我张大嘴巴，一会儿从正面瞧着我，一会儿从侧面观察，最后利落地脱下手套，安抚性地拍拍我的肩，示意我坐起来，说：“那就准备手术拔牙吧。”
　　 我转过头，睁大眼睛，全力迎接那探照灯所赐的所有光芒，然后闭上眼，脑子一片空白。
　　 起身的那一瞬间，我迅速地擦掉滚落下来的眼泪，假装在揉眼睛。
　　 “好的。”习惯顺从的我努力地点了点头。
　　（二）
　　 还记得小学五年级那个酷热难耐的暑假，从未上过高速的妈妈在导航的指引下，驱车带着我来到杭州一家著名的口腔医院。
　　 在妈妈和省城名医的连哄带骗下，我躺在了手术椅上。
　　 当我乖乖张开嘴，任由医生将那些铁片、钢丝强硬地植入我柔软的口腔时，我就知道没有退路了。
　　 最初的好奇和新鲜感早已退去，疼痛是最直接的感受。整排的牙齿像被紧紧勒住了一样，有挤压的痛感。这种疼痛随着麻药的失效越来越强烈，接下来，牙根开始发酸，牙龈逐渐变肿发胀……尖锐的钢丝头有时会碰到脸颊内侧的软肉，使其溃烂，然后愈合，周而复始。
　　 我的嘴里始终有股金属混合血腥的味道。晚上除了满嘴的钢丝、铁片、扎紧的皮筋，还要戴好正畸牵引装置，妈妈担心我睡熟了会不自觉地张嘴，又在我的嘴上贴牢胶带。无数个夜晚，我就数着绵羊在半梦半醒中度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我已是中学生了，周围戴牙套的同学不断更新着，唯独我依然还是一个牙箍妹。每月上省城一次的复诊似乎已成为我生活轨迹的一部分，就像这些冰冷的钢圈、铁片也已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三）
　　 我被推进手术室，护士小姐姐安慰道：“不用怕，只是一个小手术而已。”
　　 还是一样惨白的墙壁和天花板，我再一次躺在手术椅上。护士小姐姐搬来一套消毒后的手术器具，耐心地向我介绍它们的用途。
　　 尽管我有些心不在焉，还是听出要将我那两颗长歪的下智牙拔掉。
　　 长長的针管扎进我的牙根部。很快，麻醉药的苦涩味道在口中弥漫，大脑微微发烫。很快，一切痛感都消失了，我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
　　 那些精细的手术器械在嘴里进进出出，割、挖、钻，连带着阵阵刺耳的摩擦声充斥了整个房间。
　　 当那两颗硕大的牙齿从我的嘴里先后被取出时，我冷漠地看着它们，就像它们从来没有属于过我一样。
　　（四）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我就是高中生了，摘下牙箍也快半年了，但每月一次的复诊照旧。
　　 又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我和妈妈如约走进了正畸科，在护士的安排下，我习惯性地乖乖躺在手术椅上，等着熟悉的白大褂过来复诊。
　　 “我的建议是再整一次牙，效果会比较好。” 医生抚慰似的补救了一句，“我看你很爱笑的嘛！其实只要自信都是好看的。”
　　 “是啊，她可喜欢笑了。只要有效果，钱不是问题。”妈妈的声音从诊室的另一个角落传来。
　　 为了印证她的话，我配合地咧起嘴角，从喉咙深处挤出“哈哈”的声响。
　　 不知是因为这奇怪的笑声，还是因为我的默许，妈妈和医生也都笑了。诊室内充斥着欢快的气氛。
　　 很好。妈妈得到了一张“你的女儿会在一年后更漂亮”的空头支票。而我，得到了又一次持续一年的痛苦与煎熬。
　　（五）
　　 我又重新开始整牙了。妈妈说，整牙相当于整容，是可以改变脸形的。我想，为了我的牙齿和脸形，再吃一年的苦也不是不可以。可现在一句轻描淡写的“反弹”，将我打回了五年前那个一厢情愿地相信美梦会成真的小姑娘——脸形变没变更好看我不清楚，反正戴上那一圈钢牙的我肯定是丑陋的。
　　 医生说反弹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例如骨头的生长发育，舌肌的训练不到位，张嘴睡觉的习惯没有纠正过来……我无法否认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的懒惰与健忘导致的。
　　 我并不害怕重戴牙套，因为这五年它带给我的疼痛都已转化为潜意识的了，我无法具体描述那种感觉。我所害怕和担心的是又一次的徒劳无功，又一次的希望幻灭，又一次的重蹈覆辙……
　　 五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这次呢？会是又一次的许诺“流产”吗？
　　 旁边的医生与妈妈已经愉快地讨论起了后续的治疗。他们的语调轻松得仿佛在为一个洋娃娃挑选一套精致的晚礼服。即使被塞进了一套并不合身的衣服里，她也不会感到痛苦，更不会流血或被折磨得夜不能寐。她只会依照那既定的模子慢慢地变形，变成所有人都认为好看且衷心称赞的样子。
　　 我有些忧伤，不但是因为我很可能无法成为他们心中的那个洋娃娃，而且我也许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爱笑。